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前后：主观的历史】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霍乱》，性的政治烙印　　《霍乱》根植于性爱，诊断出人性的痼疾，揭示了男性个体为满足私欲所借助的暴力及阴谋。性为此带上深刻的政治烙印，并经权力的暴力作用，将权欲转化成兽欲，将女人转变成私有财产。
　　男性霸权及物化的女性形象　小说《霍乱》以切入人性的视角刻画了几个男人在实施经济和政治阴谋的过程中，争夺女人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斗争。女人在男权操纵的社会中沦为物化的形象，几个女人的悲剧命运无不由男人对权力和利益的巧取豪夺促成，她们缺乏判断，无力左右个人命运，对男人施加的暴力性侵害和占有言听计从。1945年前后中国处于抗日时期，社会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占山为王的男性霸权和物化的女性形象。男性霸权无需多言，物化的女性形象则表现为男性的附属物、缺乏理性的同情心、被蹂躏的鸽子形象，被迫服从男性暴力(或权力和利益)对精神及肉体的双重统治。男性霸权对个人命运及精神毁灭的强度，直接呼应《霍乱》的隐喻。男性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决定力量，女性则被迫转变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可以被暴力随意转移、占有或支配。《霍乱》批判了性爱角色的不平等决定了婚姻关系的不平等——占有与被占有、统治与服从、离乱与无视共同作用于以满足私欲为目标的家庭生活。女性社会能力愚弱及社会角色缺席，促使男女双方在欢爱关系中，阻隔于男性的霸权而极少发生精神交流，女性也因此成为牺牲的典范。换言之，性饥饿与权力饥饿相辅相成，全面异化着男女双方的精神世界，并与政治社会紧密契合，呈现出霸权式的社会体制。
　　《霍乱》中承受男性霸权并被毁灭的女性有四个：小春的母亲、米先生的太太(林夕萍的大姨妈)、林夕萍的母亲、林夕萍。她们镶嵌在森严的等级制度里，沦为男性霸权的悲剧符号。她们没有语言，只以泪水和凄婉的血肉之躯，被熔铸到男权社会的铜墙铁壁中，无声地毁灭。她们既无选择权，也缺乏理性的感知力，只能成为一个物化的无条件接受男权统治的附属品。
　　小春的母亲，霍乱疾病的导火索，一个下层社会的女人，以满足米先生的兽欲，换取医生对女儿疾病的治疗。她代表着命运悲剧的最大浓缩式人物，在垂死挣扎的时刻，仍要被迫接受男人的性消遣；米先生的太太，名义上是米景亮的太太，实际上是男性婚姻关系中的一个摆设，她在婚姻中已被丈夫遗弃；林夕萍的母亲，米先生与其偷情被谷镜虔发现，与之合谋杀害林夕萍父母，然后分其财、占其女；林夕萍，嫁给米陆阳，姑父谷镜虔的儿子谷雨暗恋并蹂躏她。青龙凤借完成一项秘密军事任务杀害米陆阳和谷雨，占有了她。
　　性解放40年代前后，革命的文学、革命的组织，演化出革命的性。谁革命，谁获得。被革命，不仅丧失一切，还要丢命。自由勾结着抛弃，占有定义着爱，换汤不换药的性爱观，借助革命的性，为拓展男权对性的享乐提供了更宽泛的自由。在中国，性的自由，往往是指男性自由，而非女性自由，这一怪胎出生并茁壮成长，大因权势和工业化推进的繁荣，势不可挡。《霍乱》中沦为战利品的女人，不具备利益功用就要具备性的功用，才具备满足男人抑或屈从男人需要的资格。当性的功用一旦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女人立即被男人处决。
　　私欲与兽欲珠联璧合，是《霍乱》表现出特色鲜明的中国式男女关系——相互需要、相互满足，以获取改变困境的筹码。作为弱势的女人通过自我牺牲，获得活下去的虚假依靠，一旦灾祸来临，男人则脚底抹油，一走了之。性在中国长期沦为消费品，沦为交易对象，折射着人们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中国无妓院，又处处是妓院，妓院在每一个被权力和金钱塑造的灵魂意识深处。《霍乱》揭示的男性霸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武力加精神暴力，它导致了精神异化，形成了畸形婚姻、成就了男权的绝对地位、导致了女性的从属身份及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女性混迹其中，宛若闪躲凄艾的活鬼，比如林夕萍的大姨妈，她目睹丈夫偷情，却一言不发，变成一具活死人。男性为所欲为、成者为王败者贼，比如米景亮和谷镜虔，合谋杀害林如海，夺财占女。爱情从未在中国存在过，权力和利益对人们意识形态的作用，早已使爱情无立锥之地。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婚姻只能是高度世俗的契约性结合，而与精神性毫无关联，因此中国社会的婚姻生活集中了悲剧和反人性的因素。
　　如今，性解放成为当今消费潮流的口号，并沦为男性借助权势和财富满足私欲的**宣言，在这个颂扬权力至上、物欲繁华的时代，性爱唯有通往精神之路，才具备意义，否则只能充当满足生理饥饿和物种繁衍的工具，沦为交易的角色。
　　女性的缺席　《霍乱》中受侮辱的有女性，反抗侮辱的没有女性。悲情意味由此而来，刻意塑造的女人和社会生活中的女人，此时似乎只有前者被描绘，后者则缺席。缺席的女人和在场的男人，是意识深处的惯例。女人被拉出来在场和自觉在场，有着本质的不同。自觉在场主动，有决定权。拉出来在场，要设立一个性别平等的摆设，不许表态，或只能按照授意表态。《霍乱》中的女性符号，是社会活动的缺席者。独立和女性解放成为凌空虚蹈的假面舞会，成为流于形式的口号。
　　小说《霍乱》中青龙凤、谷雨对林夕萍的抢夺没有林夕萍情感的参与，她的归属，取决于男人权势较量的输赢。女人是战利品而非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这一时期的男性符号是霸权、性饥饿、占有、阴谋、杀戮、是对女人具有绝对支配权的暴君；女性符号则展现出被蹂躏的鸽子、疾病、婚姻中的寡居、死亡、屈从、无判断力、蠢笨、附属品、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典范。
　　为满足自我对性的欲求，男人不惜加入杀戮和阴谋。女人则被男人操纵命运，身陷阴谋的核心又不自知，形成不在场却被害的悲剧。《霍乱》全文笼罩着浓重的悲情意味，男人的不择手段又加重了这种悲情意味。女人是引发男人策划阴谋的根源，女人却在阴谋的核心缺席。女人的缺席其实就是女性的智慧缺席。女人是男人的战利品，而非精神伴侣。这种现状是中国两性关系的生动再现，也是中国人无法具备美雅精神性爱的关键因素。
　　重重禁锢下的女性符号　女性的禁锢来自社会的不平等和世俗观念的戕害。倾斜的道德观念、严格的阶级划分、掌握一切的权力及利益固然限制了女人精神的拓展和智性的提高，然而，最可怕的禁锢则来自女性自身——愚昧和放弃反抗精神。社会诸方面对女性的禁锢，让女性自身的不觉醒成为习惯，并让她们以此标准要求和判断其他女性，进一步扼杀精神成长的可能。女性的自误和误人，被愚和自愚，促使女性成为无法独立思考和处理社会问题的符号。女性自此一步步沦为性消遣或生育工具，成为一个可悲的附属品符号。反思中国社会，其漫长的发展史始终伴随着对女性愚弱的过程，即使在某一个时期出现过女性争取独立的萌芽，它又被男性掌握的官僚社会迅速扼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