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文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内容　　1942年5月在延安举办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文艺座谈会共举行过三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参加会议的除文艺工作者外，还有中央和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共100余人。5月2号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是为“引言”，5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由与会者发言，毛泽东认真听取会议发言并有所记录，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做总结发言——是为“结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这两次讲话(“引言”和“结论”)，经过整理，一年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名，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着重强调了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为此，毛泽东提出要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态度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对人民群众、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应该赞扬、歌颂而不是暴露；“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应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工作问题”，就是要熟悉工农兵及其干部并懂得“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学习问题”，就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
　　在第二次会议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毛泽东在“结论”部分首先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一“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的回答是：“为着人民大众”。在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的是“如何去服务”的问题，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对此，毛泽东首先回答了文学艺术的来源问题，认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只有“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而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由于文学艺术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因此“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虽然毛泽东是以一种辩证的态度看待“普及”和“提高”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他更注重“普及”的倾向性还是很明显的。
　　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首先从文学艺术的性质上，认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由此，在文艺批评的标准上，就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而在“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依照这样的性质认定和标准设置，文艺工作者在处理光明和黑暗、歌颂与暴露等问题时，就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歌颂人民，暴露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
　　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最为艰困之际，其时苏德战争激战正酣，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正处于全面攻势阶段，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滇缅路战役和浙赣战役正在惨烈地进行，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则面临着日军“大扫荡”的巨大压力。在革命圣地延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党自遵义会议以来未能解决的思想路线问题，使党在思想上更加强大和统一，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号召在全党开展一次思想教育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动员。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这被认为是整风运动高潮来临的标志。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当时延安的文艺界，一大批从各地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在长期形成的文艺观念的惯性作用下，仍希望在文艺作品中表现“人性”，表现“人类之爱”，对现实持批判态度，“揭露黑暗”，“还要鲁迅笔法”，并希望通过文艺作品提升读者的艺术鉴赏水平等。其中，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间，丁玲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三八节有感》(丁玲)；《纪念鲁迅：要用真正的业绩》、《论同志之“爱”与“耐”》(萧军)；《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王实味)；《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坪上散步》(艾青)、《嚣张录》、《还是杂文时代》(罗烽)等众多杂文，1941年11月，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这些作品，都对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大背景)和文学艺术风潮(小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其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在《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是要从政治的角度，来摆正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而当时最大的“革命工作”(政治)，就是要“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围绕着如何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引言”所着重阐述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就有了统一的内在逻辑：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因此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就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边；态度就要歌颂人民暴露敌人；文艺作品的阅读对象就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具体而言就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文艺要表现工农兵并使他们能够接受，就要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语言)；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文艺工作者就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与群众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