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100分:老师的100分阅读理解

　　邹老师给我们上国文课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　　邹老师春、夏、秋三季，都穿着同一件两截式灰布唐装，手里摇着一把纸扇；到了冬天，换上一袭藏青长袍，直到寒假。至于一双布鞋白袜，三百六十五天不离脚，很像是从中国水墨画里走出来的一位老仙人。
　　同学们似乎并不把老师放在心上，上课吵吵闹闹的。交代背诵的课文，没背；交代要写的功课，迟交；老师一开口，大伙就掩嘴直笑：“好奇怪的口音哟！又没听懂。”
　　老师一口浓浊的乡音成为同学们理直气壮不用心听课的理由：反正是听不懂，听了不也是白听吗？
　　和许多满脑袋奇情幻想的中学女孩儿一样，上课的时候，我最是偏爱窗外。恰巧窗外的景色又是那样符合小说中的情境：一排绿杨柳迎风款摆，三两白蝶翩翩穿梭，天蓝得似一泓湖水，让我不想下课也难。
　　教室，一如囚笼，我，笼中的云雀，向往飞翔，飞翔。
　　也总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师点起名来抽背书。
　　轮到我上台背书了，我赶紧起身，往讲台前跑去。抽背书的时候，课堂总算安静下来，我开始大声地背诵：“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背得那么顺畅，那么流利，老师满意地闭上眼睛，摇头晃脑，跟着背诵的节奏打拍子。背完了，老师高兴得“好，好，好！真是好孩子！”赞个不停。才教的新课，不过一夜之隔，这孩子居然全读熟了。
　　我得意地走回座位。老师哪里知道，早在小学四年级，爸爸已教我背会这篇《桃花源记》了。
　　从此以后，每逢课堂抽背，老师一定喊我，如果是小学时爸爸教我背会的古文，我稍一温习固然就可以背诵如流，那些没有教过的课文，即使偷懒不背，我也照样轻骑过关。原因是，老师早已信任我了，只要我一上台，他就双目微闭，满心欢喜地听我朗声吟诵，殊不知，嘻嘻，我是照着他摊在讲桌上的课文，一字不漏地念一遍！
　　老师一向只管用心讲课，讲到国恨家仇，便紧握双拳，从右边教室门口一路跳到左边教室窗口；讲到忠贞之士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就慷慨激昂，吟诗长啸；老师声若洪钟，中气逼人，往往一声暴喝，我们以为他生气了，吵得像菜市场的教室立刻安静无声，原来却是老师融入千古历史，正与乱臣贼子力搏呢。
　　我始终弄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会生气，不严加管教我们这堆上课光会说话、传纸条、吃零嘴、提早啃便当的顽皮鬼？老师只是尽心卖力地教课，恨不得把肠子掏出、心剖出来，而且是那样激动，激动得一堂课下来非得从第一排跳到最后一排，来来回回无数趟。
　　尤其令我们又高兴、又不明白的，是老师采取的“高分政策”。
　　国文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重头课，特别是周记、作文，分量大，要求也严格。但奇怪的是，尽管老师批改的作文每篇都是密密麻麻的错别字一大堆，分数却都很高，即使作文再差，老师也通篇红圈，频频嘉许。（我是班上的学术股长，作文由我收齐交给同学，免不了有偷看比较的毛病啦！）
　　而在那个年龄，分数的高低对我们通常有着心理上的影响──一门功课，如果受到老师重视，分数一高，读书的兴趣和信心也就油然而生，否则，再努力再有兴趣也不过挣来六七十分，久而久之，一定生疏没劲儿了。
　　老师的高分政策，看来很有效，不少原本对国文缺乏信心和兴趣的同学，听见老师的真心美言，不禁惊喜交集，纷纷加紧脚步向前；而那些少数一心做着记者梦、作家梦的文学狂热者如我，更是受到无以名之的鼓舞和奋发，觉得自己真要好好努力，才不致辜负老师的期许，不禁凭着一股傻劲，天天埋头苦写。
　　翻开老师批改过的作文簿，上、下学年的作文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无题》《田园将芜胡不归？》《春去也》《知更鸟的故事》《天涯未归人》《春归何处》这一类伤春悲秋的题目，回想起来，这又是老师的教学法之一。上作文课，除了列举四五个题目在黑板上任同学选择，也随我们自由命题，自由发挥。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我，不但自以为美地无病呻吟一通，还瞎编胡写了好几篇中年口吻的爱情小说。说也奇怪，七十多岁的老师，不但表示欣赏，还评为“写得情意缠绵，逸韵奇趣”呢！
　　记得有一年，幽默大师林语堂先生在联合报副刊陆续发表他对《红楼梦》的考证和评论，我也班门弄斧地在周记、作文本上发起谬论：“林语堂先生能写他敬佩的探春，我为什么不能写我欣赏的史湘云、刘姥姥？”
　　其实，《红楼梦》原是我小学五六年级时便有兴趣翻看的一本课外读物，加之爸爸书架上另有一本《红楼梦人物论》，两相参照，竟也看出些苗头来。
　　说真的，小小年纪，又哪里真懂什么红楼梦？大家都说林黛玉善感多愁，我也这般跟着怜惜；人家说王熙凤阴谋泼辣，我也就莫名其妙地讨厌起来；人家又说史湘云率真可爱，我看着看着果然觉得很可爱，也巴不得自己是她的化身了！
　　以致当我读到报纸上讨论的《红学》，就自然而然卖弄起来，把各家“参考”来的看法，东瞄一点，西挪一点，写了一大篇“很有两下子”似的“综合什锦炒面”。
　　没想到，老师看了我的“大作”，竟把我视为一颗新发现的彗星，不仅立即推荐到校长成舍我先生那儿，还把文章交给校刊发表，更令我睁大眼睛也不敢相信的是，作文簿上堂堂批着“100分”！
　　老师从此对我越发偏爱起来，学期结束，成绩单上的国文成绩，总平均竟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100分！
　　虽然分数不能代表一切，何况是这看着简直过分的国文满分，但对我这样一个充满写作热情的小女孩儿来说，还有什么更能替代这100分所包含的意义呢？
　　这100分，代表着直追完美的精神标杆；这100分，洗刷了我曾经几何0分、三角32分的自卑；这100分，更赐给我追求成功、激励奋发的勇气！
　　当然，今天的我，仍旧十分怀疑自己究竟有多少能耐在文学的浩瀚烟海中出人头地，然而，也每在写作困境的边缘，不忘提醒自己曾经拥有这一个圆满的纪录！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真有这样一位仁慈的长者，赐给我全然的关爱与期望！
　　我也常反复回味，老师曾在学期结束后，特别在作文簿上留下的赠词：“满室芝兰吐异香，一枝独秀冠群芳，品高不与凡葩伍，文采风流叙雅章。”也唯有这帖激励剂，能继续支持我对自己的信心。
　　世事多巧妙，没想到，多年之后，我也返回母校任教国文。站在老师曾经站过的讲台上，重复老师曾经要我背诵的课文，我不禁一而再，再而三地咀嚼：老师那种只有宽容没有责备，只有鼓励没有压抑的教学法，是多么的温暖博大！
　　但我终究有很深的遗憾——对与老师有关的一切：家世、背景、兴趣、所学，甚至籍贯、年龄、住所——一无所知！
　　我所知道的，仅仅三个字，老师的姓名——邹子珍，和那早已泛黄的纸张上留下的几行清灵的手稿，以及，势必伴随我终生的精神标杆──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