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昌信仰的起源 刺客信条起源信仰之跃怎么跳

　　摘 要：本文通过对文昌信仰历史演化的梳理，从中国人的天人感应、“学而优则仕”以及劝善思想等方面，对文昌信仰的内在原因和外在作用加以论述。　　关键词：文昌信仰 梓潼神 天人感应 学而优则仕 劝善
　　起源于绵阳市梓潼县的文昌信仰作为民间信仰的其中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属于如今比较活跃的民间信仰之一。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者对其历史、思想内核及现代价值加以论述，本文以该信仰的起源为切入点，从其产生的各种内因外缘试作讨论。
　　一、 文昌信仰的历史演化
　　（一）文昌星
　　文昌星，俗称文曲星。《楚辞》卷五：“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轂。”[1]可见“文昌”一词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盖掌管众神，召领众星的首领。《史记?天官书》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录。”司马贞《索隐》曰：“《文耀钩》曰：‘文昌宫为天府。’《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春秋元命包》曰：‘上将建威武，次将正左右，贵相理文绪，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老幼，司灾主灾咎也。’”[2]孔令宏认为，文昌信仰是作为星辰崇拜的一部分，其被赋予的神职职能还比较广泛。魏晋以前，民间对文昌的信仰主要是侧重“司命”，隋唐科举制度实施后，人们开始看重文昌宫第三星“贵相理文绪”和第六星“司禄赏功进士”的职能。文昌信仰于是从星相术的范畴转而为道教所利用，由主大贵的吉星转而成为了主掌功名利禄之神。[3]
　　（二）梓潼神
　　1、梓潼神最初形象依托——雷神、龙蛇图腾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二载梓潼县：“郡治。有五妇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蛇崩山处也。有善板祠，一曰恶子。民岁上雷杼十枚。岁尽，不复见，云雷取去。”[4]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注有善板祠一条，认为即今梓潼县北十八里曲山之文昌帝君庙。板，籍也。任氏释其为“奉祀者着善籍，雷神所护，故俗记祠之。后人遂因善籍转为司禄命之神也”，颇有道理。依常氏所载，梓潼神最初是作为雷神以而被敬拜祭祀的。雷神，是人类信仰较为古老的神。《山海经?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5]雷神信仰起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于雷电的自然崇拜，最初是与中华民族的图腾——龙联系于一体的，而后逐渐人格化，以至于形成了单独的雷部体系，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雷部的最高神。他不仅能布雷行雨，赐福禳灾，而且还是惩奸罚恶，主持正义之神。民间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雷公诞”，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今梓潼七曲山文昌帝庙西北方仍有一处雷神庙，专门用以供奉雷神。可推测雷神是梓潼先民崇拜的氏族图腾，在没有英雄人格做依托的年代，雷神就是梓潼神的具体崇拜对象。而由此向前追溯，雷神是和龙相联系的自然崇拜，可推测其起源于氐羌人的龙蛇图腾。
　　2、自然崇拜的人格化——张育、张亚子的合二为一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二年（甲戌、三七四）……夏五月，蜀人张育、杨光起兵击秦，……，秦王坚遣镇军将军邓羌帅甲士五万讨之……张育自号蜀王……六月，育改元黒龙。秋七月，张育与张重等争权举兵，相攻秦，杨安、邓羌袭育，败之。……八月……邓羌撃张育、杨光于緜竹，皆斩之。益州复入于秦。” [6]蜀人感张育抗敌之英烈，故修祠以追远。《文献通考》卷九十郊社二十三：“英显王庙，在劒州，即梓潼神张亚子，仕晋战没，人为立庙。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济顺王。”[7]另外当地人还有梓潼神为张恶子之说。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作注云：“恶与亚古音同，故造文昌说者，讳恶為亚。”从而可推知，梓潼神又可作为祖先崇拜，是雷神、龙蛇图腾的崇拜逐渐依附到现实英雄人物的身上的。随着年代的更替，又逐渐把张育、张亚子等人物事跡糅合一体，将抗敌报国的英烈形象与为母报仇的孝悌形象合二为一。
　　（三）专职司禄的文昌帝君
　　南宋高宗绍兴十年，敕大修梓潼神庙，敕封庙额为灵应祠，梓潼神的神格发生变化，成为司禄主文治科第之神，信众从蜀中扩展至江南。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封“蜀七曲山文昌官梓潼帝君”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文昌与梓潼遂合二为一，逐渐由蜀中地方神衍化升格，成为职司天下科举文运的神祇。元代大一统疆域的形成，使文昌信仰在更大范围内流播。清嘉庆六年（1801年），大学士朱珪呈进《文昌化书》，清仁宗敕命各省皆立文昌庙。此后文昌帝君被列入国家祀典，升为中祀，地位几乎与孔子并尊。道教的文昌和儒教的孔子，逐渐成为天下士人的精神主宰，以致有了“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之说。[8]
　　二、 文昌信仰产生的原因
　　（一）文昌信仰产生的内在原因
　　1、天人感应观
　　盖凡宗教或信仰的产生，皆以人类的欲愿或观念为内在原因，并在一定的外缘条件下得以形成。[9]文昌信仰早期的雷神、龙蛇图腾崇拜是源于远古先民对大自然的神秘性感到无知与无助而產生出的自然崇拜。大自然的威慑使先民们对自然的认识局限于“自然神”的内容，认为只有遵从神的旨意才能得到福佑，这就源于天人感应的思想。春秋时盛行的占星术，依据天体的运行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天人感应思想的直接来源。到西汉时，董仲舒使天人感应说臻于成熟。天被视为至上的人格神，灾异是上天对违背天意的天子的警告；祥瑞则是顺天意而福赐。这种观念被统治阶级法定化而加以弘宣后，人类对于自然即天的崇拜感也就与日俱增。当宗教兴起，介于天与人之间的神，成为了人与天相通相感的依仗，那么是否虔诚的朝拜神就逐渐成为了判断一个人善恶邪正的标准之一。文昌帝君作为民间信仰之一，也在这种思想根蒂中诞生且传承不息。七曲山文昌宫作为文昌帝君的祖庙，就以灵应着称。《老学庵笔记》卷二云：“李知几少时，祈梦于梓潼神。是夕，梦至成都天寧观，有道士指织女支机石曰：‘以是为名，则及第矣!’李遂改名石，字知几。是举过省。”[10]如今七曲山大庙附近还保留了一座“应梦仙台”石坊，殿内有一石床。据传是唐明皇避安史之乱入蜀，宿于此，应了张亚子梦中所言而所留之遗跡。林林总总梓潼梦的灵验，都让这位文昌帝君的威信扶摇直上，对角逐于科场的士人的吸引力无疑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