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 2018年西安秦汉中学性质

　　摘要：文章利用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通过考察秦汉字书的内容、编写旨趣及流传情况等，反驳了颇有影响的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新说，肯定了它们为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的观点。
　　关键词：秦汉字书　《急就篇》　启蒙教材
　　秦汉两朝是字书迭出的时代，秦代的旧“三苍”(《仓颉》、《博学》、《爰历》)，汉代的新“三苍”(《苍颉》、《训纂》、《滂喜》)以及《凡将》、《急就》、《元尚》等层出不穷，或修订前著，或另撰新篇，在中国早期字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这些字书的性质，学界大多认为是幼童识字教材，属于古代蒙学的范畴。但是，从古至今，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唐代颜师古就曾质疑：“至如杂宝奇绘，殊俗异服，及疾病刑狱，官曹职务，岂非当时庠校之内悉自有乎?”不过，他随即将这种情况视为“皆泛说耳”。这一解释虽然语焉不详，却基本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清代陈本礼在《急就探奇》中认为《急就篇》是史游“勤心纳忠”之作，不是一般教学童识字的蒙本。但该书“把此篇视为史游讽谏元帝的一篇政论，其中字字微言大义；而且又把阴阳五行和程朱理学牵扯在一起来注释史游的思想。结果，不但不能真正探明《急就》的大旨所在，反而制造了混乱”(沈元1962：86)。陈说避实务虚、求之过深，显然不通。沈元(1962：78)指出：“汉代的宦官中很有一些人是善于书记的，皇子幼年时期的保傅兼启蒙老师，多半选择老成而多职的宦官担任。”在其位谋其政，史游编书很可能只是为了教学需要或进行教学总结。
　　近年来，张金光研究秦汉教育史，颇有创见。他对秦汉字书的性质也提出了新的看法。张先生于1984年首次提出他的新观点，又在2003年再次加以强调。两处论述除个别文字不同外，观点基本一致，今引述后者如下：
　　秦之《仓颉》《博学》《爰历》，汉之《急就篇》，皆系当时学吏者识字、学书、识名物所使用的课本，并非一般的启蒙教材。
　　这样大量的物名姓字，只有以治书定簿为务的文吏才为急切之需。……《急就篇》所列诸物名称，为少吏造簿籍、搞出纳所必用，见诸汉简廪簿、器物簿中之物名，皆不出《急就篇》所列。……一部《急就篇》所说总不外诸物名称，人名姓字，百官职守，典章制度，为吏之道。全部切关吏事，处处从小吏着眼，这不足以证明《急就篇》是学吏者的识字学书课本吗?明乎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居延等处汉简中出现了不少边吏们抄的《仓颉》《急就篇》的竹简(引者按：当为木简、木牍)，这也证明了《急就篇》等被吏徒用作课本的事实。就连《急就篇》之为名，也是取学吏速成课本之意。
　　秦之《仓颉》未传下，全貌不知。但其性质当亦类后世之《急就篇》。这一观点存在合理的地方，如《急就篇》与基层庶务密切相关，吏徒以之为教材等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根据这些情况并不能得出秦汉字书为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的结论。
　　秦汉教育制度中的受教育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阶层。从当时字书的内容来看，其中的姓名、名物、职官、制度固然是基层官吏须臾不可离的，却也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沈元(1962：62)称《急就篇》为汉代“生活的一面明亮的镜子”。秦朝独尊法家，焚禁诸子百家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法律条令成为各阶层的必修课；两汉经学盛行，《论语》、《孝经》、“六经”等成为进一步深造的教材；而当时字书所包含的“百科全书”式的内容可以为这些中高等教育提供基础知识。一般民众需要了解的，更多的是与法令、医药、卜筮、种植、方术等实用技能有关的知识。而秦汉字书充满了实用性的内容，也与一般民众的知识结构相合。虽然学吏者以字书为教材，是为了更好地处理基层庶务，但我们显然不能将这些字书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学吏者。
　　确实，就学童启蒙来说，受教育者包括不少基层官吏子弟。《说文解字·自叙》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也有相似的内容：史、卜子年十七岁学。史、卜、祝学童学三岁，学佴将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学童诣其守，皆会八月朔日试之。[试]史学童以十五篇，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卜学]童能讽书史书三干字，诵卜书三千字，卜六发中一以上，乃得为卜，以为官佐。其能诵三万以上者，以为卜上计，六更。……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上者，乃得为祝，五更。大祝试祝，善祝、明祠事者，以为冗祝，冗之。(简474－479)这些学童大多是史、卜、祝等畴官之子，身份比较特殊。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为了继承父业担任基层官吏。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是字书作为童蒙教材造成的结果，而不能成为字书只用于基层官吏教学的证据。畴官子弟学习字书，并不能否定其他阶层学习字书。
　　就这些字书的编者自道来看，也难以得出它们与基层官吏教材有唯一且必然联系的结论。《急就篇》首章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介绍了此编列字体例，并勉励读者刻苦勤学。已有学者根据典籍和汉简的记载，基本复原出汉代某种七言本《苍颉篇》首章的内容：[苍颉作]书智不愿，以教后嗣世[□□。幼]子承诏唯毋[□，谨]慎敬戒身即完。勉力讽诵棒出官，昼夜勿置功[□□，苟务成]史临大官。计会辩治推耐前，超等秩群[□□□，出尤别异]黑白分。初虽劳苦后必安，卒必有[喜□□□。愨愿忠信□]事君，微密痣(痰)塞天性然。奸佞[□□□□□]，□□□□□□□]。文中虽然说到出官、临大官，又谈到忠臣与奸佞，但恐怕只是泛论，并无专门针对基层官吏的意思，而更突出的还是其劝人向学的意图。
　　张先生新说也无法解释魏晋之前字书的演变和传播情况。在西汉以后的六百多年间，《急就篇》作为启蒙教材风行一时。史游生活的年代，距西汉灭亡只有四五十年，而居延出土的西汉木简中就已经发现了《急就篇》文句。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此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首都传播到边疆，可见其流传速度之快。在河北等地发掘的东汉墓葬中，甚至出现了用《急就篇》文字与数字、干支等一起给砖块编号的情况，可见当时人们对此编的熟悉程度。史籍中也屡见人们幼年学习《急就篇》的记载，如《魏书-崔浩传》：“人多托写《急就章》。”浩自表：“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北齐书》谓李铉“九岁入学，书《急就篇》”。《魏书·儒林传》载刘兰始入学“书《急就篇》”，又《北齐书》李绘未入学，“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而他们都不是学吏者或畴官子弟。凡此种种，以及魏晋书家如钟繇、卫夫人、王羲之多以《急就篇》为内容进行书法创作等情况，均可以说明《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使用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吏者。
　　此外，《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汉代“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的编者为“闾里书师”，而与基层官吏无涉，亦可见这些字书在民间广为流传。
　　张先生以边地出土简牍作为佐证，也是不合适的。西北地区气候干燥，木简木牍容易保存，这是敦煌、居延汉简大量出土的特殊原因。这并不能说明其他地区的实际情况，更不能说明字书为学吏者专用。
　　实际上，《说文解字》之前的字书，罗列文字，缺乏注释，收字也不求全面，往往兼有蒙学读物的性质(徐梓1996：31)。同时，从《史籀篇》到秦“三苍”再到汉“三苍”、《急就篇》，都与各个时代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密切相关，都是当时的书写范本。字书、启蒙教材、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广泛适用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因此，张先生的新说似不能成立；对于秦汉字书的性质，我们仍取旧说，视之为通用的启蒙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