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历史中的人的地位]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为依据，探讨了历史的前提、人的本质、人对社会的改造、人的解放及其人的个性发展等问题，以帮助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避免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失误，把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关键词：正确理解；历史；人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061-03
　　历史与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如何正确理解历史中人的地位，是关乎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的哲学没有人的一席之地，马克思的哲学也没有人的地位。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理论时期的经典文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为依据，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人学与价值要素，以帮助我们开阔自己的理论视野，正确理解历史与人的辩证关系，防止把历史与人割裂开来的错误。
　　一、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写于1845—1846年期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展示了他们对历史中的人的地位的深刻思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一方面是由人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另一方面又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因为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形成了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只从人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考察。人自身的生产，即每天生产自己生命的人又生产另外一些人，形成人口的敷衍。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家庭关系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求不断增长，社会关系日趋复杂时，家庭关系才逐渐演变为从属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刻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2]
　　二、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实践性
　　把人单纯的只看作是自然的人而忘记了人是社会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旧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主要错误。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过程首先表现为是一种自然关系，它表现了人与自然界的联系；同时生产过程又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它表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差别。前者是人的自然属性，后者是人的社会本质。因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德国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由于他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误解，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而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主义。费尔巴哈所说的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抽象的一般的人。虽然他把人看作感性的、物质的存在，但这种人只是自然的感性，而不是社会的感性。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虽然也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却沉溺于一种抽象的“类的平等化”，把认识与改变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仅仅局限于理论范围，停留于空洞的道德说教。[3]《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虽然只是一个提纲性的文件，但却包含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萌芽。马克思阐述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同以前的所有的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强调实践的意义，主张人是实践的主体，人要通过实践来改造世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马克思不仅批评了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还批评了法国启蒙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样，环境和教育决定了人。这种观点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步，强调了人受制于社会环境的一面。但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认识还是不够的，还没有认识到人的实践的本质。因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本人也要受到教育。不仅社会生活是实践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及其产物，离开了实践，也失去了意义。各种思想、观念，是不是真理，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嘲笑以往的哲学家，认为他们费尽心机的构建一个宏大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去解释世界，但他们忘记了最根本的任务在于通过实践改变世界。马克思把他的哲学作为精神武器交给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让他们去为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三、无产阶级肩负着“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人是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在现实社会中，受特定的经济关系的制约，人必然会划分为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近代以来，当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个新兴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也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正确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曾经伪装成人民群众的普遍利益的代表，但一旦掌握了政权，他们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尖锐化了。资产阶级曾经提出一些革命的口号和词句，例如自由、平等、博爱等，但都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的现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革命称为“政治革命”，资产阶级实现的解放只是狭隘的“政治解放”。[5]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无产者与资产者有法律上的平等，但这种表面的、形式上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在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同时，无产阶级却积累着贫困。因此，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的，他们所实现的只是少数个别人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是伴随着工业革命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早期的无产者，多数来自于农村，他们大都在类似于英国的“圈地运动”的冲击下，被迫背井离乡，来到城市。通常他们居住在城市郊外的贫民区中，生活困难，饥寒交迫。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受苦受难，一无所有，所以他们革命要求最强烈，革命性最坚定。他们是一个被锁链束缚的阶级，挣脱锁链是他们内在的愿望和渴求。在机器工业的时代，大生产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他们的力量逐步壮大，革命觉悟日益提高。如果说17世纪和18世纪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多数都处在自发的状态，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年代，即19世纪中上叶，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逐渐走上自觉的阶段。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工人阶级的罢工、起义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一旦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他们，无产阶级将迸发出惊天动地的革命力量，人类解放的事业就会由他们来完成。为了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条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剖析。1843年到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创立了科学的历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雇佣劳动制。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资本有一种盲目增长的趋势，但资本愈增长就愈意味着生产资本的劳动者受到更大程度的剥削。马克思揭示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经济根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如果不解体，无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要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就必须铲除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从根源上获得无产阶级所要求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实现全人类的解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