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什么样的学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指的是学习的境界，也指的是学习的精神。与这种论述相吻合的是，靠着这种大学精神，我们有了四大发明。而其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成为近现代大学产生的基本前提。从理论到实践，中国人对大学的建树功不可没；从实践到理论，目前的大学教育改革却迫在眉睫。
　　真正的大学精神
　　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专门学校”培养目标则是“学成任事”。因此，蔡元培对大学生提出了三大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的就职演说给我们的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宝贵的大学观念。
　　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谈到了大学的性质以及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要求。他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从这个灵魂出发，罗家伦对教师提出了八字方针：“尽心教学，努力研究。”大学生应如何做呢？他说：“便应当有大学生的风度。体魄康强，精神活泼，举止端庄，人格健全，便是大学生的风度。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心胸，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
　　蔡元培和罗家伦二人都强调了研究学问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目前公认最好的大学。这两所大学所体现的现代大学精神是什么？就是研究学问和道德修养并重，它也深刻地积淀在两所大学的传统校训中。北京大学的校训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果说北大校训强调的是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民主自由，那么清华大学的校训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精髓。它们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现代大学的主导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概括就是：在大学里，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读好书做好人。当然，教师主要是教好书，但要想教好书，还得先要读好书才行。
　　让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的教育观念。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树立对真理和知识的绝对权威，就是哈佛大学教育的灵魂。然而，仅有真理和知识还不够，1991年中国留美博士卢刚枪杀老师的悲剧告诫我们，要关注人的德行。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最完整的知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
　　大学不仅仅是真理的摇篮，更应该是精神的圣地，应时时刻刻关爱着个人的灵魂与人类的命运。孔子说：“君子不器。”人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器具。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君子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倾心于道的人（“朝闻道，夕死可矣”）、能超越日常功利生活的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大人之学，就是成为儒家所谓的大人的学问，其原则在于弘扬光明的善德，在于用这种善德革新民心使之去恶从善，在于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很显然，这与鲁迅所谓的“立人”可谓异曲同工。
　　因此，大学教育真正落实的应该是：四年下来能让学生内心有种充实的感觉，让他们能够坦然走出校园，积极面对现实的风雨，让他们的精神真正独立起来，成为一个求真向善爱美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教育才能真正算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然而现实不容乐观，大学的器具化相当严重。
　　现代大学的器具化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就指出“学术工业”的问题。他说：“让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透了。”正是这种压力造成了“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他进而提出把人文科学引向邪路的“四类偶像”——“数据偶像”、“新奇偶像”、“时代偶像”和“学院偶像”。其中“数据偶像”首当其冲，它“相信必须先记录下全部可用的资料，然后再进行人文科学的其他研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由于数据崇拜者要求好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致使多少好思想不得不流产啊！”在此，贡布里希是从研究的过程来谈的，简言之，就是占有越多的资料，研究的越有成果。这会导致一种不良倾向——研究成果所引用的资料越多越容易发表。不否认有认真读书的真正学者，但是这些情况也大量存在：不会英文却硬要列举一大堆，没读过的书也为了充数被列出来。
　　数字崇拜还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态度上，就是成果数量越多越对自己有利。当前这种数字崇拜登峰造极，教师追求论文的数量，学生们追逐各种证书的数量。这种数字崇拜，更滋生出造假的风气。教师为了职称或福利，片面追逐论文，一稿多发，胡编乱造成风，学术腐败丑闻此起彼伏；而学生平时游手好闲，考试作弊像瘟疫一样蔓延。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然而，环顾当前大学校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和学生存在着沦为器具的倾向。
　　大学教师沦为器具的表现主要有三：教书匠、职称奴和学位狂。教书匠是为教书而教书，纯粹地讲授着课本知识。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见解，更不能引导学生深入研究。教书如此，遑论育人！这些老师是把教书纯粹地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职称奴见面就问：“有没有发文章啊？发了几篇？有没有国家级或国家重点级？”他们最羡慕的人就是那些发了国家重点级文章的人。另外，近年来高校教师争相搞在职学位，甚至出现了教授争相读博士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