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孔子谁地位高_鲁迅为何改写老子和孔子？

　　1935年，鲁迅发表历史小说《出关》，作品发表不久就引起读者的批评和质疑。鲁迅打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即刻撰写《(出关)的“关”》进行辩解、澄清，这在鲁迅小说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鲁迅小说没有被大面积读者质疑、批评的经历，1920年代，成仿吾全面否定《呐喊》也没有在文坛和社会引起普遍的共鸣，倒经常是作品一发表就引来好评。《阿Q正传》发表的时候，曾经引起读者的猜疑，但是，鲁迅没有当即出面澄清，是后来才予以说明的。鲁迅也谈论自己作品的意图、创作心境、创作方法等等，但往往都是出版小说集或接受报刊杂志采访或给人回信的时候。所以，读者对《出关》的质疑、批评一定极大地触动鲁迅思想，引发他心灵的复杂波动，这就为我们理解晚年鲁迅思想、心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鲁迅在《(出关)的“关”》中总结读者的猜疑和批评有两种：一是认为影射攻击某个人，一是认为是作者的自况。我认为，前一种与《出关》意指没有关系，这里不进行讨论；后一种却正是关键，我们由此人手来分析鲁迅晚年文化心态及其复杂构成。
　　《(出关)的“关”》颠覆了《出关》的老子、孔子
　　完全可以把小说《出关》与鲁迅为自己辩解的《(出关)的“关”》看做是鲁迅书写老子、孔子的两个不同文本。我发现，鲁迅《(出关)的“关”》几乎完全颠覆了《出关》的意指。在《(出关)的“关”》中，老子和孔子被鲁迅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写。在《出关》中，孔子形象毫无可取之处，完全是否定性的。他城府极深，心怀庙堂“走朝廷”，他从老子那里学到了“道”却又不能容忍老子的存在，竟然想除掉老子。老子却是一个智者，传道授业，将自己的“道”讲给孔子。他看穿了孔子阴险的内心，决定出关逃离。为了能够顺利“出关”只好敷衍关尹喜等乌合之众，给他们讲“道”。这种结构模式实际上是鲁迅文学的基本结构。比如，在《药》里，夏瑜为大众而献身，但大众不仅不认可，反而把他吃掉。在《颓败线上的颤动》中，母亲靠出卖肉体来抚养孩子，而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却以母亲为耻辱。在《奔月》中，后羿不仅被嫦娥抛弃，而且还被自己徒弟逢蒙暗算。在《非攻》中，墨子帮助宋国免遭楚国的侵略，最后却被宋国的大众抛弃。但是，在《(出关)的“关”》中，这种结构被改变，老子和孔子的形象也随之被改变，鲁迅说：
　　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学界对《出关》的解释都是根据鲁迅《(出关)的“关”》，都把目光集中在被鲁迅改写的老子和孔子身上，并得出抑老张孔的结论：孔子是实干家，老子是空谈家，进而把鲁迅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孔子的进取精神，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实行家风度，是鲁迅所肯定的。”这种抑老张孔也符合一般国人的心理习惯。在中国社会，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既互补又对立，人们很容易在“人世”与“出世”之间进行一种选择，一旦选择儒家往往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排斥道家。这也许是人们愿意接受鲁迅的解释的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作者决定作品意义、作者高于读者的文学时代，尤其是鲁迅具有权威性的时代，鲁迅的解释自然具有决定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对孔子的肯定放在整个鲁迅思想系统之中，就立刻会发现，它几乎是鲁迅唯一一处直接肯定孔子的文字，与鲁迅一贯的思想习惯极不协调，就像一部乐曲里突然出现了刺耳的杂音一样。我们知道，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者，激烈的反儒家文化者，儒家文化、孔子差不多成了鲁迅匕首、投枪的靶子。鲁迅就是写幽默小品，也要搞一下孔子。比如，鲁迅在给林语堂的刊物写小品的时候，就写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就在写《出关》的同一年，鲁迅还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把孔夫子看做是“摩登圣人”。前一年还写了《儒术》，讽刺儒学是“无心”之学：它只是一种实用工具，和心灵、信仰没有任何关系。鲁迅对与统治权力关系密切的文化倾向总是极为厌恶。胡适等新月派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鲁迅把他们看做是屈原式的想帮忙而不得。“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三年前的新月社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鲁迅还写了《隔膜》来嘲笑胡适派知识分子。
　　对大众的恐惧和无奈
　　鲁迅为什么要改写孔子呢?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对大众的恐惧和无奈。鲁迅一直对大众／“看客”心怀芥蒂，始终无法完全认同大众，只好像老子给关尹喜们讲学那样“敷衍”一下大众，满足大众普遍的心理需求。鲁迅深知中国社会传统：你不当导师也得当导师，你不当圣人也得当圣人，只有给社会、大众指出一个清晰的历史出路或树立起一个无私奉献的“圣人”偶像，大众才能满意，孤独的个人那些带有鲜明个人烙印的蓬勃多姿、生机勃勃的思想直至被修剪得与平庸社会完全一致，人们才能善罢甘休。大众对于孤独的个人不仅是“骂杀”，还有“捧杀”。“捧杀”就是先把你说成圣人，然后再要求你“应当”如何如何，如果你不按照社会“应当”的法则去做，就会遭到大众的“骂杀”。鲁迅只好收起孤独的老子，掩饰一下自己内心的孤独，拿出一个光辉灿烂的孔子。　在对待大众的问题上，鲁迅思想一开始就是同情大众与否定大众的双重结构。鲁迅说自己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就是指这种双重结构。这里的同情只是同情，而不是认同、相通。同情和认同、相通是两回事。留学日本时期，鲁迅一方面说大众会扼杀天才的个人，另一方面又肯定农民的道德纯洁。这种思想结构来自于拜伦式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情结。鲁迅早期接受的尼采、叔本华、施蒂纳、克尔凯戈尔等人的生命哲学，几乎都是彻底精英主义气质，极端蔑视大众。鲁迅接受的拜伦、雪莱等摩罗诗人却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将天才的个人放在首位，也蔑视大众，但是，却不像尼采那样完全拒绝、否定大众。他们在同情大众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英雄自我的姿态。其实，仔细阅读尼采，尼采也有一丝对大众的悲悯情怀，只是他那些批判大众的言论过于激烈、影响过大才被人们忽略了。拜伦式英雄孤独傲岸，蔑视大众，但是，有时却可以扶危济弱，救人于危难之中，以显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凛然正气。在他们的价值系统之中，把自我与大众混成一片绝对是一种耻辱的事情。拜伦在率领希腊人反抗土耳其奴役蹂躏的时候，也同时感到希腊人的难以救药。《唐璜》中的《哀希腊》名句“我为希腊羞，我为希腊哭”，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把拜伦看做是一种贵族式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