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力_蓄力中国城镇化

　　当‘欧洲设计’遇上‘中国制造’，‘欧洲技术’遇上‘中国市场’，就会产生显著的效应。”5月3日，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的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如是说。
　　4月26日一5月3日，李克强对俄罗斯、匈牙利、比利时和欧盟总部进行了正式访问。一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所言，一周行程中，欧盟总部是重点。
　　多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中欧贸易额达5939.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过去30年，中欧经贸合作更多集中于产品和资本层面，并推动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地的经济引擎之一——出口愈发不振。而启动内需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加快和优化城镇化进程，刺激投资与消费，并推动经济社会的巨大转型。
　　这将为包括欧盟在内的各经济体提供无限商机。专家们估计，以城镇化合作发轫，中欧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将进人新阶段，双边贸易和投资均有望较快增加，尤其是欧盟对华出口的增长，对缓解陷入债务危机的欧盟经济压力，大有益处。
　　在中国，未来城镇化之路也渐渐清晰，新的决策共识浮现：扩大内需、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城镇化；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即通过转型，走全面、协调的城镇化之路。
　　新合作领域
　　“只有城市(镇)化才能救中国。”这是最近五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反复提及的观点。从“十二五”规划方案看，城镇化的确承载着重要使命。
　　在次贷危机开始影响中国的2007年、2008年初，王建算了一笔账：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大概增加了1亿城市人口，与之相对应，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52万亿元。
　　从实际测算看，每增加—个城市人口，还会引来几十万元潜在消费。
　　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计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国内地的消费总额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额。彼时，中国内地的出口额约为9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钱不出口，内需也能把这一块吃掉。”王建说。
　　在乐观者看来，曾让人头痛的“世界工厂”的过剩产能，在城镇化加速趋势下可望找到新去处。根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姜克隽的计算，城镇化所带来的内需扩大，足以让钢铁、水泥等支柱产业再红火十年。
　　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毛其智认为，城镇化与拉动内需的关系，需要综合平衡考虑。从世界城镇化进程来看，英国、美国、日本的城镇化都是使用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所以，如果从历史的经验，我们这样的提法还没有被实践证明。能不能仅靠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就完成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城镇化发展，这确实是新挑战”。
　　中国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表示：中国无法效仿美国的城镇化道路。中国人多地少、资源少的格局，与欧洲更相近，与美国人少地多、资源多的格局大相径庭。“如果13亿中国人家家户户住别墅，开私家车，对全世界的能源消耗、环境承载都是灾难。”仇保兴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归纳为三点：紧凑、多样、低碳。这与欧洲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大体吻合。
　　德国鲁尔工业区经过约50年转型，如今已发展成为清洁能源生产设计中心，其可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低碳”模板。
　　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建筑能耗接近总能耗的40％，同时，城镇节能建筑占既有建筑的比重还不到25％，大量既有建筑-需要进行节能改造，还需要新建一大批节能建筑。“十SE""’期间，中国环保投入累计将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以及废弃物利用等方面，中欧合作将达到互惠。
　　对此，李克强指出，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超过50％，要达到欧洲超过70％的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欧洲拥有设计理念、先进技术，但其市场并不充沛。“当‘欧洲设计’遇上‘中国制造’，‘欧洲技术’遇上‘中国市场’，就会产生显著的效应。”李克强说，“希望欧方在对华高技术转让方面更加灵活开放，这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中欧城镇化合作的可能前景，令此次中欧城镇化高层会议的入场券颇为抢手。据一位与会的国家发改委官员透露，此番会议原计划280人参加，实际到会超过400人，不少级别较低的中欧官员未能进入会场。
　　遇阻症结
　　5月13日，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北路一个汽车维修店内，五名来自湖北宜昌农村的汽车修理工表示，他们每月2000元左右的工资收入，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开销，并无余力进行更多消费。
　　“农民工未能市民化，是城镇化最大的短板。”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进城人口的真正城镇化，应该成为下一步的关键。
　　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亦认为，尽管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完整，比如，截至2011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4.1％。
　　直接体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其上的社保、医疗、教育福利差异，让王建计算的每名进城人口数十万元的消费潜力消弭于无形。
　　问题正在于各方对城镇化的各种成本估计不足。早在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等表述已正式出现在“十五”计划中。
　　城镇化的成本之大，也超乎决策层的想象。在计算住房和社保成本之时才发现，仅健全社保体系一项，即需10万亿元投入，而当年的GDP仅为9.9万亿元，“于是其后十来年都没有具体明白的政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说。
　　此前，成都市统筹委、国土局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算过一笔账：农民获得城镇住房和社保，需要政府为每个农民相应投入10万元一15万元。按照理想模式，如将成都600万农民中的三分之二转为城镇人口，政府得拿出4000亿元一6000亿元，这超出了成都过去十年财政收入总和，显然难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