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典范　道济天下]类似兼济天下的名言

　　在对韩愈的评价中,“道济天下之溺”是任继愈最为看重的,也是他继承韩愈最多的精神。除了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任继愈先生还以其博学、认真、创新和爱国精神,为广大学术界人士留下了一笔财富,树立了一座丰碑。他人尽管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存。
　　
　　□张立文(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任老的精神鼓舞下继续前行
　　
　　任先生是我们的楷模,他身上有许多宝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提携后学,关爱青年学者的儒师精神。任先生一直致力于提携后学和关爱年轻学者。1980年,我写了一本有50万字左右的《朱熹思想研究》,都是手稿,他不怕麻烦,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并写了序。他在序文中说,年轻人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1982年,我们去美国参加朱熹思想讨论会,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第一次去美国,当时87岁高龄的冯友兰先生也一起去。任先生是我们的领队,他不仅照顾年长的冯先生,对我们年轻的学者也是照顾有加。
　　终日乾乾的君子风度和品德。任先生非常儒雅,文质彬彬,有君子的风度和品德。他一生工作勤勤恳恳,鞠躬尽瘁。70多岁还在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每天和普通人一样上下班。不仅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每天坚持读书写作,每年要写20多万字。他常说:“我的时间就是我的学术生命。”
　　精益求精的精神。任先生无论是工作,还是写文章、编书,始终精益求精。大家都说无错不成书,但是任先生编的书中间错误是非常少的,这一点从《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上就可看出。他一生编著的图书非常多,我问他:“你编了那么多书,你自己看不看?”他说:“我不仅都看,而且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发现错误就让他们立即纠正。”所以我们看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才能够获得如此多的收益。任先生的精益求精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还表现在他对学术本身的深入研究,不断探讨,不断听取大家意见,从而使观点不断趋于完善。这种精神对我们年轻人做学术,做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勇于创新的精神。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学者学术生命能不能延续的关键,而任公这一点非常让人佩服。1982年,在朱熹思想讨论会上,他提出的论文说,宋明理学是一种成熟的宗教,把儒教认定为一种宗教,认为儒家从教宗、经典到仪式都有,应该是一种宗教。这种观点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人的批判。我们从这一点则可以看出他不怕别人批评和质问的创新精神。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认同他的观点。
　　为他人着想的利他精神。他把年轻人的需要,把对年轻人的培养放在首位,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得到延续、提升和发展。我们也要学习他的这种精神。
　　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一直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地奉献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源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他对中华文化的爱好和弘扬。五四运动后对中国文化一直采取的是批判态度。但是,任公一直坚持弘扬中华文化,他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个工作,1961年开始编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就很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进行研究。正是因为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他能这么做。
　　任公的这六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尽管他走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在他精神鼓舞下继续前行。
　　
　　□白化文(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
　　
　　可以说,任先生和季先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们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随着两位前辈的去世,这个时代也基本上要过去了。
　　说到任先生在学术方面的贡献,我总结了这样两句话,即“整齐经史百家,权衡儒释道三教。”所谓“整齐”,就是把经史百家拿来重新用新的办法编排。而“权衡儒释道三教”指的是他把儒释道三教逐一评译,而且寻找三者的内在关联,把三者联系起来。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做到了。
　　他“总持国家大项,领袖群伦”。任先生是文科的“总司令”,他总持了大部分的国家级大的文化项目,比如《中华大藏经》(这已经编完了,续编正在开始编),任先生领导了几乎30年。还有“二十四史”的重新教点,也是由任先生挂帅。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如他领导的《中国佛教史》八卷本,现在才出了三卷;《中国哲学史》多卷本现在才刚开始做;“二十四史”也由他主持。其他如清史稿,也有任先生领导的队伍在。而跟国家图书馆最有关系的“古籍保护中心”也是任先生领导的项目,内容是关于古籍的保护,关于国宝级古籍的评定,以及已经损毁的古籍的修复。在这个过程中,他把我们这一批上世纪50年代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给统领了起来。
　　他做领导,是真领导,不是只挂名。常常是既做政务指导也做业务指导。他不但对主要方针政策以及某些具体的操作方法进行指导,而且对每一个项目的指导常常能传达到中层以上的干部。我本人在《中华大典》的修订工作中就常常得到任先生的亲自指导。由于他事必躬亲,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敬重和爱戴。
　　作为领导,他非常知人善用,他提拔的干部一般都是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过硬的。他对于手下的干部又是十分爱护的。不仅过问他们的业务,更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这些细心的关怀常常让人感到很温暖,很感动。
　　他做国图馆长后,把国图搞得很活。他提出了很多建议,“古籍保护中心”就是他到文化部争取来的项目。这个项目不仅搞活了国家图书馆,全国的许多公共馆都因此受益。现在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
　　对待朋友,任先生从来是尽心帮助。中央民族大学已故教授马学良先生与任先生在西南联大同为研究生,当时马先生研究少数民族文字,需去少数民族地区学习调研,准备硕士论文。当时正值抗战时期,他所去的地方是彝区,非常贫穷,不但吃不上穿不上,而且当地百姓对他也不友好。马先生有些撑不住,不断给任先生写信,说坚持不下去了,想要放弃。任先生不断写信鼓励他坚持住,同时立刻带了大批食品、日用品,雇了个小毛驴给他送去。也正是任先生的鼓励,马先生才坚持了下来。马先生后来论文写出来因为一半是彝文,没人认得,也只发了个提纲。这部著作随后就被搁置了起来。到最后马先生自己都绝望了,任先生却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多方奔走,想方设法使它出版。也正是在任先生的帮助下,这本书终于在马先生逝世前一个月得以出版,并且获得了国家图书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任先生对友情的真挚。而这类事情,任先生办过好多项。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后辈
　　
　　任老是很重视实践的人,对我国学术文化贡献很大。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宗教学,他是中国现代宗教学研究的开拓者,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宗教问题,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新的天地,影响了一代人。他本人在佛教方面也有很多建树,并且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赞扬。
　　二是《中国哲学史》,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品位质量极高,我们都是作为读本认真来读的。
　　三是对文化的积累、开拓、宏扬的贡献很大。在他的主持下,总字数超过1亿的《中华大藏经》历经10余年完成了107卷,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宗教大辞典》和《佛教大辞典》等工具书则填补了新中国宗教研究空白。而他10余年担任国图馆长期间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贡献也有目共睹。公共图书馆管理的人性化、规范化方面都有他本人的贡献。
　　四是他本人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治学严谨。据我了解,任老与季老两位都是早上四点就开始工作的,现在这样的人很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的成就不是凭空来的。
　　任老的创新精神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对《孔子》一书进行过4次翻译,不断地对书中的要义精髓进行修改,这表现了他不断思考,反思过去自己研究的成果,不断创新的精神。
　　任老工作非常认真,是极其敬业的一位长者。他担任中国哲学史会长,我是常务副会长,作为他的助手,很真切地体会到他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他常常不辞辛苦,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
　　任老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他非常热爱祖国,对我国的时局、动态十分关心,每言必是国家大事。尤其对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更是关怀备至,并常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我们。
　　
　　□隗芾(原汕头大学文学与文化学教授、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在古代文学方面造诣深厚,令人钦佩
　　
　　任老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贡献很大。1986年,汕头大学打算召开首届国际韩愈学术讨论会,参会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等八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专家,我担任筹备组组长。当时,学界有“南饶北季”之说,即两位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和季羡林,于是我给二人打电话。谁知饶宗颐回复说,出席此会除了邀请他和季羡林之外,必须还有一人,那就是任继愈。我颇感奇怪,任继愈是宗教和哲学领域的大师,怎么会对韩愈有研究?抱着一丝疑惑,我向任继愈发出了邀请。
　　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州,再从广州坐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到汕头,当我见到坐在马路牙子上的任继愈时,他对学术的热情让我对面前这位70多岁的老人充满了敬佩之情。任先生当时腿脚不好,到哪儿去参观我先征求任先生的意见。当时路况不好,去韩公祠、灵山寺等地时,许多地方根本没有公路,需要徒步拄着棍去。他说去:“我大老远来,我一定去。”
　　那时,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学界对韩愈的定位依然没有定论。会上,任继愈提出,要从文学、哲学和宗教的角度继承韩愈的精神。多数人认为韩愈反佛,但是实际上“韩愈反的是那个朝代佛教的做法,而不是反佛教的根本。”正是这次会议,为后人研究韩愈奠定了基础,而任继愈的观点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在学界被证明是站得住脚的。
　　了解任继愈的人都知道,他本名任又之,后改名为任继愈。对于这个名字的来历,我曾问过老人,得到的答案是:年轻时,因为被韩愈忠君爱国之情打动,故改名“继愈”。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作出了很好的评价,说他抱负宏大,自视甚高,忠君爱国,他的文章切合时弊,提倡文以明道,不平则鸣,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通常文人更看重苏轼的上半句“文起八代之衰”,而任继愈则看重下半句“道济天下之溺”,即韩愈其文关注民生,关注现实,有着杜甫一样忧国忧民的情怀。任先生继承韩愈更多的是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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