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华裳起惊鸿] 锦衣华裳

　　唐代吐蕃，是中国边疆民族史上重要的一页。由藏族先民们所创造的吐蕃文化，是中华民族史上华美的篇章。吐蕃民族尚武雄健，推崇武力，其兵威震撼亚洲腹地，但在社会生活方面，却又崇尚华美，追求精致，给后世留下无数灿烂辉煌的遗宝。
　　带着对这个时代的无限遐想与追寻，近年来我在一项人文科学研究计划的资助下，开始游历海外，展开对吐蕃时代出土文物的考察与收录工作。经过各方面友人的帮助，观摩记录到数量不菲的流传海外的吐蕃时代金银器、丝绸织物和佛教美术作品，其中，一批吐蕃织锦衣物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和我的助手张长虹博士来到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优雅美丽的华裔女性，她是这座博物馆东亚艺术部的许主任。在她的特许下，我们直接进入库房参观，只见灰白色的墙壁和朴素的水泥地面整洁清爽，一排排钢铁柜架内陈列着大大小小的纸盒子，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稍候片刻，许主任的助手从深深的通道里捧出来一个纸盒，在观摩室内将它打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件做工精致、小巧玲珑的小孩上衣，透过阳光，上面的纹样竟然鲜艳如新，让人惊叹。
　　这件衣物的形制为一件用厚实的织物做成的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小领，长袖，左衽，前襟由三片相接而成，织物上的纹样是圆形的联珠纹构成一个个大大的圆圈，圆圈内是一对相对站立在棕榈树枝上的小鸟，小鸟口中衔着一条下垂绶带的两端，绶带中央垂挂有3颗红色宝珠，鲜艳的色泽和生动的构图搭配自然，宛若天成。考古学家们将这种特殊的图案纹饰命名为“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是唐代织锦中素负盛名的样式（图1、图2）。
　　我一遍遍细细端详这件珍贵的衣物，心中十分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和相知已久的这件吐蕃时代织锦衣物零距离接触，过去仅仅只是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大型特展的图录上目睹过它的芳容。据许主任介绍，这件织锦衣物入藏于1996年，和它同时入藏的，还有三件吐蕃时期的银器，其中一件银瓶的底部錾刻有古藏文铭刻，上面铭记此器系供奉给一位吐蕃王室公主的礼品。虽然馆方没有披露过这批文物的出土背景，但学术界基本上认定其是一批吐蕃时代的遗物。非常凑巧的是，几天之前，在芝加哥一位私人收藏家的家里，我们也有幸见到了两件吐蕃时代的衣物，而且无独有偶，竟然也是小孩衣物。其中一件为孩童裙衣，衣长50.5㎝、下摆宽42㎝，两袖之间宽40.5㎝，样式是一件上衣下裙式的对襟短袖衫，上衣的式样做成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衽小衫，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锦制成，织物上的图案纹饰和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收藏的这件小孩衣物如出一辙，都是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图3）。和这件衣物配套而出的，还有小孩的套袜一双，系用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袜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窠团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具有典型的唐代丝绸艺术风格。
　　这批吐蕃织锦实物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第一次让世人领略了唐代织锦艺术中一朵奇葩所散发出的异彩。
　　
　　和吐蕃工匠擅长于制作金银器不同，吐蕃人喜爱色泽艳丽的织锦，但却从未学会制作这种织锦。王尧先生曾经指出，吐蕃在占领敦煌之后，曾经把当地汉户集中起来，编成一个专门从事丝绵生产的部落，称之为“丝绵部落”，以供吐蕃对丝绸织物的需求。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过去主要也是依据文献材料和图像资料来加以推定。如唐阎立本《步辇图》绘出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使节禄东赞前往京都长安迎请文成公主入藏，禄东赞身着圆领长袍，画面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长袍的珠地上饰有联珠立鸟纹，沈从文先生将这件长袍称之为“小袖花锦袍”，认为其应当就是《唐六典》中提到的由川蜀一带工匠所织造的“蕃客锦袍”。当时唐代成都的织锦工人每年要织造二百件这样的锦袍上贡，专供唐朝廷赠予远来长安朝贡的使者或者作为赏赐给周边“四夷”首领的特种礼品。对于这种式样的织锦，姜伯勤先生认为它们是“典型的萨珊风格的胡锦”。他同时还注意 到，在敦煌文书中有所谓“胡锦”、“番锦”与“毛锦”等记载，其中吐蕃统治敦煌时期（9世纪初）的P·3432号文书《沙州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佛像供养具经等目录》以及S·6276号文书《永安圣寿招提司帐历》当中记载有“番锦缘”一词，而这类织锦的用途大约是多作丝织品边缘装饰之用，但他也无法肯定究竟这类织锦是何种织物，未知是否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的锦或沙州丝绵部落中吐蕃人主持生产供吐蕃人用或用于外销的织锦。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P.2613号为《唐咸通十四年(873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徒众常物交割历》，其中也记载有“大红番锦壹，新。长丈伍尺，阔一丈，心内花两窠，每窠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伍色鸟玖拾陆”。这里所记的“番锦”一词，主要使用于吐蕃占领管辖敦煌及唐安西四镇时期，其图案特点是在团窠内饰以对狮（师子）等对兽纹饰，显然也就是指的这类胡式锦。
　　在前人的研究中，不少中外学者都注意到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认为这类题材可能与此类织锦有关。据文献载，这类纹样题材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唐代内库织造当中的“瑞锦”流行蜀地，其中多见所谓“对雉”、“斗羊”锦，说明唐之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制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所以过去便有学者主张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类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锦（亦即所谓“番锦”）大都是蜀锦，取这种纹样的目的是专为向西方销售。许新国先生将都兰吐蕃墓中出土的许多丝绸标本的产地也定在蜀地，也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然而，过去学术界对于这种类型的图案纹饰有过不同的定名，如“戴胜立鸟”、“戴胜衔绶鸾鸟”、“立鸟”、“衔物立鸟”、“雁衔绶带”等，对它们的来源也有各种不同的推测。如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作铭先生对发现于中亚地区的这类图案纹饰就做过较为详细的描述：“颈有绶带的立鸟纹，也和我国旧有的鸾鸟和朱鸟纹不同。它的颈部有二绶带向后飘，口衔一串项链形物，下垂三珠。颈部的翅膀上都有一系列联珠纹。这些都是所谓萨珊式立鸟纹的特征。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的壁画上……，以及波斯萨珊朝银器刻纹上，都有具有这些特征的立鸟纹，这些动物纹，一般都围绕以连珠缀成的圆圈，这也是萨珊式花纹的特点” 。可以和眼前这件织锦衣物相比较的，有近年来在青海、甘肃等地考古出土的一批织锦残片。例如，在都兰吐蕃墓中出土有一批含绶鸟纹织锦，分别发现于热水河北岸M1、M9、M10、M20、M26、夏日哈M8、M11、热水河南岸M1、M3等墓当中，出土时织物相当残碎，据许新国先生介绍主要用于衣服的领饰、袖缘、襟饰以及缝成的小套等形式，虽然多系残片，但其纹饰上的特点与夏作铭先生所述基本一致。按照鸟足下踏座的不同，许新国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棕榈座形式；第二类为联珠板形式。其中，第一类含绶鸟纹锦均以团窠环中对鸟的形式出现，团窠环的形式较多样，宾花均为十字对称形式，作为团窠环的联珠纹形式多样，在鸟的颈部、腹部、尾部普遍采用联珠纹装饰。他认为第一类含绶纹锦同中亚粟特人织造的织锦织造技法、纹样风格非常近似，总体面貌一致，因此将其归入到粟特织锦系统。第二类含绶鸟纹锦主题花纹既有单一鸟，又有对鸟，当中发现织有萨珊波斯文字的织锦残片，所以他认为这类织锦有可能是在中亚地区织造的“波斯锦”。在具体的织造方法上，许新国提出西方系统的含绶鸟纹织锦具有厚实、平挺、覆盖严实的特点，尤其是在采用Z形强拈上，与西方织锦相同。
　　图案保存较为完整的对鸟纹织锦还有甘肃省博物馆新收藏的一件织物残片，与上述各例相比较，又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它以小花组成团窠环，环外四角饰宾花，环内为对鸟，站立在棕榈座之上，鸟身饰方格纹，鸟尾上翘。收藏者已注意到，此鸟不带联珠纹装饰，而且鸟头长有双角，与同时期常见的立鸟纹不同。不仅如此，作为对鸟纹饰最具标志性的所含绶带也未在图案中出现。类似的织锦曾经在瑞士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织锦当中发现过一件，此件织物的图案也是棕榈座上的对鸟纹，其团窠环与宾花、对鸟的纹样都与前者相似。
　　海内外学者十分关注这批流散于世的含绶鸟织锦的产地。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屈志仁先生认为，从风格与技法等方面来看，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含绶鸟纹小孩衣物面料的产地很可能是来自粟特，其纹饰风格为仿伊朗·波斯萨珊式样。我国学者林梅村进一步明确认为这是一件青海都兰唐代吐蕃墓中出土的粟特锦服饰。林健、赵丰等学者在对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对鸟纹织锦残片的织造技法进行观察后注意到，这类织锦都加有强Z拈的经线，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经向循环，纬向则严格对称，图阶为多组经线和纬线，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中亚织锦的特点，至于其产地具体在哪，有待进一步探讨。
　　我久久地注视着眼前这件将海内外学者都卷入激烈争论浪潮之中的织锦衣物，用全世界各种语言展开的学术争论的声音渐渐远去，心中浮现出的，却是一个个最简易的问题：这件衣物的小主人是谁？她的父母是谁，他们如何将百般宠爱加其一身，是从何处获得了这珍贵的对鸟织锦？又是由哪一位能工巧匠将其剪裁成如此令人怜爱不已的锦衣华裳？依稀朦胧之中，但见穿过历史的云雾，身穿着对鸟纹样衣服的小姑娘正笑逐颜开地朝我奔来，身上的鸟儿如同惊鸿飞起，引得满目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