【原文的地位：从中心走向边缘】边缘地位

　　摘 要：传统翻译理论将原文置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而现当代翻译理论则消解了原文的中心地位，使之边缘化。这种地位的转变是影响翻译研究的语言观和哲学观的转变的体现。原文地位的边缘化有利于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但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
　　关键词：原文 中心地位 边缘化
　　
　　一、引言
　　
　　翻译不可避免要涉及到原文，可以说，原文是翻译的出发点，也是检验译文的重要参照，因此，原文自然而然地成了翻译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纵观中西译论史，原文在各个翻译理论家、各个学派的理论当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差别极大。大体上讲，传统译论当中，原文处于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地位，而在现当代的翻译理论中，原文的这种中心地位遭到了动摇，其地位慢慢被边缘化了。
　　
　　二、中西传统译论中原文的中心地位
　　
　　西方早期的译论学派称为语文学派。这一学派主张翻译是艺术，把翻译视为原作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造，译文注重神韵，要求译文和原文一样能够给译入语读者带来美的感受。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莱顿，泰特勒和塞弗瑞等。
　　德莱顿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1991：153）从他对译者“奴隶”的身份定位明显可以看出，他的翻译思想是以原文、原作者为中心的，译者这个“奴隶”的使命就是遵从主人――原作者的使唤，将原文的思想、风格用另一种语言完整地再现出来。
　　另一位语文学派译论家泰特勒在其1791年出版的《论翻译原则》（Essays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指出：“对译者来说，在忠实和谨慎以外，也没有其他要求。但既然不得不承认语言的特性不同，于是一般人都普遍认为，译者的职责只是洞悉原文的意义和精髓，透彻了解原文作者的思想，以及用他认为最适当的文字传达出来。”他由此提出了翻译三原则，即译文应该把原文的思想完全传达过来；译文的风格和表达形式应该和原文一样；译文要如原文一般流畅。（Tytler，1978:15）不难看出，这三条原则条条唯原文马首是瞻，原文是高高在上的，好的翻译要将原文的精髓完全传达到译文中去，译文只是原文的“复制品”，其地位是从属于原文的。
　　而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英国译论家塞弗瑞提出的著名的六对翻译原则亦是围绕着原文这个中心展开的。总体上说，语文学派主要关注的是译文对原文的“忠实”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原文在他们的理论当中自始至终是处于主导地位的。
　　20世纪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人们对语言的性质、结构和功能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翻译理论开始转向语言学方面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流派称作语言学派。语言学派主张“翻译是科学”，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只要遵循语言规律，制定出语言转换的规则，翻译便可以顺利进行。
　　语言学派的先驱卡特福特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TL)）”。（Catford, 1965:20）他指出“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寻找译语的翻译等值成分，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界定翻译等值关系的性质和条件”。（Catford, 1965:21）卡特福特的等值无疑是以原文为参照的，原文是翻译实践，也是翻译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围绕原文这个中心，寻找不同层次的“等值”便是目标所在。
　　语言学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属美国学者奈达。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重点研究翻译中的“等效理论”。他给翻译下的定义是：在译入语中使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E. Nida, 1969:12)用“最贴切的自然对等语”即要求译者要使自己的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行文自然，在功能效果上与原文“对等”，亦即他所提的“动态对等”（后来修正为“功能对等”）。不难看出，奈达的翻译研究亦是以原文为中心的。
　　总的来说，翻译语言学派强调语言规律的普遍性，把“等值”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力图通过语法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
　　西方传统译论，不论是语文学派的思想还是语言学派的主张，大都认为译者应当以原文为权威，积极追随原作者的脚步，追求译文与原文全方位的契合，而中国传统译论也逃脱不了“原文中心论”的樊篱。
　　中国最早用文字记载的翻译始于佛经翻译，伴随着这持续一千多年的译经事业，形成了早期的翻译思想。三国的支谦在其所著的《法句经序》一文中，提出译经时要做到“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则主张“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认为翻译应力求合乎原文本意，不得随意增减。而玄奘则提出了翻译的八字标准：“既需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即忠实于原文，“喻俗”，通俗易懂之意也。
　　而到了现代，清末的马建忠提出了“善译”，认为译文应于原文“无毫发出入其间”，以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近代译学之父严复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要求译文意义“不倍原文”。解放后，著名翻译家傅雷提出了翻译的“神似”标准：“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主张译者应努力适应原文。到了70年代末，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早期的“案本”、“求真”还是近代的“神似”、“化境”说，中国传统译论都是主张翻译时应以原文为中心，译者应努力维护原文的权威，忠实于原文。
　　
　　三、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对原文中心地位的消解――原文地位的边缘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开始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由翻译的内部研究扩展到外部研究――影响翻译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研究。翻译不再被看作单纯的语言转换，以原文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被摒弃，“原文中心论”也逐渐被消解，原文的地位开始走向边缘。
　　对原文的地位提出质疑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德国语言哲学家与文艺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的翻译思想。本雅明在其所著的《译者的任务》一书中，对传统译论的“忠实”标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以追求与原作相似为其终极本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Benjamin, 1923:23）他认为语言本身不指向任何客观现实，原文并非独立不变的封闭体，而是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译者的任务就是赋予原文生命，使其生存下去，而原文在翻译过程中放下自身，通过被变更、转换获得新生，实现成长、成熟。他因此把译文比喻为原文“后起的生命（afterlife）”。
　　本雅明对“原文�译文”这种关系的认识消解了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他对原文地位的这种诘难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巴西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西蒙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原文译文的主仆关系进行了颠覆。该理论认为传统译论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是基于“原文是男性的，主导的，译文是女性的，从属的”这一思想，不仅贬低了译者和译文，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双性的，强调译者的存在，译者有权改造、操纵甚至占有原文。
　　巴西后殖民主义学者则视翻译为一种类似于早期美洲土著居民中盛行的同类相食（cannibalism）习俗的活动，认为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吞食、消化，滋养译入语国家的作者，同时自身也在新诞生的译文中获得了新生，译文不再是原文的附属，译文和原文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原文与译文的二元对立关系不复存在。
　　以巴斯内特、勒菲弗尔和霍姆斯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Bassnett, 1992:�)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rewrite），改写是一种摆布，是为权力服务的。他把翻译研究同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巴斯内特则把翻译看作是译者摆布原文的过程，用多元论代替了单一的忠实于原文的教条。（袁莉，2002：401）在“翻译研究”派眼里，译者处于“操纵者”的地位，对原文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译文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甚至有时还超过了原文。
　　原文的权威性，甚至原文这个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里遭到了彻底的否定。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意义处于无限“延异”、“撒播”中，原文并不存在，文本中没有什么深层结构或预先决定的意义。“在翻译中，可以看到语言并不指向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指向它自身，因此，原文和译文之间存在的符号指意链是一条可以无穷无尽地向后追溯的链子，即译文是更早的译文的译文……”（Gentzler,1993:149）解构主义学派取消了原文译文的划分，认为二者不是传统译论所主张的主次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互文关系。
　　从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传统译论的“原文中心论”已逐步被消解。原文不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经典和权威。原文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确定的，翻译不只是纯粹的语言转换，原文的地位被大大边缘化了。
　　
　　四、对原文地位边缘化的思考
　　
　　原文的地位逐渐由中心走向边缘，这一现象表面反映的是不同翻译理论家、不同翻译理论流派对待原文态度的转变，从深层次上讲则体现了影响翻译研究的语言观和哲学观的转变。
　　17世纪笛卡儿提出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使哲学研究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原则。“我思”强调人是思维的主体，是认识过程的主宰，而客观世界则是认识的对象。“在这里，‘自我’不仅是作为‘表征’的舞台，而且在整个‘表征’过程中，他都必须始终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而‘语言’则仅仅是自我的工具，受自我的支配，被用来表达和再现自我的思想。”（盛宁，1970：60）这种工具论的语言观实际上预设了语言是透明的，具有十分精确的表征功能和再现功能，语言符号与客观存在物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种语言观的指导下，翻译研究必然认为原语文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存在着一种单一的、确定的意义，原作者是解释原文意义的权威，翻译就是要重现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唯一确定”的意义。这必然导致在翻译过程中以原作者、原文为中心，而“忠实”地再现原作者在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意图也成了评判译文的最高标准。
　　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论转向，从认识论的主体哲学转向了语言论的解释哲学，由传统的被动媒介式的语言工具论转向了本体论存在论的语言论。西方解释学认为我们只是在语言中与存在相遇，我们领会到的存在只是语言中的存在，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也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这样，语言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而是我们存在的家园，所以我们所说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存在。在我们有关自我的知识和有关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所包围着。语言已从工具进入了本体。语言系统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它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明了，单一确定，更不具透明性，与之相反，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含混性、隐喻性甚至离散性。（吕俊，2000：51）这种语言观使人们认识到文本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开放性，文本的意义也不是单一的、确定的。这种语言观的转变反映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人们不再认为原文作者是解释原文的唯一权威，译者、读者在原语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中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派认为翻译是改写。
　　在翻译研究中，提倡“原文中心论”容易导致译者主体性、创造性的丧失，译者成了原文、原作者的仆人，对原文、原作者惟命是从，成了“隐形人”。我们说，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完全“隐形”，译者的主观介入是不可避免的。而将原文完全弃之于不顾，甚至像解构主义译论家那样认为原文不存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译者的主体性，诠释的权利被强调得过头了，容易导致胡译、乱译。笔者认为，在翻译研究当中，原文的地位既不应是高高在上，神圣不可动摇的，也不应完全被忽视。人们称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再创造”这个“再”字就表明翻译不是一种独立创作，而要以原文为依托，不能借“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创造性，提高译者地位”为名而否认原文应有的地位。在原文与译文，原作者与译者、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
　　
　　五、结语
　　
　　总而言之，传统译论当中，原文处于中心的、主导的地位，原文被看作是终极意义上静止封闭的“绝对标准”，成了译者的“镣铐”，寻找对原文的“忠实”也成了翻译实践当中最重要的标准。而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则对原文的这种权威性提出了挑战，使原文的地位逐渐走向边缘，使译者、译文和读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却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有鉴于此，确立起原文在翻译研究以及翻译实践当中的合理地位应当成为译论家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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