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甘肃出土的几件灯具看古代灯具造型艺术|灯具品牌排行前十名

　　［摘要］灯具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照明用具，灯具的出现与社会的发展及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设计理念和人类的审美观念。甘肃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灯具，以其独特的造型艺术，再现了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关键词］甘肃； 古代灯具； 造型艺术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4-0040-02
　　灯具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照明用具。如果没有灯，人类的一半时间会在黑暗中度过。灯最早的名称为“烛”，甲骨文中没有“灯”字，只有“烛”，其形似一个人跽坐执烛。“烛”字在周代文献中使用较多，但当时的“烛”与现代的蜡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仅仅是表示一种火把，可能是灯具的前身。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镫”这个名称，“镫”应为“灯”的假借。汉代，不少铜灯自铭为“镫”或“锭”，“镫”沿袭了战国的叫法，“锭”可能是汉代对于灯的又一称谓。《说文》中对“镫”和“锭”的解释为“镫，锭也”，“锭，灯也”。
　　从汉代开始，“灯”的名称正式启用。据史料记载，中国古代灯具的形成和发展，比灯名的出现要早得多。我国古代灯具至迟出现在春秋时期，战国时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制作工艺也已大体成熟，以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中出土的连枝铜灯最为精美。汉代是中国古代灯具的繁荣时期，灯具制造工艺有了新的发展。由于两汉盛行“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丧葬观念，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灯具也就成了随葬品中的常见之物。众多出土文物表明，这一时期的灯具不仅数量明显增多，而且材质和种类都有新的发展，灯具的使用已经相当普及。从质地看，在青铜灯具继续盛行的同时，陶质灯具以新的姿态逐渐成为主流，之外，新出现了铁灯和石灯。从造型看，除人俑灯和仿日用器形灯之外，还有动物形象灯。从功用看，除原有的座灯外，又出现了行灯和吊灯。这一时期考古发掘出土的灯具十分丰富，如河南陕县刘家渠的46座汉墓中，出土了各种灯具38件；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及其妻的墓中随葬有铜、铁、陶灯65件，其中即包括著名的“长信宫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灯开始取代了此前的青铜灯。由于青瓷灯造价低廉、燃料易寻、添油方便，因而普及较快，具有一定造型和装饰的油灯开始在民间广为使用。这一时期的精品有南京清凉山吴墓出土的三国青瓷熊灯、浙江瑞安出土的东晋青瓷牛形灯、山西太原出土的北齐瓷灯等。此外，还有铜、锡、银、铁、陶、木、玉、石等各种材质制成的灯具。尤其是唐代，产生于宫廷建筑装饰的宫灯逐渐流行。明清时期，灯具发展已经达到了鼎盛辉煌，灯具在发挥照明功能的同时，灯具更加注重艺术性、装饰性及观赏性，制造出各种陶瓷灯、金属灯、玻璃灯、木制灯等，丰富多彩，造型优美，装饰富丽。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甘肃各地出土了自战国至清代不同时期的各种灯具200多件，其中甘肃省博物馆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几件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灯具颇具代表性。
　　其一，鼎形青铜灯。
　　出土于平凉庙庄战国秦墓中，由盖、键、耳、身四部分组成，器物表面光滑，外形像一个三足圆鼎，鼎内残留有泥状油脂。盖的中间有一托，两侧有耳，上有键槽，紧扣鼎盖，两端为转向相反的两个鸭首。当器物收合不用时，双键扣盖。中间部分装饰一圈凸起的弦纹。闭合时，旋转鼎盖，盖上扣的键槽的一端被鸭首的宽嘴衔住，封闭严实。当需要使用油灯时，朝相反方向转动盖子，鸭嘴便会脱离键槽，取出盖子支起，鼎盖即成灯盏，携带、使用方便。此灯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设计与制作堪称构思奇巧，匠心独具。灯的各个部件坚固而又轻巧，联结密合却不失灵动，支合自如，操作简便。以鼎腹盛油，器盖收合后严密无隙，即便使劲晃动，或长途跋涉，车马颠簸，也不会有一滴油溢出，其精密的设计和铸造技艺，令人叹为观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器盖中间支起的托架，可能类似导烟管，而灯的主体部分是空的，也许用来储存清水。导烟管的一端与中空的灯体相连，另一端连着灯盖，当油灯点燃后，烟尘被吸入导烟管，烟尘经导烟管溶于灯内的清水，从而防止了灯烟污染室内空气，起到了环保的作用。鼎形铜灯的拥有者应为当时的贵族，因为精美华丽的青铜灯具，不仅满足了权贵们的照明和审美需要，还可以满足他们借灯显示其身份地位，借灯长明以求吉祥长寿的心理愿望。因此，青铜灯具的设计和制作，无疑都是按照宫廷贵族的要求进行的。鼎形青铜灯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技艺，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二，西汉组合式铜灯。
　　出土于甘肃秦安县陇城乡上袁家村汉墓，高14.5厘米，筒径6.9厘米，由三部分组成。整个器物的第一部分闭合时主体呈圆筒形，附有一只可从柱体中旋出的圆盏；第二部分是由半圆柱连接的顶盏和底盘，半圆柱套合在主体圆筒内侧所附的銎孔中，并可根据需要将顶盏与底盘从柱体中旋出；第三部分为可反转成灯盏的有柄圆盖，盖面有三钮，反转后即为盏之三足。这三部分完全收合后为一个有底有盖、空心分层的圆柱体，开启旋转后形成高低错落的三圆盏，一灯作三灯用。此灯结构简明而又别致，设计高明，造型独特，纹饰华丽，制作精美，最突出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圆柱体可分层旋出的特征，一灯多盏，扩大了照明空间。其独特之处还在于设计者将顶盏与筒底以长轴相连，这样设计，顶盏旋出时筒底也旋出，灯的底部面积扩大了一倍，最大限度地增强了灯身的稳定性，消除了两个圆盏旋出后上部重心偏移的弊端，这种造型的铜灯在历代较为罕见。
　　其三，十三盏连枝灯。
　　出土于武威雷台汉墓，高146厘米，宽66厘米，由大小13支灯盏组成。底座呈倒置喇叭形，主干似一棵繁茂的大树，三段套插而成，每段均饰有连环和镂空的叶片，段与段的衔接处各有一个“十”字形蒂托；托的四处横插透雕鸾凤缠枝纹叶片，每个叶片的末端托一支小灯盏。灯盏外沿插有一片叶饰，形似火焰。12个透雕叶饰自下而上按大小排列，形成上小下大的树冠状。每层有灯盏4支，主干顶端饰镂雕骑鹿羽人，羽人高举双臂，托举一大灯盏。汉代的连枝灯通常立于地面，高度多在100～160厘米，略高于当时人们跪坐在地上的高度。当十几个灯盏同时点燃后，室内就可以形成较明亮的照明空间。从整体造型来看，灯柱和灯枝构成了直线和曲线，13个灯盏和灯体上是叶饰、羽人、鹿等形象，构成了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点，灯座则形成了一个虚实结合的面。点、线、面的组合形成强烈对比，造型生动优美又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灯枝的设置穿插错位，每一对互伸出来的灯枝，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由上而下分层穿插交错，而每个枝头都托以灯盏，灯盏也因此按照上下、左右、前后错落有致地分布，具有强烈的韵律感。此座灯盏应为灯座与摇钱树的结合物。摇钱树是两汉魏晋时上层社会墓葬中的一种冥器，可能从远古神话传说中的“宇宙树”演化而来。摇钱树大多为青铜质地，底座似山形或椭圆形，有主干及多个分枝，枝部通常饰有叶片和圆形方孔钱。这件十三盏连枝灯的造型和艺术装饰，与摇钱树大体相同，只是枝干上不再饰有铜钱，而变成灯盏。此灯仿照树的外形制作，13支灯盏犹如树上的花朵，可以想象，当一株灯树点燃后，在主干的衬托下，各灯盏映照的光焰高低错落、交相辉映、富丽堂皇的场面。十三盏连枝灯既作为一件实用器，又是一种冥器，以其直观的造型、生动的手法和精美的铸作，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与丧葬习俗，也是现存汉代青铜灯具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四，釉陶熊灯。
　　由釉陶制成，表面施绿釉，灯高38.5厘米，底座呈喇叭形。灯台上跪坐一熊，身体粗壮，头部圆硕，双肩高耸，腹部凸出，弓背，好像不堪重负，前爪扑地向后弯曲，似乎想挣脱束缚。熊背上有一圆形物，上端似花蕾，顶端托一圆盏，盏心的尖状部分用来放置蜡烛。汉代陶器施釉，通常以黄色或绿色的低温釉为主。陶灯表面的釉层降低了吸水（吸油）性，使灯具更省油，也更容易清洗。当时的动物形灯的高度一般在20～50厘米，而汉代的书案通常高约30～40厘米。如果按照座灯的平均高度与书案的平均高度相加，一盏座灯放置在书案上的总高度为70厘米，照出的光源与当时人们跪坐时眼睛的视线基本适宜。由于陶灯的烧制工艺简便、价格低廉，因此在民间很受欢迎。此件陶灯造型粗犷、质朴，逸趣纵横，它塑造出了世间形态生动、活泼、可爱而不造作的动物形象，使我们感受到了其稚拙表象之下的一股掩盖不住的灵秀之气。
　　其五，魏晋木连枝灯。
　　1985年出土于武威旱滩坡魏晋墓中，高125厘米。底座呈覆斗形，中间插一木棍，为灯的主干，中部及上端插入12个枝干，每个枝干上面都雕饰有镂空的凤鸟。凤鸟昂首回望，双爪并立，尾部较长，下垂及地，整个造型像一条流动的曲线，静中有动，寓动于静，产生一种和谐的韵律。12个枝干的顶端各有灯碗，灯碗内的小木棍象征灯捻。连枝灯以白色敷底，上面施土红、蓝灰和墨色彩绘，其中的土红和墨色与嘉峪关魏晋壁画砖的颜色相同。凤鸟自古就是传说中的一种神鸟。汉代儒学家董仲舒认为，当天子受天命，或者有功德时，就会出现凤凰、麒麟等吉祥物以降示喜庆、褒奖。因此，凤鸟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祥禽瑞兽。这件连枝灯器形完整，雕饰精美，从整体造型来看应该是典型的冥器，没有任何实用功能。现收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古代灯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从灯烛、灯具到灯饰，在其发展过程中，无不受时代文化氛围和人们审美情趣的影响。灯具不但为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光明，而且以其多姿多彩的造型艺术和装饰给人们带来了艺术和美的享受。从考古发掘的各种灯具实物，到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灯烛、灯饰的诗篇，时至今日仍使我们能从中感受到中国古代灯具的艺术魅力。甘肃出土的几件灯具，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地区灯具的设计制作技术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