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自身纯洁 建国初期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的探索

　　关键词：建国初期；整风整党；纯洁性；启示　　摘要：建国初，中共对在执政的条件下能否保持自身纯洁性充满忧患意识，并在1950-1953年的整风整党运动中，对如何保持执政党的作风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等重要观点，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党的纯洁，还对当前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有重要启示：越是长期执政，越要加强纯洁性建设；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重要一环；加强思想建设，确保党的思想纯洁；严格党员标准，保证党员质量，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等。
　　中图分类号： D26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4046006
　　1950年到1953年，在中国共产党相继开展的整风整党运动中，多次提出党的纯洁性问题，并对在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作风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等做了初步探索，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后一段时间内党的纯洁，还对推动当前党的纯洁性建设有重要启示。
　　一、党在整风整党运动中关注纯洁性建设的原因
　　保持纯洁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初期，就对保持党的纯洁性作出了严格规定，要求“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1］612列宁特别注重党的纯洁性，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2］272在执政之初，列宁又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3］51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党的纯洁性，是为从根本上永葆党的政治本色，永远焕发生机活力。毛泽东在1945年指出，我们要取得全国胜利，“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4］261中共自建党之始，就一直把保持纯洁性作为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和重要目标。在井冈山“洗党”、古田会议、瓦窑堡会议、延安整风运动、七大、土改整党以及七届二中全会等重要事件和会议中，都对如何确保纯洁性进行了探索，总结了诸如思想建党、发扬三大优良作风等在内的符合党情、国情的纯洁性建设经验，并在实践中保持了党的纯洁性。这也是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对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作为与王朝兴衰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是中共在建国初重视纯洁性建设的重要原因。毛泽东酷爱《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以古鉴今，他决心跳出历朝历代因统治者腐败等原因导致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律”，并对党执政后能否经受住考验并保持纯洁性充满了忧患意识。在执政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都会表现出来，并存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的危险。因此，他郑重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在执政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更深切感受到了执政对党保持纯洁性的威胁，更加迫切地希望党永葆纯洁性。
　　中共在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运动中重视纯洁性建设，除上述原因外，一个重要背景是建国初期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和党的自身状况的新变化，对纯洁性建设提出了新考验、新要求。
　　从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任务看，随着新中国成立，党从长期以来处于非法状态、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党，变成了执政党；由在部分地区执政，变成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工作重心由相对单纯的农村转变为更为复杂的城市。这样，党熟悉的东西越来越少，陌生的东西越来越多，领导建国初的民主改革、抗美援朝、恢复生产，以及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都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增强执政能力。同时，革命战争这一阻遏投机分子混入党内、淘汰不合格党员的特殊机制逐渐远去，而执政权力对投机分子的吸引力以及对党员干部腐蚀的危险却在日益增长。党能否清醒认识并经受住由于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任务的变化对党的纯洁性建设带来的挑战，无疑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思想和在进京途中所谈的“赶考”问题，实际上都包含着中共应对新挑战的战略考虑。建国初的整风整党与此一脉相承。1950年的整风，主要从党的作风纯洁的角度加以探索，此后开展的为期三年的整党，主要从思想纯洁和组织纯洁的角度加以探索。
　　在建国初期，党的自身建设在总体上是好的，但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引发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对党的纯洁性的关注。一方面，新党员发展速度快，但“其中很多人的思想作风极为不纯”。［5］217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党员数量在最近两年内增加了270多万，在最近五年增加了470多万，总量达到580万，也就是说党龄在两年以下的新党员占了党员总数的将近一半。［6］179这是党领导的事业发展的需要，但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由于党成为执政党，很多人愿意成为党员，“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在想各种办法钻入到我们党内来”；［6］179又由于许多地方在吸收党员方面出了问题，下级组织任意降低党员条件，有的不适当地采取了“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放弃了党的领导”，导致“将一些不够党员起码条件或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吸收到党内来，把党员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5］242这些影响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整风运动中，中央对如何发展新党员做出了明确规定，后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用于在整党运动中指导新党员的发展以及纯洁性的保持。
　　另一方面，在老党员老干部中也出现了影响党的纯洁性的问题。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联席会议上对其表现做了较全面的概括：第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很多党员干部，往往为单纯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蛮横不讲理，自己随便或纵容坏人捕人、吊打，这种情况相当多；第二，官僚主义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有些人“逐渐失去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7］282第三，某些党员干部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落后思想表现得特别突出，“已经开始失掉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7］283第四，贪污腐化行为增多。1951年12月4日，北京市委向中央报告，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自解放以来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其中党员108人。［8］497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问题更是惊人。对于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党在执政前夕就有所考虑，但党依然非常震惊，不仅果断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还在1951年1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预言，“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8］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