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入虎焉得虎子的意思_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改变战术，决定冒一下风险，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王家池潜伏起来，再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吕梁三捷”是杨勇指挥才能的生动写照，具有“宋江三打祝家庄”那样的传奇色彩。
　　1938年，在日军大举向武汉、广州进逼的同时，华北方面的敌人，也遣兵调将，试图一路由山西风陵渡南下直取西安，一路由山西军渡至陕西吴堡一线西渡黄河进攻延安，妄想实现其侵占我大西北的罪恶计划。
　　北路敌人的先头部队已侵占了军渡――碛口一线；指挥此次行动的敌一○八旅团旅团长山口少将，已亲率其指挥机关进驻离石；同时，敌人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粮秣和渡河器材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看来敌人就要开始行动了。
　　当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师政委罗荣桓率领下，正活跃在吕梁山区。总部指示罗荣桓：坚决拖住敌人，保卫延安，巩固晋西北根据地。
　　罗荣桓命令担任343旅686团团长兼政委的杨勇，立即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敌人。连日来，隆隆的炮声频频自西北传来，军渡、碛口的敌人正与我守卫河防的部队隔河炮战；汾离公路上，整日烟尘滚滚，鬼子的运输车辆嘟嘟地嚎叫着，来往不断。我部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把“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不许鬼子渡黄河!”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六八六团的一些干部急切地要求快下手。但是，怎样下手呢?
　　曾吃过我军游击战不少苦头的日军，这次表现得特别小心和狡猾，行动前就在公路两侧到处设据点、筑碉堡，而在运输时，尖兵开道，后有部队掩护，使杨勇所率官兵难有可乘之隙。
　　一天，杨勇带着各营的干部又出去观察地形。天刚麻麻亮，他们便登上了西公岭，隐蔽在半人高的蒿丛中向公路了望。只见西公岭四周峰峦重叠，沟壑交错，汾离公路顺着山势，由东蜿蜒而来。公路在西公岭下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进入凹地。凹地一带并排平列着4条山沟，每条沟里都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
　　杨勇正看得出神，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侦察员送来师部的一份紧急命令：敌人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在两天后从汾阳起运，上级要六八六团相机截击。大家知道了这个情况，指着那段凹地异口同声地说：“团长，这儿就是个好战场，就在这儿干吧!”
　　同志们一个个劲头都挺大，惟有刘善福坐在一旁没有搭腔。他是杨勇派出的侦察队队长，一个多星期前就来到了西公岭，情况最熟，为什么他不说话呢?
　　“刘善福，你看怎么样?”杨勇指名问他。
　　“好是好，就是那个碉堡讨厌!”他指着对面一个山包上的碉堡给杨勇看。
　　原来敌人对这段凹地也十分警惕，在对面的制高点上专门修了一座高大的碉堡。每当敌人运输车队到来时，总是先派巡逻队搜索一下山沟，然后控制碉堡，掩护汽车通过。
　　怎么办呢?大家围绕这个问题议论起来。有人说干脆提前拔掉碉堡，但很快就被大家否定了，因为那样会“打草惊蛇”。又有人提议，在沟里埋伏部队的同时，也在碉堡后边的山凹里埋伏一个排，打碉堡和打汽车一齐开始，让敌人两头招架，不能相互支援。这样做一般是有把握的，只是地形对我不利，打起仗来伤亡怕不会小。尤其讨厌的是，碉堡背后的山凹不大，一排人隐蔽起来很容易暴露。讨论来讨论去仍没个结果。
　　这时，一直低着头在一块石头上画来画去的迫击炮连连长吴嘉德，满有把握地冲着杨勇说：“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保证三炮消灭碉堡。”原来他已经在那里做了观察和计算。
　　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杨勇非常高兴。
　　9月14日清晨，浓雾渐渐散去，金黄色的朝霞映照着苍翠的群峰，吕梁山显得分外雄伟。杨勇和政治处主任曾思玉站在西公岭南山一棵高大的核桃树下，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山下的公路静静地躺在那里，公路两旁，漫山满沟的蒿草，随着晨风摆动。
　　
　　山谷的早晨是如此宁静。杨勇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兴奋的心情驱走了连夜行军所带给他的疲劳。曾思玉打破沉寂，笑着说：“战士们隐蔽得很好，这才叫磨道里等驴――没跑!”
　　7点多钟，活动在汾阳城附近的侦察员通过各村情报站送来子报告：敌人的汽车已经出城了。
　　两小时之后，汽车队到达了西公岭前10多里的王家池，在那里加了水，添了油，半小时后才又上路。据守王家池的敌人，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在前边开道，掩护汽车通过西公岭。行至东山脚下，汽车都暂时灭了火，巡逻队继续搜索。
　　杨勇正在山上仔细观察，忽然看见西公岭东山顶上露出了钢盔和刺刀的白光。敌人持枪哈腰，成战斗队形沿公路缓缓前进，还煞有介事地走走、停停，停停、打打。待进至4条山沟附近时，一面虚张声势地喳呼着，一边用机枪、步枪四处盲目射击。也许因为他们近日来一直未在此地发现过什么情况的缘故吧，很快搜索完毕之后，便稀稀拉拉地朝碉堡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哇啦哇啦”地扯起噪门唱歌。
　　“叭!叭!”两发信号弹升上天空。这是敌人向隔山等候的汽车队宣布：已经没有问题，可以通过了。
　　轰轰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转眼间满载着敌兵和军用物资的20辆汽车，便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过来，进入杨勇设计好的伏击圈。
　　杨勇向炮兵连长吴嘉德发出的开炮口令刚一脱口，只听“轰”的一声，第一发炮弹已炸了。不偏不歪，恰好落在那个碉堡跟前。曾思玉禁不住说：“好!打得好!”紧接着又是两炮，也打中了，那个大碉堡里边的敌人差不多一起报销了。
　　随着第一发炮弹的爆炸声，战士们端着枪，挺着刺刀，神兵天降似地从几条山沟里冲了出来。没等押车的敌人弄清是怎么回事，成排的手榴弹就摔上了汽车，战斗一开始就在短距离内白热化了。
　　狭窄的路面上，着了火的汽车“鸣……鸣……”地挣扎着、相互挤撞着。
　　车上的敌兵，有的跳下车与我搏斗，有的趴在车厢里射击。他们还企图顽抗，但这已经无济于事。战斗不到1小时，200多名敌人除3名投降外，全部被歼了。
　　王家池据点的敌人虽近在咫尺，但一时还糊里糊涂，摸不到头脑。他们打电话向汾阳报告，电话线早已被截断了；出兵增援，又恐自身难保，只好架起钢炮向西公岭的群山盲目轰击，一直打到半夜。
　　第二天，驻汾阳的敌人才出动了一个联队，外加上千的伪军，到西公岭拉走了5车敌尸。
　　汾离公路上，一连几天不见敌人的汽车，远在黄河边上的敌人，因为得不到后方支援，粮秣和弹药都发生了恐慌。他们出来抢粮，又到处遭受游击队的袭击。未了，日军山口少将只好命令部下杀马吃肉，固守待援。
　　敌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不久又开始了运输。不过，敌人很刁滑，18日先以百多人分乘几辆汽车，押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运。杨勇根据师部的指示，就先给他个甜头，把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第二天，敌人果然胆大起来，又出动汽车18辆，满载通讯、渡河器材从汾阳西进。当天下着大雨。200多押车的敌人，个个浇得像落水鸡。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好容易通过王家池，爬过西公岭，眼看走过了2/3的路程，不料却在油房坪一带较平坦的地方遭到了八路军补充团的伏击。补充团在彭雄团长指挥下，冒着滂沱大雨，把敌人挡在公路的拐弯处，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全部歼灭了敌人，缴获了许多通讯器材。
　　
　　敌人连续被歼400余名，一○八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汽车被搞掉了近4/5。这个打击动摇了日军西渡黄河的决心。就在这时，师部又命令六八六团：敌人有撤退迹象，要不顾疲劳，迅速准备再战。为了狠狠地教训敌人，师部把六八五团二营和师部特务连临时配属给了杨勇的六八六团。
　　这时，日军已是惊弓之鸟，在撤退途中会更加小心。杨勇组织大家讨论，对付的办法是钻到王家池据点去干!
　　王家池一带山大路窄，过去我军曾多次在那里设伏。敌人就是因为在那里吃过亏，才特地在那里安了个据点。到敌人据点跟前设伏，困难当然很多，但杨勇认为，越是这种大胆的行为，越会出敌不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杨勇决定去冒一冒这个“风险”!
　　9月20午夜，杨勇指挥部队分路悄悄摸到了王家池附近，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隐蔽起来。
　　次日凌晨，敌人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沿途兄弟部队不断袭扰敌人，但敌人在山口的“不得恋战，飞速前进”的命令下，只顾招架，并不还手，仓仓惶惶地沿公路败退下来。
　　杨勇率领六八六团埋伏在王家池周围，在“恭候”日军的半天里，忍着饥饿、风吹日晒，谁也不动一动。盼到太阳快要当头的时候,敌人的骑兵在公路上出现了。紧接着，辎重、炮车、步兵，前拥后挤、吵吵嚷嚷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
　　敌人在村里没有停留。他们刚走出王家池，杨勇便命令二营首先发起了攻击，各营紧跟着也发起了冲锋。一霎时，冲锋号声、呐喊声震荡着山谷，全团战士从各个山沟，各个角落，或从敌人碉堡旁，或从王家池寨子里，一齐杀了出来，像洪水暴发一般压向敌人。六八五团二营拦腰插进敌人行列，把敌人的指挥机关给冲乱了。大洋马惊恐地乱蹦乱跑，等战士们一匹匹截获时，有的马身上还拖着鬼子的尸体。
　　杨勇指挥部队抓住战机，把敌人切成几段，并抓住它的指挥机关死死不放。头尾两段敌人拼命反扑，想给它的指挥机关解围。但此时，敌人已无回天之力。
　　第3次大捷共歼敌1000余人，不久前还在叫嚣要一举渡过黄河的山口少将也做了战死鬼。这一胜利震动了汾阳、太原的敌人。汾阳城四门紧闭。城内烟雾弥漫，臭气冲天，接连几天敌人都在焚烧尸体，最后还开了个“慰悼”大会，那些“武士道”们还兔死狐悲地在灵前痛哭流涕。
　　差不多在敌人开“慰悼”会的同时，杨勇在吕梁山区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祝捷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