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死亡航班”|死亡航班评价

　　频繁更迭的政府和屡屡发生的政变加剧着社会危机的爆发，随之而来的更是经济的停滞、腐败的滋生以及恐怖事件的蔓延。呼之欲出的是政治强人、军事统治的出现，当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这位贝隆时代的陆军总参谋长以“结束腐败和颠覆活动”为名软禁了当朝总统伊莎贝尔时，一个新的时代宣告诞生。这一年是1976年，历史称之为“肮脏战争”的开始。
　　1980年，55岁的魏地拉已经在阿根廷进行了近5年的军事管制，这期间他曾坦言“阿根廷的许多人民是应该死去的，这样国家才会再度变得安全”。于是，一场由国家所支持的战争开始了，其敌人正是国内因不满而罢工、游行，欲图采取暴力或其他手段进行政治颠覆的人民，这场战争以威胁恐吓、逮捕拷打乃至暗杀等手段来求得国家的安定。魏地拉同他的继任者维奥拉、加尔铁里一道，打了一场不光彩的战争，在被称为“国家重组程序”启动之后的8年间，9000（已确认遭到杀害的人数）到3万名阿根廷人相继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作为一项额外附加的‘项目’，有时我们会以释放他们为借口来要求受害人跳舞取乐。随后，他们会被要求注射‘疫苗’，然而，真正注射的却是硫喷妥钠（一种超短时作用的麻醉药）。很快，这些人开始昏昏欲睡，我们从那里将他们装进卡车送上飞机。”这是一份1996年阿根廷海军军官阿道夫?斯林勾（Adolfo Scilingo）的供词。“死亡航班”的模样以骇人的方式被一点点勾勒出来。
　　1995年被解职的军士伊瓦涅斯（Ibanez）曾以卫兵的身份供职于坎伯梅奥（Campo de Mayo）军营的一处秘密酷刑中心。“从1976到1978年，有2000到2300人被关押在那个‘地狱’里。人数过多时，我们就必须要将他们‘疏散’，于是，每月约有3至4次的航班从这里起飞。飞机飞行的高度简直太低了，我甚至能看到海里紧跟飞机的鲨鱼。”一次采访中，伊瓦涅斯坦言他必须向公众忏悔那些他早已同上帝忏悔过无数遍的罪行，他并不怕因此而坐牢，因为“我已经遭到最严厉的谴责了，那便是我的良心”。然而，所有于“肮脏战争”中犯下罪行的罪犯都在1990年为时任总统梅内姆所赦免，这种“迫于压力”而做出的“特赦”不仅没有得到人民的认同，反而随着更多受害者的“浮出水面”而加剧着人民心中的不满。
　　浮出水面的地点不是别处，正是阿根廷的友邻乌拉圭，这里既是拉普拉塔河的入海口同时又紧邻大西洋。早在1976年，乌拉圭的海岸上便陆续有“安静的邻居”登岸，一份提交给中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资料显示，这些尸体均被捆绑，全身显示出被折磨过的痕迹，其中女性尸体则遭到过严重的性侵犯，另外一些则有着电击后的创伤。这些资料并非文字叙述而是真真切切的130张照片，分别来自20位受害者。这套照片随即成为指控“死亡航班”的重要证据，这显然要比在押人员的证词有力得多。
　　如今的阿根廷政府已宣布军政府期间的统治为非法。2012年8月10日，阿根廷最高司法信息中心称，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时期，约有数以百计在押人员被抛入河流或大海。河流是阿根廷的“母亲河”拉普拉塔河，大海是阿根廷的“东大门”大西洋。
　　2012年8月10日，“阿根廷死亡航班”案的陆续开庭受理，再一次告诉世人，审判仍在继续，伤口尚未结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