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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患于未然 [米杰,坚守只为“防患于未然”]

发布时间:2019-07-08 03:49:41 影响了:

  米杰的忙碌,从挂在她办公室的各类国际医学会议的代表证就可见一斑。厚厚的一大把,颜色五花八门,当记者感叹着需花几年功夫才能攒成如此“规模”,她却忍不住笑了:“头几天刚收拾过一批,你现在看到的都是近几年的。”
  身为首都儿科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米杰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花在她呕心沥血的科研课题上,就是奔走于不同的城市进行学术交流。“如果忙碌的意义,是让更多人从婴幼儿时期就远离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侵害,我愿意再少睡一会儿。”
  掺和了件“从无到有”的事
  用米杰自己的话说,从事“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研究,纯属“一不留神”。
  1985年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后,米杰服从分配进入首都儿科研究所(下文简称“儿研所”)。说来也巧,恰好在1983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招募合作医学机构,致力于通过研究降低肺炎、腹泻等感染性疾病的发生水平,全面改善儿童健康状况。“肺炎、腹泻是当时中国导致婴幼儿死亡的主要疾病,这种研究打破了过去完全依赖临床的一对一个体治疗模式,将更多的关注力投入在农村、边远山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地等上述疾病的高发地区,研究在这些地区导致婴幼儿肺炎和腹泻高发的因素及有效的干预措施。”
  代表儿研所加入这个项目,米杰一干就是8年。随着在流行病学领域的不断纵深探索,她越发希望在学业上有所精进,于是报考了协和医科大学的流行病学研究生。
  这个决定彻底改写了她后来的人生。
  在米杰研究生课程的第二年,英国的大卫·巴克(David Barker)教授通过对24114名荷兰饥荒时期出生人士的营养状况追踪,提出了令国际医学界为之震动的都哈(DOHaD)学说。直指除遗传与环境因素外,如果生命在发育过程的早期(包括胎儿和婴幼儿时期)经历不利因素,如宫内营养不良或胎儿生长发育迟缓等,将会大大增加其成年后罹患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几率。
  这一理论虽然在日后衍生为国际新兴的最前沿学科——“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但在当时仅仅停留于假说阶段,且不断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为寻找更多地域的病例佐证,巴克教授找到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吴阶平院士,希望与中国进行合作,并将目标数据库锁定于前身是教会医院的北京协和医院,理由是其产科拥有大量完整的记录孕妇从怀孕到分娩病历。
  于是,吴阶平院士把巴克教授介绍给米杰当时在读研究生的导师,一个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请他帮助巴克教授实现他的愿望。导师建议先进行旨在探讨这个研究可行性的预试验,即根据医院保存的出生信息,尝试逐个联系当事人。
  于是在1994年夏天,米杰利用暑假将协和自1921年医院建成后正式对外开放至1954年期间产科的上万份病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困难很大,许多病例都是全英文的,姓名部分使用的是罗马拼音,它与汉语拼音不同,同一个名字可以出现不同种拼法,对追踪构成很大干扰。”为锁定准确的ID信息,米杰最后选择使用出生于1948年至1954年间的人群作为研究的追访队列,这些人的胎儿期和出生记录相对较为完整,并且他们的母亲留在医院病历上的身份信息比较明确,可以通过母亲追访到他们的孩子。
  预试验完成后,中英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开展第一宗关于“胎儿发育与成年心血管疾病”的纵向研究。自此之后,原本想“读完博士就杀回儿研所”的米杰,不由自主地前往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继续从事“环境流行病学”的博士后研究,并一直进行佐证“都哈”假说的研究。
  2000年,米杰学成归国,并带回10万英镑的合作项目经费,重新回到儿研所,却面临由于老同志相继退休,原来的流行病学研究室只有自己一个正式工作人员的困境。于是,米杰一方面在所内外招募工作人员和招收研究生组建研究团队,一方面紧锣密鼓地启动与英国第二周期“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的科研合作项目,一干又是四年。米杰通过研究证实,出生瘦小或宫内发育迟缓的孩子,容易罹患糖尿病、高血压和代谢综合症。“今天,巴克提出的‘胎源’假说已经被医学界予以认证,令很多在起初‘唱反调’的学者大跌眼镜。这不仅仅是医学理论领域的重大突破,更由此衍生出当下炙手可热的前沿学科——‘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而巴克教授也成为该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掺和’进来并见证它的一路成长。”
  愁,小胖墩越来越多
  从开始接手佐证“都哈”后,米杰只要在街上看到小胖墩就越发忧心,因为该学说除了确认“先天不足”将可能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外,还绑定了“后天肥胖”与这些疾病的因果关系。
  “刚开始,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只在视觉认知上感觉胖孩子越来越多。直到2003年我带队承接了市科委的重大科技项目——营养转型期儿童成人慢性疾病的综合防治研究,才渐渐获得一些具体数据,结果比想象中的还糟糕。”
  经过对北京市25000名18岁以下青少年的大型调查,米杰团队发现,在北京未成年人群中,超重和肥胖的儿童已经超过20%,“1985年时,全国7至18岁的学龄儿童,肥胖率不足1%。1992年以来,中国成人超重比例上升了50%,而儿童肥胖率则上升了5至7倍,儿童肥胖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了成人的速度。”
  这是可怕而令人忧心的现实,恶果接踵而至。根据米杰团队的近期研究,通过对北京出生于1996年至2000年的400名“问题新生儿”的追访,发现相当大比例的孩子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且Ⅱ型糖尿病与脂肪肝也非常普遍。“这400名孩子在出生时,或是宫内发育迟缓,表现为低出生体重(出生体重低于2.5千克),或是巨大儿(出生体重超过4千克)。待到他们10至14岁时,很多人的腰围超过了90厘米。一个女孩子在测血压时,收缩压180毫米汞柱,舒张压129毫米汞柱,要知道北京15岁以上人群的致残病因中,第一位是脑卒中,而引发脑卒中的第一位致病因素正是高血压。”
  更糟糕的是,大量医学试验表明,由于脂肪细胞存在记忆,因此靠寻常减肥手段实现大幅度瘦身十分困难。且一旦肥胖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即便在体重减轻后,先前对身体构成的伤害亦不会相应缓解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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