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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女儿的自传是我最后的心愿|女儿最后的心愿

发布时间:2019-06-15 04:12:42 影响了:

  这是一本写了七年的书。作为一名生物化学博士,张盈盈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给女儿写一本传记。女儿的死讯已经从震惊化为一种自我激励,让这位母亲决心把两人的勇气合二为一。对于这位年近古稀的母亲来说,这本书也是对曾如彗星般闪耀但稍纵即逝的女儿最好的纪念。
  2004年11月9日晚上,64岁的张盈盈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在女儿张纯如留下遗书失踪一天之后,便衣警察带来了最终的消息:“今天凌晨,她开枪自杀。
  我们在洛斯加托斯附近她的车里找到她的尸体。”张纯如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6岁。这位将*****带入西方公众视野的华裔作家、历史学者,在最好的年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给无数热爱她的读者留下巨大的震惊和不解,更给自己的父母亲留下永恒的创痛。
  张盈盈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当巨大的悲伤袭来时,有个声音在她脑海里响着:“纯如,纯如,你怎么可以杀死你自己?你怎么可以就这样抛弃克里斯托弗(张纯如幼子),抛弃你的父母?”“没有你我可怎么活下去?”然而,她立即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而且几乎就在那时,她决定自己动手写一本关于女儿的书。给女儿最好的纪念
  要提笔著书,而且用英文写作,对张盈盈来说其实颇具挑战。她1940年生于重庆,后随父母迁至台湾。1960年代初,她和丈夫张绍进双双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她是生物化学博士,张绍进是物理学博士。这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家庭。
  在因为生儿育女数度中断工作之后,张盈盈最终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一香槟分校担任微生物学研究副教授,直到退休;随后定居在加州圣何塞,帮助照顾有自闭症的外孙克里斯托弗。她一辈子都在做科学研究,是个写作的门外汉。
  在美国,对于一个从未有过出版经验的作者来说,出版一本图书并非易事。首先要提交详尽的写作提纲和样张给有兴趣的出版社,如果出版社有意向则会提出修改意见,经历好几个来回,三番五次修改,出版一本书有时需耗时数年。
  然而,张盈盈一早就决心用英文写作,她要让更多人知道女儿的故事,给大家一些真相和参考,也想写给自己的外孙看。“在美国华人社区,出一本中文书其实是很容易的,可是那样意义就会打很多折扣。”张盈盈说。
  这位母亲年轻时风姿绰约,张纯如遗传了她的美貌。而张纯如写作*****等庞大而富有争议的题材时所显示的勇气和决心,相信也源自于母亲。就像张纯如信奉的人生格言一样:“The power Of one”(一个人的力量)。
  现在,女儿的死讯已经从震惊化为一种自我激励,让这位母亲决心把两人的勇气合二为一,写一本自己女儿的传记,因为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自己的女儿。
  在扑朔迷离的张纯如死因争论中,她的母亲虽然未必能给出最确切的证据,但作为女儿36年生命的直接见证人,她可以给出很多第一手的细节、感受和自己的思考。这也是对曾如彗星般闪耀但稍纵即逝的女儿最好的纪念。
  张盈盈自2004年底开始着手整理张纯如的遗物、书信和研究材料。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夹杂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无尽悲哀。然而张盈盈觉得,那36年的时光大部分是甜蜜温馨的,真正难以面对的是最后几年,当张纯如开始产生抑郁症状的日子。
  华裔移民的美国扎根史
  在这36年里,这个家庭所度过的时光,其实是大部分华裔移民在美国扎根的个人史。
  张绍进和张盈盈夫妇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双双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一香槟校区任教。他们竭力保持自己孩子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让他们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根。夫妇俩在家里和女儿纯如以及小儿子纯恺说中文,在外说英文。他们还在伊利诺伊为华裔孩子开了一个中文学习班,教繁体字,却用大陆的拼音方法,这也是一种独创。
  张盈盈说:“纯如后来之所以不觉得自己在美国是少数族裔,一个原因是她从小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她深知自己的根源自何处,并为身为美国华裔而感到自豪。”
  虽然出生在科学家家庭,但张纯如从小便显示出写作的天赋,10岁的时候,她的小诗便发表在一份儿童报纸上。而就在她开始写作后不久,上五年级的她开始对家族历史和背景感到好奇。她在餐桌上跟父母提了几个问题:
  “你们来自何方?”“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来美国?”
  张绍进和张盈盈给她讲述了很多家族故事。张盈盈的父亲张铁君9岁便成了孤儿,后来成为一位国民党员,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著作等身,最终成为台湾《中华日报》的主笔,并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自传。他和张盈盈的母亲在日本入侵时一度险些失散,最终幸运团聚,使家族历史得以延续。张盈盈把这些家庭故事和*****在餐桌上告诉了张纯如,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张纯如会因为撰写《*****》一书而闻名于世。
  张纯如显然受到了家族中写作基因的影响。张绍进的舅舅曾是建国前上海《新闻报》的主编,而张盈盈的姐姐张菱也是一位知名作家。所以,虽然张纯如从小喜爱数学,在伊利诺伊大学计算机系读到大三时,她仍然决心转到新闻系专攻更心爱的写作。
  1994年12月,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揭露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会议上,张纯如看到了那些改变她一生的照片——“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着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当时她刚完成了处女作《钱学森传》的写作,正在寻找下一个写作题目。她在瞬间被击中,毫不犹豫地决定写*****。她在电话里告诉父母她的决定:“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受害者们应得的公道。”
  这本最终在1997年出版的图书(英文名The Rape Of Nanking)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停留了13周,销量达到40万册,第一次使西方公众把目光投向二战亚洲战场的受难者,投向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张纯如还在书中第一次披露了《拉贝日记》这一日军罪行的证据。
  因为这本书,张纯如成了令人瞩目的新星,那一年她刚刚29岁。但成名的同时,她也需要面对极右翼日本人的威胁以及部分史学家对其研究方法的争论。
  长期高强度的写作使她的健康状况出现警报,她还得照顾刚出生即患自闭症的幼子,丈夫的工作又相当繁忙。在她写下了第三本书《美国华人》之后,她将目光又一次投向了二战亚洲战场,研究当时美军在菲律宾的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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