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地佛教造像艺术_佛教造像集 pdf

　　自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成为明朝开国皇帝始，至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止，明王朝统治中国276年，留下大量佛教造像。肇始于东汉的内地佛教造像艺术，经历了汉的粗犷、六朝的古典妩媚、隋唐的成熟自信、宋的清新婉约、辽金的伟岸刚劲、元的兼收并蓄，到了明代，世俗化趋势愈加明显，造像材质更趋多样化，有金铜造像、瓷塑、玉雕、木雕、象牙雕像、石雕、彩塑等。
　　明代佛造像风格的形成和演进受同时代宗教政策和社会风气的巨大影响。明太祖朱元璋做过几年和尚，发迹于元末的白莲教起义，对于佛教对底层民众的号召力有深刻认识，他既崇信佛教，又对其严加控制。上台伊始，他推崇儒释道三教合一，强化佛教理学专制思想统治，设立善世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他将内地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各司其职，不可逾越。明代教寺取代以前的律寺，从事为死者追善供养，为生者祈祷求福等法事活动。教寺的大行其道说明佛教日益世俗化，渗透进民间各阶层的生活，佛教活动已成为民俗的一部分。明王朝对于僧人度牒和僧籍制度，从紧到松。洪武六年(1373年)免除“计僧鬻牒”，僧人出家不用再交“免丁钱”，但对剃度严加限制，三年一度，且须经严格的考核。景泰二年(1451年)开始卖牒救灾，并免去度僧的考试制度，致使僧团冗乱混杂，佛寺激增。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兴起参禅学佛的风潮。佛寺和佛教信徒的增加，使社会上佛教造像的需要量大幅增加，同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
　　对于藏传佛教，明初废除了其自元朝后在内地享有的种种特权，西藏喇嘛不再被尊为国师，但继续享有优渥的待遇，以此维持中央皇权对西藏的有效管理。永乐、宣德时期形成了完善的治藏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广建众封”，册封了众多法王、国师。同时仿效元朝，在宫廷专设造像机构，称“佛作”，制作了大量藏传佛教风格的金铜造像颁赏西藏高僧。嘉靖时期，皇帝尊崇道教，认为藏传佛教的一部分作品淫秽下流，于是下令摧毁宫中与汉文化相悖的密教造像。到了万历时期，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大肆修建寺院，亲自创作水陆画，推动了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转型。
　　明代内地受藏传佛教造像风格影响主要局限于金铜造像，也有少量此风格的木、石浮雕造像，但数量极少，影响有限。元朝时，由于统治者扶植、崇信藏传佛教，任用萨迦派喇嘛为国师，在京城设立“梵像提举司”负责塑造藏传佛教塑像，西藏的金铜佛造像艺术随之传人内地，促进了两地造像艺术风格的融合，出现了一批仿西藏风格的金铜佛造像。到了明初，藏传佛教在内地失去了独尊的地位，造像风格随之转型，恢复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审美。
　　图一为首都博物馆收藏，由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槏的王府出资铸造的释迦摩尼成道像。佛为螺发，圆脸，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左手禅定印，右手触地印，结跏趺坐于单层仰莲宝座上。下为六边形束腰台座上，台座束腰处刻：“周府欲报四恩，命工铸造佛像一样五千四十八尊，俱用黄金镀之，所以广陈供养，崇敬如来，吉祥如意者。洪武丙子四月吉日施。”此尊佛造像从面相和袈裟的表现手法上与唐代造像十分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螺发，唐代佛像的螺发为双层，而自五代之后，螺发变得低矮并成为单层的了。
　　永乐、宣德时期是中央政府经营西藏的重要时期，为笼络西藏僧人，宫廷制造了大批金铜佛造像，用于赏赐赠与。这批佛造像制作精良，选用上等红铜铸造，集合了汉藏两种风格，如佛像顶髻采用西藏风格，为双层，上顶宝珠；面相符合内地审美，脸型方颐，沉静慈祥。佛像全身着袒右肩袈裟，用写实方法描述衣纹，而不似西藏造像采用萨尔纳特式，如同湿衣贴体，只在领口、袖边象征性表现衣领、袖口。菩萨像则是下身着裙，胸前戴繁复华丽的璎珞，细腰，并采用三折枝式造型，姿势优美。此外还造了大量密宗金刚、护法像。造像的莲座都采用西藏造像常用的三角形仰俯莲座，莲瓣饱满细长，一般在莲座前台正中刻“大明永乐年施”或“大明宣德年施”楷书款。
　　图二为铜鎏金观音菩萨立像，高约两米，是明成祖朱棣赠送给瞿昙寺活佛“灌顶净觉弘济大国师”班丹藏卜的礼物之一，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此尊造像立于仰俯莲座上，身体略向左侧扭曲，头戴五叶冠，缯带在耳后上扬，国字脸，低垂双目，神情温婉慈祥；上身裸露带璎珞，下身着裙，双手各牵一支莲花，每只上各有三朵莲花，一朵凋谢，一朵盛开，一朵含苞待放，代表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佛法之光普照世间；莲座上下各饰一圈连珠纹，珠形滚圆，座前沿用汉藏梵三种文字刻“大明永乐年施”款识。此像是永乐宫廷造像艺术的代表作，也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体积最大的永乐宫廷铜造像。
　　永、宣之后，明王朝由于经历“土木堡之变”等变故，经济陷入萧条，宫廷铸造藏传佛教金铜造像陷于停顿，但其艺术风格传入民间，影响深远，一批造像流传至今，其中很多刻有年款，是断代的最好依据。
　　图三为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释迦摩尼佛造像。头顶双层高肉髻，发髻正中及顶部各饰一宝珠。汉地铜造像佛顶宝珠饰于单层发髻前方正中，藏地铜佛宝珠则在双层发髻的顶部，这种顶饰双珠的佛像从明代中期一直流行到明后期。佛像身着右肩半披式袈裟，腰部露出内穿的僧祗支；左手触地印，右手禅定印，结跏趺坐于束腰仰俯莲台上。这种带弧角的三角形束腰仰俯莲台座最早起源于东北印度，西藏地区从十二世纪开始流行此造型的台座，元朝传到内地。此像座后刊造像记：“弘治十五年正月二十日造修。造善人姬名，妻薄氏，男姬惠。”
　　嘉靖皇帝抑佛崇道，销毁了宫廷收藏的大量藏传佛教造像。到了万历时期，作为虔诚佛教徒的慈圣太后广置梵刹，使崇佛之风日盛。经此一抑一扬，铜佛造像艺术风格为之一转，重新回到汉地传统风格上来了。此一时期造像皆头部过大，比例失调，身体臃肿，神态甜腻媚俗。
　　图四为铜鎏金观音菩萨像，是瀚海拍卖公司2010年春季拍卖会的一件拍品。其束发戴高冠，冠正中端坐阿弥陀佛，头顶化佛是观音菩萨的标识。双手持如意，结跏趺坐于圆形仰莲座上，莲瓣层层叠叠，做盛开状，下承六角形带围栏的莲池。这种台座最早出现于元代，明代内地铜造像中十分盛行，也有的是莲池中间一朵大莲花坐佛，两边两朵小莲花立二弟子或二菩萨，有的是两朵莲花坐释迦、多宝双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