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 “稳增长”应加大力度
今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仅7.6％，虽然基本上在大多数机构预期范围之内，且略高于全年政府确定的调控目标。但如果我们连续观察过去十个季度，GDP增速已从12.1％逐渐滑落了4.5个百分点，与2008年四季度持平，过去十年间仅高于2009年一季度的6.6％，经济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二季度经济难言见底
比GDP增速更难看的是，稍早几天公布的6月份PMI、CPI、PPI、工业增加值、国企利润及进口数据的快速滑落。汇丰PMI和中采PMI分别为48.2％和50.2％，双双创下七个月新低；CPI同比增长2.2％，是29个月的新低，且环比开始转负；PPI同比下降2.1％，连续四个月负增长，且降幅不断扩大，环比也是负数，早已落入通缩区间，显示出企业投资明显缺乏后劲，工业生产活动低迷；出人意料的高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进口过快下降，而这恰恰反映出国内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乏力；发电量零增长，全社会用电量4.3％的超低速增长，工业增加值仍旧徘徊在10％以下；上半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1.6％；长期信贷需求不振，前六个月M2增速均落在全年调控目标14％之下。
所有的数据都鲜明无误地指向一个事实：国内宏观经济不容乐观，三大需求疲弱格局没有改变，经济增速惯性下滑态势还没有稳住，经济下行压力还比较大。之前市场一致预期的二季度经济可能见底，现在来看过于乐观了，甚至还很难说三季度就一定能够真正见底。下半年稳增长的任务依旧艰巨。
悲观的数字再次给悲观已久的股市重重的一击，7月26日，上证指数创出了2124点的39个月新低，“具有罕见投资价值”的沪深300市盈率已逼近10倍，创出该指数有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正所谓:“股市七月阴气寒，重云低湿天漫漫”。
遏制通缩苗头
尽管对于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通缩，尚存争议，但通缩预期的加重和担忧，已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争论。即使CPI仍然为正，但随着欧美经济下滑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资金外流趋势已持续数月、国内经济增长疲软导致总需求下滑、资产价格持续缩水、房地产调控总体依然从紧、长期投资增速下降明显、长期信贷需求疲弱、M2增速仍低于既定目标、微观经济层面企业资金困难、利润明显持续下降等现象的加剧，毋庸置疑，是通缩苗头开始显现，通缩预期不断加大。
可以想象，若下半年GDP增速仍不能有较为显著的回升的话，通缩态势很有可能从预期变为现实。因此，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能逆周期操作、继续适度放松，经济会企稳并温和回升；如果政策依旧彷徨迟疑，止步不前，经济很可能出现继续失速，让前期预调微调的政策效果前功尽弃。
从4月开始，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发挥效果，但从6月数据看，经济反弹并不明显。当下，要改变市场的通缩预期，有效应对经济增速继续下滑，一定要以果断措施坚决遏制通货紧缩的苗头，进一步加大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力度，而不应仅限于“预调微调”的范畴。
总之，中国经济低成本驱动时代已经结束，短期经济增长动力减弱，长周期经济下行正在展开，新的增长周期尚未形成，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存在。特别是，短期内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决策层始终面临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挤泡沫等多重两难境地。
政策影响造成的波动与长周期减速重叠在一起，放大了国内经济困难，再加上持续几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大环境对我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最近几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最艰难、最复杂和最需引起关注的时期。
货币政策仍有放松空间
鉴于目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随着物价水平的持续回落，货币政策已具有更大的放松空间，有必要继续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进行逆周期调整，有必要适时从稳健转向适度宽松。
今年以来央行已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货币政策事实上已偏向“适度宽松”。明确宣布货币政策提前转向，有助于释放更加明确的“稳增长”信号，引导货币信贷平稳适度增长，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正确引导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短期政策，应着眼于经济增速不断下滑且暂时难以遏制的严峻现实，相机抉择、及时调节，而不应成为僵化不变的政策。
目前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面临着价格和供应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资金成本过高，即利率水平过高；另一方面，资金供应不足，即银行体系受制于存贷比要求、信贷总量控制和出于回避风险考虑而惜贷。为此，只有同时从降低资金成本、增强可获得性两方面着手，才能有效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进而对消费和投资产生刺激作用。
在当前银行间市场资金总体仍然偏紧和外汇占款增速降低的背景下，建议近期央行可再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或是调整包括存贷比在内的监管比例，例如可将部分同业存款纳入存贷比核算，以解除银行体系资金向实体经济传导的约束，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缓解当前实体经济对流动性的需求。
信贷政策应积极配合各项稳增长、稳投资措施，继续“定向宽松”并适度加大贷款投放力度，重点向基础设施、民生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重点支持在建、续建和重点项目。引入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如差别化存款准备金制度，不断完善对有资质、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满足其正常资金需求。此外，亦可考虑适当放松对中小户型、首套住房或改善性需求为主的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以发挥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在稳增长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财政如何更积极
从财政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来看，积极的程度很难让人满意。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税负就较为沉重，1994年新税制改革后，全国税收增长率就一直高于GDP增长率。结构性减税，一方面可减少企业成本，增强企业活力，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再生产，并增厚其利润空间；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政府给企业减税让利，企业给居民提高工资、增加分红，进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