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自由与诗的超越性】心灵的自由与诗的发现

　　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公布他的日心说的文章(1540年的《初论》)的扉页上曾引用过阿尔齐诺斯的一句名言：　　一个人要做一个哲学家，必须有自由的精神。　　其实，不只是做一个哲学家，做一个诗人，也一样要有自由的精神。诗歌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心灵活动，常常偏离文化常模，有时还会给世俗的、流行的审美趣味一记耳光，这就要求诗人有广阔的自由的心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诗人的思绪可以尽情地飞翔，而不必受权威、传统、习俗或社会偏见的束缚。
　　伟大的诗人无不高度珍视心灵的自由。屠格涅夫在即将退出文坛的时候，曾向青年作家致“临别赠言”：“在艺术、诗歌的事业中比任何地方更需要自由；怪不得连公文套语都称艺术为“放浪的”艺术、即是自由的艺术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受到束缚，他还能“抓住”、“把握”他周围的事物吗?普希金对这一点体会很深，难怪他在那首不朽的十四行诗——每个新进作家都应该把它当作金科玉律，背熟和记牢它——里面说：“……听凭自由的心灵引导你／走上自由之路……”惠特曼在《(草叶集)序言》中也强调了这点：“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英雄总是追随着自由，——但是诗人又比其他的人更追随和更欢迎自由。他们是自由的声音，自由的解释。”拜伦在他的长诗《查尔德·哈罗德游记》中也曾充分表达了对自由的热爱，他认为自由思想是诗人的一切精神生活中首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基本因素。
　　这些诗人在不同条件下关于心灵自由的论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诗人的心灵是否自由，直接关系到诗人的人格能否健全地发展，诗人的想象能否自由地展开，以及最终能否写出富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
　　有了心灵的自由，才可能有健全的、独立的人格。一个伟大的诗人总是向读者敞开自己的心扉，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承认是什么样的人。他不怕世俗的嘲笑和冷眼，无须给自己戴一副假面具，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说真话，不去欺世盗名，不去迎合流俗，不去装神弄鬼，他用不着在帽子上插一枝孔雀毛来装饰自己，更不会昧着良心说谎。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坦率地承认：“我并不是一个新人，／这有什么可以隐瞒?／我的一只脚留在过去，／另一只脚力图赶上钢铁时代的发展，／我常常滑倒在地!”郭小川在回顾过去时不回避：“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像这样坦率地自责，这样真诚地自剖，只能出自高度自由的心灵。读着这样的诗句，我们绝不会因诗人承认自己的不足而毁坏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相反，正是在和诗人心灵的撞击中，更感到他人格的崇高。有了自由的心灵，诗人才能超越传统的束缚，摆脱狭隘的经验与陈旧的思维方式的拘囿，让诗的思绪在广阔的时空中流动，才能调动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表象积累，形成奇妙的组合，写出具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诗歌的超越性，是指诗人在内在生命力的驱动下，在对人类积淀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对未来世界的一种探寻，是对已知的现实世界的挣脱，是对封闭的自我世界的解放。这种超越是双重的，既包括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超越，又包括对诗人自我的超越。
　　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个世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徐复观也曾说过：“在人类生活中，永远存在着只能由心灵去接触、而不能完全诉之于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这种不能完全诉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东西，并非等于不真实，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场来讲，或许这些东西即是最后的真实、最后的需要。宗教、道德、艺术这一属于“文化价值”的系列的东西，便是如此。”这是深得诗之三昧之言。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受到生活环境中诸如地缘的、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等因素的制约，其感情受到压抑，心灵遭到扭曲，精神的自由成为奢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候，人为自己的衣食而忧愁；当基本的生活资料得到了满足，人又要为更高层次的东西，诸如爱情，诸如荣誉，诸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而烦恼、而忧愁。人生的这种痛苦是没有止境的。尤其是诗人，他们比普通人对生活怀有更美好的憧憬和更大的期待，比普通人更敏感更富于激情，他们对痛苦的体验也远比普通人来得强烈而深切。英国诗人拜伦在《但丁的预言》一诗中借但丁之口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啊，像我这一类的人总是命中注定腰在生活里受尽煎熬，备尝艰辛，心儿将被磨碎，斗争和挣扎无止无尽，值到了此残生，死去时孤苦零仃。”诗人的痛苦即人类之痛苦。然而，凡是拥有充分生命力的人，很少会被人生的痛苦所压倒，把自己弄到含垢忍辱、颓丧绝望、发疯或自杀地步的。他总会设法缓解面临的苦难，在想象中创造一个虚拟的境界，在这里扬弃了审美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具，体的利害关系，此时的主体已超越了粗陋的利害之感与庸俗的功利之思，而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照人生，从而实现对人世间苦难现实的超越。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在散文诗《双重屋子》中描写了他在现实中与梦幻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在现实中他的屋子是肮脏丑恶的：“蠢笨的家具上覆满尘土、面残角缺；满是唾沫痕迹的壁炉里，既没有火也没有炭；雨水在昏暗的布满尘土的窗玻璃上冲犁了条条沟壑；勾画得乱七八糟的稿纸残缺不全，还有日历片，铅笔在上面画满了—个个凶险的日期……”但在梦幻中他却生活在一间天堂般的屋子里：“一种经过精心选择的极细致的馨香，掺杂着轻度的湿润在空气中飘荡着；浅睡的思绪被温热的情潮所荡漾。窗前和床前，柔软的纱帐垂下来，犹如雪白的瀑布倾泻而下……”在波德莱尔看来，艺术有一种神奇的本领：可怕的东西用艺术表现出来就变成了美；痛苦伴随上音律节奏就使人心神充满了静谧的喜悦。尽管波德莱尔写孤独，写昏暗，写忧郁，写绝望里的老妇人，写穷困潦倒的卖艺者，写浑身泥巴、满身虱子的狗……但他把这些病态的东西转化成了美。他在痛苦的现实生活中孕育了灿烂的艺术之花。像波德莱尔这样在窘困、恶劣的现实环境中写出富有生命的亮色与理想的光辉的诗人比比皆是。在“九叶”诗人中，唐浞遭遇的苦难是最为沉重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后被遣返原籍温州，在“**”期间，靠在修建队的沉重体力劳动维持生活。然而巨大的苦难没有压垮他，他仍在默默地坚守着一个诗的梦想。他说：“在那“史无前例”的悲剧十年里，不，在我个人，更是悲剧的二十年里，我的心情应该说是郁郁无欢；可我还是满怀着对未来的朦胧企望，时时拿起这欧罗巴的芦笛来吹奏，吹出自己心儿里的一片彩云，不这样，自己在精神上就将面对着崩溃的深渊；有时候我也临流鉴照，为自己一生的蹉跌而喟然感慨；或默然进入静穆的沉思，徘徊于日夜之际的薄光中。实在，当时的历史正好徘徊于暗夜与黎明的边缘上，给了我云彩样欣然的希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诗人雪莱的启示给了我勇气来奏起我的小竖琴。”实际上，诗歌写作成了那个苦难时代唯一使唐浞能坚持活下去的精神力量。他在寂寞孤独中展开想象的翅膀，在沉重苦难的现实中幻化出美丽的诗行：“呵，你就像一片烈火，打冻结的心灵里忽儿跃出，飞向那热烈的幻想之国，带着白雪下坚忍的痛苦；带着芦苇里苦难的记忆，飞向闪电、雨云的家乡，／在彩云里抛下火焰似的高唳，闪耀着飞腾的喜悦的光芒!”这首题为《季候鸟》的诗写于“**”中的1970年。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在动乱苦难的时代用低哑的歌喉竟然还能发出对美的呼唤。季候鸟带着坚忍的痛苦，带着苦难的记忆，飞向热烈的幻想之国，这不正是诗人屡遭苦难，而对诗痴情不改的精神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