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汉宋之争

　　【内容摘要】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饤饾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毕竟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关 键 词】汉学；宋学；“汉宋之争”；汉学家；“兴奋”“紧张”。
　　【作者简介】彭卫民，西南政法大学政治学理论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礼学与清
　　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有清一代通儒迭起，“宋元以来言经学者未有如我朝之盛者”[1]，学者们时刻不忘对自身的思想与学问进行检讨。这里大致可以归结出两种声音，一是如钱仪吉（1783-1850）所表示的担忧，“徒驰务于闻见之博，不暇求理义之悦心，观其言行与其所记诵，判然为二事”[2]。另一种声音则恰好相反，认为理学徒具其表，对“求义理”不屑一顾，“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3]，比如章学诚（1738-1801）说宋学之所以见讥大雅，是因为“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4]。
　　清代的汉学家往往如是，“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5]，一方面自我批评与担忧“道问学”之余不求义理，专事训诂，恨不得“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6]；另一方面却又时刻沾沾自喜于自己做的是真学问，视此以外一切皆为妄作，无法抑制住自己对虫鱼训诂的兴奋，崇尚于那种“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7]的学术生活。与此同时一并因好攻讦宋儒而招致宋儒反攻，桐城理学家刘大櫆（1698-1779）就说：“世皆以古之道，无所用于今，是大不然，尧舜之道远矣……后学厌弃先矩，乃更旁罗经史，以相附益，炫其采色音声而于古圣立言之旨，寝以违戾，迄于今而承袭舛讹，先民之遗学扫地尽矣”[8]，在清代的理学家看来，汉学家文章不过“饾饤滞拙，更无当作平心论之”[9]。故而在清代思想史上，因为“争辩者世风之愈下也，而自托于羽翼圣道”[10]，蚍蜉之争者比比皆是，在既有的对“汉宋之争”的关注中，我们倾向于理解为汉学考据学与宋明理学的相互“讦难”与“聚讼”，或是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兼采”[11]，即儒学到了清代，学者们难以将“客观性的迷信”（Superstitions of objective）的治学路径与对“语学的、史学的”连接起来并由此体现在他们话语中的争论[12]，不过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这场“解释得过度”（Over-interpreation）与“解释得不足”（Under-interpreation）的学术大争辩中，正因为学者们生活在经学大炽的年代，作为以博为能的汉学家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时，他们需要拥有什么样的心态，这样的心态究竟会对上述大争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持有这样心态的汉学家在发出“岂以考据而害其为正人乎？[13]的反诘时，是否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整个儒学的性格？这即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
　　一
　　江苏大儒段玉裁（1735-1815）在给他的同年严元照（1773-1817）的信中流出这样的感慨：“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之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14]似乎他预见到了“汉宋之争”会于后人落下口实：所谓的考据与义理之争，如果单纯地对应我们今天学科体系中的科学与哲学的话，这种争议的产生几乎让人匪夷所思，因为圣人即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15]，况乎于学问来说，为学与修身也好，求知与穷理也罢，都是不必要也不容许分裂开来的，“学者不可以无宗主，而必不可以有门户”[16]。今人抱有哂古人一无所知心态者比比皆是，然而真正谈到问学的状态，似乎我们不得不承认离这些缝掖巨儒们相去甚远，例如清代浙江海宁学者陈其元（1812-1882）就曾发出“考据之难”的感慨[17]，唯其如此，清代思想界义理与考据的分门别户，使得“沾沾贴括之士望洋自阻，似此而欲闯古人之藩篱，难矣”[18]，无怪乎那些寝馈经典的汉学家会对宋儒发出“但知发策决科为务，与之言古训，骇然以为迂晦而难通，塞耳而不能听也，嗟乎，此学问之所以日入于靡烂，而有终身读书不识一字之诮也”[19]这样的慨叹。
　　龚自珍（1792-1841）说道问学与尊德性盛衰消长，是受到学运的影响[20]，这一点，胡培翚（1782-1849）也表示赞同：“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眛，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国朝诸儒乃特矫而正之，详加厘订一一必求其实据，不敢逞私臆断，亦运会使然。”[21]另一方面来说，对经典的校订与回忆因为耗时耗力，使得“学”与“文”相互脱节，“惟学与文古一本，力不能兼自晚近”[22]，学者们认为是不得已为之事，“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23]。换一种说法即是，儒学到了清代，因囿于精力与治学路径的不一，使得汉学家只能“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观察”[24]—“多闻”“阙疑”“慎言”。比如邵懿辰（1810-1861）就说，由于历代递衍，经学内部所容纳的治经线路愈来愈细化，“国朝支分蔓延，若瓜之引瓞而逾长，若松柏柯叶之雕而复继”，所以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学废不讲，经师、人师之绪，斩焉弗续”，乾隆中叶以来，学者们惫于心力，“聪明杰魁之士，相劘而为考证谶末之务，名治经而经日以蔽晦”[25]。在经历乾嘉考据学盛潮后的汉学家张之洞便不得不承认因为局限与精力与治学方向，汉学家并不能一味的以博为量，处今之变世，只能以孟子守约施博之说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