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年代的捣蛋与逃学|私塾

　　中国旧日的基础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塾，数目相当多。十九世纪在中国住了四十年的美国人亨特说：“在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城镇，以至最小的村庄，都有自己的学校。” 　　这些学塾近于今日的小学，但不是规范和划一的教育机构，也不属于官方学校的系统。自孔子以来，私学承担的是普及和提高的角色，是官学外的重要补充，作用甚至远在官学之上，这些学塾在普及教育方面曾起过相当作用。李国钧在《明清蒙学教育评述》就有述“明清时期，广大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儿童，或者少年，特别是一般的贫寒子弟，能够读书识字受到一点教育，多不是在官学，而是在私塾中进行的。”
　　如果用现代学校的眼光来看，这种教育是相当没有规则的，但是由初起及到消失，历经千年的学塾教育累积了不少经验，即使没有课程监察机构，仍然照常运作。不过学生在其中能得到多少，常视其资质的高下、教师的好坏、家长的关心，甚至个人运气而定。
　　私塾对中国小孩的童年影响很大，从三四岁到十多岁，有财力、有机会读书的小孩，都在学塾中度过光阴。若说传统教育是一种培养精英的士人教育，那么学塾教育是精英教育之前的一环，有时也是精英教育之外的一环。
　　
　　勤有功戏无益
　　如果家中有老人家，一定听过“勤有功，戏无益”这一句话。这是《三字经》的话，还要加上“戒之哉，宜努力”作结句。今日儿童专家所提倡的游戏有益于儿童身心之说，可算为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前进的一步了。
　　“戏无益”的“戏”不止是游戏，在旧时，书塾是连运动也没有的。琴棋书画虽然是文人的雅趣，但民国时期的外交家蒋廷黻年幼时却曾因为趁着老师外出，和哥哥下棋而被罚。蒋廷黻罚跪，哥哥捱板子，打得板子几乎都断了，老师才罢手，可见连下棋也在犯禁之列。
　　当时读书比现在时间长，根本没有礼拜天放假这回事，“每逢初一十五，我们就有半天假，碰到节庆，倒也全天放假，例如端午节和中秋节。新年的假期比较长，从十二月廿一直到正月廿”。不放假的一天之中，“先生从清晨到薄暮都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幼年，中间除了吃午饭，都是上课时间。在这漫长的一天中，只有上厕所可以离开，因此，以上厕为名的开小差也不少，连《红楼梦》贾姓族塾的一众公子哥儿都是如此。老师无法管束，有些就用尿签制度，轮着上厕。“书房内，出去小便与出恭的学生总是川流不息的。造成公开欺骗的习惯，影响儿童心理很大。”这样的句子，就出现在“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李宗仁的回忆录中。若不知道私塾读书情况，要猜测懒惰和上厕的生理现象有何相关，是绝对猜不着的。
　　当然，以小孩子的好玩天性，自然不会甘于埋头读书，逃学不是人人都敢，但捣蛋则相当普遍。
　　看到一则美术上的材料（注：畏冬《中国古代儿童题材绘画》）与塾中捣蛋有关：“宋代的教育事业比较发达，儿童上学读书的现象比过去更为普遍。因此出现了村学这一新画题……有趣的是，这一类作品所表现的往往不是学生们如何尊师好学、用功苦读，而是他们如何戏弄老师、调皮捣蛋的情景。据《西湖志余》载，北宋人曹（组）元宠题村学图云：‘此老（师）方扪虱，群雏（童）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可见，嘲笑老师无能、描写学生淘气的村学作品，北宋时已有……作品中丝毫没有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之类的教条意味，其情调是活泼欢快，诙谐而亲切的。很明显，画家对儿童的调皮行为，不是持着贬斥、厌恶的态度，而是完全相反，其创作不是从封建的礼教出发，而是从世俗的感情出发。”
　　塾中学童捣蛋由宋代直到二十世纪都在进行。放午学时，沈从文和阳翰笙戏剧家都试过下河游泳。虽然塾师怕出事，中午预先在他们手心上写字，但他们涂上防水桐油来游，更熟水性的则举起手来游。户外玩过，塾内也玩。“如果先生不在，家塾可就是我们的天下了，有时候我们把书桌搬在一起，拼成一个戏台在上面演戏。椅子板凳就成了舞台上的道具。有时候我们就玩捉迷藏。有一次，我被蒙上眼睛当瞎子，刚巧先生回来了，其余孩子都偷偷地溜了，我轻而易举地就抓到一个人——我的先生。当我发现闯了祸时，简直吓昏了，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尚有余悸。”这是蒋梦麟童年时的捣蛋景象。
　　在著名报人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录》中则可以发现，他在私塾期间，既怕先生不在，因为同学会闹得天翻地覆，也喜欢先生不在，因为往往有新奇的事出现，包括在书塾所在的大庭院中打蛇烧蛇，引起轰然火光。结果先生回到学塾中，除了几个小学生无份闹事可免外，打了一个“满堂红”。
　　史学家萧公权和他盲而好学的兄长也不是好家伙，用刁钻古怪的方法和温和的老师开玩笑。在老师熟睡时，涂黑他的深度近视眼镜，然后高声读书，把他吵醒。老师以为天黑放学，学生一哄而散。萧公权幸运，老师性情好，只说他们“太淘气了，以后不准”。
　　缺少活动的学生，体质自然不会特别强壮。像陈立夫的老师，偶然会带学生去爬山远游。哲学教授杨亮功读书时的老师不主张幼年学生终日关在书房里，怕闷出病，而带男学生到野外散步，这都是很稀有的例子。幸好当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读很多年书，而且农村环境，走动锻炼的空间较多，也可令文弱书生的数目稍减。
　　后来教育改革，私塾废除，新式教育也就是西方式的教育输入中国。著名学者曹聚仁说，当时最引起乡人注意的是体操，其次则是音乐、手工、图画，“正是宋儒所说玩物丧志的事”。冯友兰的父母只是在家中课读，也为子女做了一套制服，教他们唱张之洞编的学堂歌。
　　新旧之间，约只数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变，而阻力不大，改变之高效和诚意，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体育、音乐被人接受了，唯是“勤有功”的想法，却到底不时在中国人的脑中闪动，直到我们这辈都受影响。
　　逃学的赞歌
　　玩闹之外，私塾时代，常是背书和打两种虐政混合使用，落到后来，相当多私塾都给小孩以苦难，因而也造成许多小孩的堕落。虽然胡适本人成了名学者，但他也说：“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死背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于是他们自然毫不觉得读书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逃学。只有胡适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因为他的母亲渴望儿子读书，所以学金特别优厚。她嘱托教者为胡适讲书。因而念的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
　　有时不喜欢读书更涉及相当偶然的个人因素：与胡适同一书塾的堂兄弟，因为自小与父亲在外地长大，口音和家乡的塾师不同，往往读“错”字音而被打。于是这些天资不笨的孩子讨厌读书，他们的出路自然是逃学，宁愿躲在田里睡觉挨饿，也不肯读书。这些堕落的小孩子是以不成才的多，写成自传的更是绝无仅有。不过也有些逃学的小孩最后事业有成的，五岁多一点的蒋梦麟，读《三字经》读得莫名其妙，恨透了家塾生活，于是趁老师不在意的时候，一溜烟跑回家中，躲到母亲的怀里，第二天由奶妈送回塾中，而老师也佯作不知他逃过学。毛泽东十岁时也因为教师常常打学生而逃学。他这一逃，怕挨家里打，不敢回家，向县城方向流浪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后，他的家人和教师对他都没有呵责。沈从文则是真正长期逃学的“堕落”小孩，他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可说是这些“堕落”的小孩中的异数。
　　沈从文的自传中谈完家庭第一件事便是谈逃学，《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实实在在是一阕逃学的赞歌。虽然逃学会受家庭和学校双重责罚，在学校还要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子的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但“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颜色、新鲜气味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需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似乎就这样一个原因，我在学塾中，逃学纪录点数，在当时便比任何一人都高”。“我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各处去嗅闻”，结果能逃学时他就逃学，不能逃学也只是在塾中做梦。
　　逃学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去游泳，天气好时便到城外山上去玩，捉蟋蟀，偷园地里的李子枇杷；天气不好也可以到庙里，看人绞绳子、织竹器、做香，看人下棋、打拳，以至相骂。有时又去看杀人处留下的尸体，拾一块小石头，在那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看看会不会动。沈从文认为，他的一切关乎人生的早期阅历，都来自逃学时所接触的大自然，可以说没有逃学就没有文学家的沈从文，他是少数从逃学中得益的孩子。
　　就是这样的沈从文，进了新式小学后，虽然“照例什么都不曾学到”，但却不用逃学了，因为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而不为先生约束，七天照例还有一天放假。学校既不严格，四个教员中又有两个是表哥，于是想外出的沈从文大可请假呢。
　　穿过众多以私塾为背景的童年，无论怎样看隔着世纪的玩闹与逃学，总逃不出对今日教育的一抹品味，正如鲁迅在《我们是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过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