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排教练袁伟民那去了? [袁伟民与足球]

　　在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前，赵紫阳同志接见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时，指着身旁的袁伟民介绍说：“你认识他吗？”萨马兰奇微笑着点头答到：“认识。”赵紫阳接着风趣地说：“他在中国的名气要比我大，和你一样是世界名人”。的确，在中国一提袁伟民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然而，有关袁伟民牵头抓足球的事，人们只是近两年才略知一些。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中国足球领导小组组长，以他的才华韬略和领导魄力，与足球界的同仁一起共渡难关，终于使历尽坎坷、悲歌苦多的中国足球有了转机，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在这里，将向青年朋友们介绍一些关于袁伟民与足球的故事。
　　重组国家队
　　“5.19”失利之后，国家体委决定由刚上任不到半年的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挑头成立足球领导小组。这是一段非常时期。多少年来，曾有多少风华正茂，壮怀激烈的热血英雄在这里翻了跟头。辛辛苦苦奋斗了一辈子，最后落得满鬓秋霜，满目苍凉，甚至众叛亲离，流落异乡。任你多么德高望重，成绩斐然，一旦摆弄足球，稍有闪失就会身败名裂。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失败的危机处处隐藏。可袁伟民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任务。
　　通过大量的深入调查，袁伟民基本摸清了足球圈内那些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的头绪，他面临的是一个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效率极低，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如一支22人的运动队，竟有四五家机构管理。平时一点小事也要请示所有部门，得到所有部门的同意才能办成，若有哪一个环节出了点毛病，不管多么迫在眉睫的急事也没人管。世界杯预选赛前，国家队主教练要想随时调一名外省队员进京有时比登天还难。大赛当头，甚至自己都不清楚国际足联要求限定的球队人数，致使还没比赛自己先折将损兵。混乱的管理，荒唐的行径。“5.19”前夕，主教练曾雪麟曾再三要求观摩香港队的比赛，可申请了两三个月就是批不下来，而郭家明要刺探中国队情报，一天就办完手续来到北京。鲜明的对比，反映出“5.19”的胜负绝非出于偶然。要想挽救中国足球，必须痛下决心改革，必须大胆果断地对那些存在几十年的旧管理体制开刀，必须不留情面地打破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那些微妙敏感的人事关系。袁伟民建议取消那些分散的机构，成立一个足球办公室，全权而集中地解决有关足球的一应问题。这个改革方案很快得到批准。随之而来的一个最棘手的困难就是重组国家队。“5.19”使足球像一个可怕的魔鬼人人躲避犹恐不及，谁还敢主动迎上前呢？担任了足球队主教练的职务就意味着你将随时可能受到人们的唾骂，你将满腔的委屈无处诉说，你将会成为苏永舜第二，曾雪麟第二。袁伟民在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中，就总要时不时冒出一句，“你认为谁在足球界威信更高些？在这个时候谁出任教练比较合适”。渐渐地，大多数人提出的人选都集中到年维泗这个名字。
　　袁伟民把年维泗叫到他的办公室。话题是此时派谁出任国家队教练。年维泗这个老资格的教练员慢悠悠地吸着香烟，他心里清楚袁伟民叫他来这里的目的。可说心里话，
　　他并不稀罕这个主教练的位子。几十年来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都经历过。爱之弥深的足球呵，也是伤心至极的足球。为了足球，他曾踢断了腿落下伤残，把命都豁上了，刚刚50岁出头，就已满头白发。更何况家里还有90多岁的老人瘫在床上。袁伟民好像看出了他的心思，说：“你的情况我知道，现在只有让你干教练最合适。你大胆干，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年维泗为人正直，不轻易服人。听了袁伟民的一席话，他的眼窝有些湿 润，像他这样的“老足球”，干到今天并不是寒了心，怕了足球，而是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现在他从袁伟民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那颗接近冰点的心禁不住沸腾起来。他狠狠地掐灭了烟，神情激动地说：“袁指导，您已是几届排球冠军的教练，还来管这不争气的足球，就冲您不怕倒牌子这一点，我年维泗舍命陪君子！主教练我干！”
　　南京会上的“军令状”
　　新组建的国家队，一出山就连打了几个哑炮，与北京队的表演赛，“安保杯”足球赛和在上海举行的“飞达杯”足球赛，都输给对手，使中国队刚燃起的希望又重重跌落下来。
　　当时，作为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袁伟民，忙得一年到头在家待不了几天，即使回到家里，往往又待不上几个钟头。这一天，他刚从新疆回来又马上要去郑州。他走出家门之后，爱人郑沪英还站在阳台上目送着他，边挥手边喃喃地说：“走啦，走啦”。袁伟民也边走边若有所思地回答：“走了，走了”。走出很远的一段路，突然他对旁人说：“先等等，刚成立的国家足球队又输了球，压力一定很大，我还得回去给年维泗打个电话，做做工作，要有信心，不能泄气…”。接到电话的年维泗顿感一股暖流涌到心头，工作这样心细的领导，在他也还是第一次遇到。对袁伟民主管足球，足球圈内有些人一开始是颇不以为然的。足球不是排球，他能把排球搞上去未必能玩得转足球。然而在1986年的南京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上，人们却从心里敬服了袁伟民。当时袁伟民作为团长刚带领中国女排第4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从日本回来，他没有心思去参加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庆功大会，立刻马不停蹄地连夜飞到南京。连日的疲劳使他的气管炎都复发了。
　　会议开始后，袁伟民一直坐在下面静静地听，各省市的教练及有关同志依次发言。袁伟民听着眉头不禁皱紧起来，他不仅发现有些同志谈的不充分、不实在，花里胡哨，而且还发现有的同志不安心开会，精神上松松垮垮，应付差事。这对袁伟民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等大家发言完了之后，他讲：“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我感到很不满意”。乱哄哄的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光说好听的话，难道就没有问题了吗？”说着他点名叫起了一位省队教练：“刚才听完你的发言，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讲了你们订有完善的训练计划，那么你们每天的有效训练时间究竟是多少？一年又是多少？对不同的队员安排了那些针对性的训练方法，在多长时间内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训练和比赛怎样相互配合？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一连串的问话，使那位教练满脸通红，一句也答不上来。袁伟民的话锋越来越严厉，“中国的足球就指靠着我们这些在座的同志，如果我们整日混混沌沌，松松懈懈、敷衍了事，工作处于盲目性想不花大力气干好一件事，那是幻想，绝不可能。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要说中国足球永无起飞之日，就是全国人民知道了我们是这种状况，他们也绝不会答应。足球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侥幸，一个教练员带领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运动队，他必须有头脑，有学问，是一个管理、训练、竞赛等学科的专家。我干事情总强调落实，强调讲实效。我们足球多年来上不去，几年才开一次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再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落实不了下一步的具体工作，那我们到这儿干嘛来了？开会期间，我房间的门昼夜开着，谁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来谈，我有问题也会随时找大家，希望大家不要有顾虑，畅所欲言，树立一个好的开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