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凉的祈盼] 荒凉的

作者：薛毅

上海文学 1997年06期

　　一

　　本源性问题始终为知青一代作家所关注，在史铁生那里，它是一个需要苦思冥想却永远无法猜透的谜，谜底被上帝牢牢隐藏起来。一代人既悲壮又焦虑地寻求着文化之根源、生存之依据，上穷碧落下黄泉，渴望着一种普遍化的、能说明万事万物的终极性价值。而相比之下史铁生的回答透着几分沮丧：

　　要想回答譬如说——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我只能是我。因为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这样的问题[1]

　　一句同义反复的话“我只能是我”，隔开了“我”与“我们”、与他人。史铁生说“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而且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到”[2]这样，对于史铁生来说，回答世界何时开始非他所能，他只能回答“我”何时开始。史铁生出生于1951年1月4日，但他进一步说这个生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史铁生给予的一个确切回答是世界从他产生意识的时候开始。他非常清晰地写下了一个冬日的午睡之后，他才从虚无中醒来，与奶奶的一次对话。——但我们不要忘了，史铁生是在八十年代发表的题为《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的小说中，写下的这次对话，它听起来，也颇象是一个传说，充满了今天对过去的想象。史铁生自己也说过，“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3]

　　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史铁生是在八十年代发现了一个对于他非常重要的命题：“世界只能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在他出生、产生意识的时候，在他受着“大同”文化的教育直至成为知青的时候，他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命题。只有在他病残回京之后，在他无数次地经受病魔折磨之后，在他得知自己永远无法站立之后，在知青生涯成为永远的昨天之后，在他无数次地摇着轮椅走向地坛之后，在他提笔写作之后，他才可能发现，“我们”与这个大同世界中，分离出一个“我”。但是，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这样一个“我”并不令他欣喜若狂，并不令他产生自由和解放的感觉。

　　残疾命运的打击至关重要，它将“我”硬生生地从“我们”中分离出来。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无法预料，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一辆轮椅在静悄悄地等待着他。从此，世界完全不同，他被驱逐到一个没有太阳的角落。史铁生以残疾为主题的小说总是痛切地表达“我”与这个世界的分离感。他人的任何一种表情，无论轻蔑还是同情，总是提醒着残疾人，他与正常人不同，他是“废物、累赘、负担”，他像“处理的西瓜似的被人扒拉过来又扒拉过去”，他没有资格象正常人一样要求平等、要求爱情。他甚至无法产生孤独地与世间恶势力相抗争的悲壮感，因为理智提醒他，“那些人本来也都是好人”。相反，他更愿意把驱逐了他的人间作为一个乌托邦世界。《山顶上的传说》中说：“他从来没有觉到人间是这样美过、这样平和、温柔、安逸……但又是这样遥远，可望不可及。他像一个鬼魂窥视着人间……”一个残疾人的自我意识只能在命运无情的打击中，在被告知他与所有正常人不一样中产生，这种自我意识只能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压。《来到人间》讲述的是自我意识产生时的剧痛的心灵体验：在重复的反抗、否认之后，一个无辜的孩子不得不接受她与正常人不同的事实。所有与正常人不同的方面，才构成一个残疾人的“自我”，只有他意识到这一点，才意味着他“觉醒”，意味着他来到了人间。

　　无论怎样强调史铁生的残疾人自我意识，也不会过分。但这并不是“我”与“我们”分离的全部原因。史铁生目睹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知青运动的分崩离析，“大同”理想随之似大厦倾，似灯将尽。在很早的时候，他借一个女知青之口传达出他的心灵体验：“……又一批人走了，当兵去了，回城去了，进歌舞团去了，进报社去了……都是靠了好爸爸的功劳。试验田荒芜了、农科站倒闭了、人心散了、各谋归宿去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4]

　　丧钟敲响的时候，史铁生没有用轻松或者轻薄的态度对待“大同”理想，他似乎更愿意记起那昔日美丽而没能实现的预言。他叙述过一个牧师如何非常虔诚地认同“大同”主义[5]，在九十年代所写的《钟声》中，又出现了一位牧师，更深情地更具体地赞美着“我们”的家园：“上帝所应许的那个乐园正在实现，一个没有人奴役人、没有人挨饿、没有人贫穷、没有战争、罪恶、暴行、甚至没有仇恨和自私的乐园就要实现了。”“他把这样的乐园最先赐予我们，上帝把全世界梦寐以求的、把全人类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那个人间天堂最先给了我们的祖国”。这位牧师同样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信仰，因为发现没有上帝的垂怜和恩赐，一个由人建造的实实在在的乐园就要落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所有的人都将丰衣足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史铁生的写作重现了牧师的激情，那也是几代人的激情。这当然不是意味着史铁生无视历史事实，《钟声》触目惊地的写着紧随着大同理想而来的是一场灾难，人们毫无防备，更显惊心动魄。

　　当代“大同”文化与知青一代作家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课题。这一代作家往往凭着心灵直觉与情感本能，将记忆中的“大同”理想因素转化为他们写作中的梦魂牵绕的插队的地方，史铁生也以一篇《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一曲田园牧歌，以“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的声声呼唤，深情地描绘了他的心灵栖居地。“几回回梦里回延安”，正是“大同”文化中至今魅力不减的诗句。贯串史铁生的清平湾之梦的，是与“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又亲人”相一致的情感。

　　通常地说，史铁生早期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对插队生活的回忆，一条取材于残疾人生活。后者表达了“我”与“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前者则似乎沉浸于“我们”的回忆中，这一条更容易为世人接受，《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因此而得到了“全国短篇小说奖”。只有在他由回忆分崩离析前的知青生活转向面对更为重要的“大同”世界的倾覆时，他的“自我意识”才会有更广泛的意义。不管多么令人留恋和感叹，圣殿倾覆了，真正意义上的白茫茫大地才显露出来。“我们”世界永远成为过去，个体不再被归化在一个没有差异不分男女尊卑高下的群体上，史铁生才真正“从虚无中醒来”，史铁生因此开始真正思考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的个体的命运，思考那些从乐园倾覆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个体。他笔下的那些缺胳膊断腿的人、那些耳失聪目失明的人、那些永远瘫痪的人、那些无法长高的人、意指的不再仅仅是残疾人、而是白茫茫大地上游走的孤魂。

　　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6]

　　嫦娥其实是被罚到广寒宫去的[7]

　　就象残疾人一夜间突然被告知放逐的命运一样，个体毫无心理准备，突然间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突然间成为被判离群的鸟。这是史铁生所领受的震惊，也是当代人或迟或早将会领受的震惊。尽管可以避免肉体的残疾，却无法避免——一个“我们”的世界分散为无数个“我”的世界，被打碎成零零落落的个体脸色苍白、手足无措，面前没有什么康庄大道，“醒来”的个体只发现两手空空，孑然一身，所有以前不证自明的价值、依据全都离他而去。在此，当代个体降生了，“我的世界”开始了。《务虚笔记》有一章题为“生日”，以对儿童时代的回忆寓言性地写下了当代个体的降生状况。真正致命的“生日”开始于眼睁睁地发现他人与自我不再同处一个世界，被彻底孤立的时候，这是“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日”。“生日”喻指着被判流放的自我意识的产生，所以，史铁生说：“我的生日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躲在了哪儿，我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出来找我，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等待，闭上眼睛、祈祷、让又一个生日降临……”。[8]个体的每一次自我意识的增长都伴随着毫无防备的命运的震惊，就这样，在一次次持续的打击中，个体的“我”降生了，来到人间，这里没有自由与解放的欢呼，没有“上帝死了”的狂喜，而带着巨大的创伤，如同一个残疾人在创伤中成为残疾人一样，这创伤意味着更广泛意义的残疾，是人的残疾，史铁生愁云密布地把这种降生作为一种问题和危机来看待。

　　二

　　如果没有绿洲，骆驼走向哪里？如果没有港湾，小船往哪儿划？有时候，他们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9]人到这个世界上来干吗呢？

　　千万年来，人类就这么走着，要走向哪儿呢？走弯了腰，走驼了背，走得青筋布满了双手，走得灯油熬瞎了两眼……还是走，走死了一辈，又出生了一辈，走老了一辈，又有一辈年轻的继续走，到底为什么呢？……人类奋力地向前走，却几乎是原地未动。痛苦还是那么多，欢乐还是那么少，你何苦还费那么大劲往前走呢？欢乐不过总是在前面引诱你，而痛苦却在左右扎扎实实地陪伴着你，你为什么还非要走不可呢”[10]

　　这是新的天问。在白茫茫大地上游走的孤魂，丧失了原有“大同”世界里的一切，生存危机赫然出现。史铁生说他的写作生涯由此开始，从询问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开始。[11]他这样回答为何写作的问题：“为了不至于自杀”，“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12]问题在于，史铁生至今为止还没有找到那可靠的理由，那似乎已找到的也被他随后否定了。他仍然在寻找之中。史铁生首先要面对的，恐怕是在那可靠的理由找到之前，如何不至于自杀。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诗人自杀的意义被空前张扬，活着需要理由，这个命题被普遍地推导出一个可怕的反命题：没有理由毋宁自杀。人们应该对此保持慎重的态度。相比之下，史铁生在具体地面对死亡诱惑时的选择更为明智、独特和可取：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既然它迟早会来，又何必不再试着活下去？何必不再试一次？他在不同的地方重复表达了这个相同的观点。让充满危机的生存持续下去，虽不比张扬诗人之死那样慷慨激昂，那样悲壮，却更符合人性。

　　这当然没有解决危机，而是使危机深化。失去理由的生存，既然没有被推向死亡，那么在死亡之前的如此漫长的时间变得极为可怕。没有目标的人们在这时间中能干些什么？十几年，史铁生重复地摇着轮椅走向地坛，一天到晚耗在这荒芜的园子里。在我看来，《我与地坛》这篇被公认的杰作仍没有写出他在园子里的最痛楚的体验：无聊！一遍又一遍地承受日出日落，被漫长的时间咬啮的无聊。史铁生对此并非麻木无知觉，在另一处，他写道：

　　据说有一种最残酷的刑罚：将一个人关在一间空屋子里，给他充足的食物、水、空气、甚至阳光、但不给他任何事做，不给任何理睬，不给他与任何矛盾和意义发生关系的机会，总之就这么让他活着性命，却让他的心神没有着落没有个去处，永远只是度着空洞的时间。据说这刑罚会使任何英雄无一例外地终致发疯，并在发疯之前渴望死亡。

　　……地球是一趟大车，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走；生命是一趟大车，在更为漫长的时间中走。我们落生人间，恰如上了一趟有七八十年乃至更长行程的列车，在这趟车上；有吃的、喝的、空气、阳光以及活命所需的一切条件。但若在这趟车上光有一副牌一副棋之类的玩艺就大大地不够，这一回不是要熬三天三夜，而是要度过一生！“无聊”这个词汇的出现，证明我们有点恐慌；前述那种最残酷的刑罚，点明了我们最大的恐惧并不是死亡，而是漫长而空洞的时间。[13]

　　这恐怕才是史铁生在荒芜的园子里的最可怕的遭遇。它实在令人不寒而慄。他愿意通过写作来逃避这种时间的刑罚。写作对于史铁生，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填满今世的时间？”。[14]史铁生由重视目的转而重视过程。他认为，唯有过程才是实在的，目的皆是虚空，人生只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过程，你无法找到过程之外的意义，过程本身才有意义。人生不为目的，而为过程。理想本来不是为了要实现的，而是为了引出一个美好的过程。史铁生于是区别于以往的理想主义者，那种坚信人类乐园就要实现的想法原来是一个错误，理想本来就没有真实性可言，它只是为过程确立一个方向，让人们在过程中驱除一切孤独、寂寞、无聊、实现精神的自由、泰然和欢乐、使人们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使生命的每一时间段变得如同艺术一样可观照、可感受、可沉思。自此，无论乐观还是悲观，坦途还是困境，只要仔细谛听着人的脚步和心声，欣赏人们在命运主宰下那不屈的抗争，那么，时间就不再空洞，生命不再无聊、美、艺术与生活就完全合为一体……这种想象非常浪漫，富有诗意。在史铁生的散文中是高昂的华彩乐章。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他的小说中读出这种哲学的背后，隐含着更多的是矛盾和无奈。

　　《命若琴弦》是史铁生最优秀的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史铁生虚设理想使过程辉煌这一观念的演绎，但这种观念在叙述中却出现了疑问。瞎子们在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行走，带着三弦琴，说书为生。他们生存的信念是，当一个瞎子弹断了一定数量的琴弦，就可以在琴槽内找到一张可以让他重见光明的药方。但所谓的药方是一张空白的纸。如此一代代传下来，这张白纸重复地支撑着瞎子们在人间流浪、说唱。老瞎子的师傅弹断八百根琴弦，方知这原来是谎言，死前把谎言传给老瞎子，告诉他要弹断一千根。老瞎子用五十年弹断一千根弦，最终又发现这原来是谎言，他生命全然失去了支撑，死期将至。但他省悟到了这谎言的意义，它可以使生命这根琴弦拉紧，弹好，使生命欢跳。于是，他又把那谎言传给小瞎子，告诉他要弹断一千二百根。“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史铁生的困境体现在老瞎子身上。他明白虚设的目的仍有意义，但自己一旦发现它是空的、虚无的、则无法再继续追寻下去，他只有让小瞎子仍然相信目的是真实的，才能继续支撑小瞎子的生命。换言之，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小瞎子知道它是谎言，还能奔那个目的而去么？这不正是史铁生意欲解决的问题么？史铁生散文中浪漫哲学在小说中却带着巨大的问号。

　　《命若琴弦》是个体生存困境的寓言。生存需要目的，如今目的已然是虚空和谎言，弃绝这个虚构物，生命的过程不堪忍受，人们只能无奈地留住它，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由此获救。史铁生感叹：“没有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我们如何能激越不已满怀豪情地追求寻觅呢？无此追求寻觅，精神又靠什么能获得辉煌的实现呢？如果我们不信目的为真，我们就会无所希冀至萎靡不振。如果我们不明白目的为空，到头来我们就难逃绝望，既不能以奋斗的过程为乐，又不能在面对死亡时不惊不悔。这可真两难了。”史铁生的回答是：“我们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15]史铁生举神话为例，说明人类如何认真地奔向那个神话，使生命获得真实的欢愉。但他忘了，人类奔向神话的前提是相信它的真实性，一旦知晓那是虚构的，就再也没有将它设置为生存目的。

　　史铁生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在爬很高很高的山。一个人，和很高很高的山。于是，他很寂寞，这寂寞简直要摧毁他的力量。这样，他开始给自己讲一个故事——有一只猫，如何爬上大树，如何跳上屋顶，又如何弄到了一条鱼，又如何失去了这条鱼……。他讲得兴奋了，嗓门也不免高上去，在上间荡起回声竟似有问有答有多少人同他谈笑了，他心里脚下都添了力量。我便想，小说必是这样发端，演讲至今而呈各种各样。人生于斯世行斯路，受得了辛苦劳累却受不了寂寞孤独，于是创造了文学。”[16]史铁生这故事来自于电影《摩羯星五号》，他似乎不忍心把它讲完：那个人在故事的鼓励下终于爬到了山顶，他震惊了，追杀他的直升飞机早已等候多时。——为了逃避时间的刑罚，史铁生在散文中提倡人们讲述一种能驱走寂寞、孤独、给人力量的故事，但在小说中，史铁生讲述得更彻底，讲故事人本身构成故事，这故事却带着巨大的阴影。

　　《原罪》讲述的就是讲故事人的故事。十叔，一个脖子以下全不能动的人，整天躺在屋子里，靠镜子反射才能窥见屋外的一方世界。显然，这是一个空洞的时间咬啮个体生命的故事。但十叔努力用想象的故事来取代他自己的故事。屋外的那方世界里，一个小女孩走过了多年成为一个少女，他多年的观察积累为一个公主与王子的爱情神话。窗外男子重复出现的歌声让他想象这男子的风采，这男子被幻化为他自己。十叔符合史铁生的要求：“既知那是虚构，又全心沉入其中。”他明知那都是神话，是别人的神话，但他只有这些虚构的神话，要不他更无法活下去了。没有人能忍心剥夺十叔讲故事的权利，但只要将十叔的故事与十叔所讲的故事相对照，就可知道，那想象的故事再精彩、美丽、再让人沉入其间，也无法取代孤独、寂寞和空洞的时间。它拯救不了生命，只是生命在漫长时间中的无奈的行为。史铁生用虚幻的目的引导辉煌过程的观念，也总是隐含着个体在漫长时间中的悲凉的呻吟：要不，就活不成就完了。

　　三

　　史铁生很早就开始讨论上帝。《树林里的上帝》讲述一个女孩，在树林里成为昆虫的保护神，她寻找每一只遇难的小虫，将它们从危险中解救出来。但是有一种情况打破了她的上帝之梦：一只螳螂在接近一只瓢虫，是夺去螳螂赖以生存的口粮呢？还是见瓢虫死于非命而不救？小说既怀疑人僭越上帝的可能性，又抱怨上帝既然是众生的救星，为什么搞成这样的局面。本世纪，人僭越上帝的最伟大举动便是如前所述，意欲建立一个人间乐园，一个去除差异的平等的世界，而且那个乐园的倾覆并没有完全打消人们对它的迷恋。史铁生却惊异地发现，假如它真的在人间实现，也绝不是天堂，而是死地。《中篇1或短篇4》的“众生”一章，两位超人用模型实现了人类创造新世界的梦想，未料想在这个消除了差异和矛盾的模型中，亿万众生呆若朽木枯石，没有一丝生气，行将毁灭，只有再用差别和烦恼才能拯救他们，只有放入坏人、魔鬼才能拯救这些好人与圣者。史铁生总结道：“众生都若成佛，世间便无差别和矛盾，也就同于死寂。若从死寂中再升华出一个更高明的世界，也只有了更高明的差别和矛盾……”[17]如此循环不已。在此，史铁生已完全解释清楚了，为什么富有魅力的“大同”世界只能是虚设的，为什么个体离开“我们”世界后，永远走着一条无法回归的孤独之路。所谓理想，只可追寻，如同瞎子琴槽里的那张白纸一样。史铁生认为，差异和平等都不可抹杀。没有差异的世界是一潭死水，没有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就不成其为美德，因此，丑女造就了美人，愚氓举出了智者，懦夫衬照了英雄。但倘若平等的理想消失，就又如同一种没有方向的游戏，生命也将失去动力。因而，“大同”乐园以新的方式被肯定了下来，史铁生找到了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保住差别又可以挽救平等。史铁生说：“在现实的舞台上不能消灭角色的差别，但在理想的神坛上必须树立起人的平等。”[18]而这，正是上帝对人类秩序的安排。史铁生从人类僭越上帝的失败，推导出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他不再抱怨上帝，而是接受了这一事实，理解了上帝的慈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史铁生的逻辑推导已引出一个可怕的结论：现世的不平等是合理和无法消除的，平等永远是彼岸和不可实现的，是虚幻的。这当然不是史铁生的用意所在。史铁生似乎进入了一种逻辑圈套，走向逻辑推断的死角，在此，他想象不出人间新的发展的可能性。这当然不是史铁生个人的问题。

　　在史铁生的讲述下，人间成了上帝导演的一出永远不可能结束的戏剧。为了使这出戏剧演下去上帝给人间设置了一个美好的方向，自由的方向，爱的方向，使剧情朝这个方向发展，又为人间设置了许多歧路，以避免剧情的简单和乏味。[19]《脚本构思》中，上帝玩了令万物入梦的游戏，让每一个角色拥有有限度的能力与无限度的欲望，每一次欲望的实现都同时是千万个欲望的产生，使角色永远在梦想中将这个游戏玩下去。上帝还让角色们永远坚持对这场游戏保持新奇感，让乏腻的角色及时下台，叫一批批不知天高地厚的角色们出场，让角色们不相信这场游戏是由上帝为了摆脱无聊的日子导演的……——无论如何，仁慈的上帝在此已带有恶作剧的魔鬼的影子了。因为个体已完完全全成了上帝的玩偶。尽管差异的存在被史铁生理解为出于上帝的仁慈，但随之，一个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谁应该作坏蛋？谁应该作丑角？凭什么，根据什么究竟根据什么？”[20]史铁生一次次发问，他能回答的只能是一个词：偶然。上帝周密地策划了这场游戏，个体只能听凭命运的主宰，被锁定在游戏的牢笼里。史铁生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它只有一条命定之路”。[21]这条命定之路原来是上帝设定的。史铁生也成了上帝主宰下的玩物，象一盘电影胶片，“我的未来可能也已经制作好了，正装在一只铁盒子里，被卷作一盘，上帝正摆弄他，未及放映，随着时光流逝地转星移，我就一步步知道我的命运都是怎么回事了”。[22]对此，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能坦然、欣然地接受和认可。因为在上帝导演的戏剧中，作为玩偶的个体的苦难绝对无法漠视。

　　在史铁生看来，由于上帝的安排，人生来就被规定了一种处境，被安置在一团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而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这是上帝即兴的编织。[23]这意指着每一个个体居于特定时空，无法被取代，因此，每一个个体的世界也与他人的世界绝对不同。史铁生发问：“真实是什么”[24]“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纯客观的世界呢？”[25]只有发现真实与客观，我们才可能找到沟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桥梁。但是，个体的降生似乎意味着真实与客观的丧失。在《我之舞》中，几位残疾人发现他们永远不可能找到数学王国中的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史铁生甚至发现，同一个人，随时间的变化和状态的不同，眼中的世界也不同。史铁生描述到：50亿个人等于50亿个位置，等于50亿条命定之路，等于50亿种观察系统或角色。[26]这是一个充满差异的大世界，每个人驻于与他人不同的世界中。但共同体的丧失又是不堪忍受的，也许是上帝的旨意，个体在寂寞与孤独中寻求沟通，理解。史铁生说，在每个人走进孤独后，所有人都生出一个渴望，“走出孤独，回归乐园”。那乐园就是——爱情[27]使心灵敞开，相互呼唤与应答。这是否又属上帝虚设的一个目的？《礼拜日》讲述一对恋人相爱、结婚、最终失败、分手。这对恋人各自的朋友在他们分手之日，重新认真地相互寻找，渴望破除罩在自己身上的硬壳，摘下假面具，找到一片真正自由的敞开的天地，但他们只是重复了那对恋人的过程，最终仍是分手。《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中，一个男子用电话偶然结识了一个女人，两人开始了没有任何防范和假面的对话，这对话使得两人相爱，但见面方知，他们是一对分手多年的夫妻。他们能再试着像电话中那样交谈么？《别人》讲述了自我与他人的全然隔绝的故事。一个失恋的游走在城市里的孤魂，渴望知道他人，他人的故事，他人的生死状况。他似乎想证实他生活在人间，而不是在现代科技所制造的幻景中，因此，他要亲自触摸这个世界的树叶、树枝，触摸到这个世界具体的人，他渴望证明，那不是幻景，是真的。他知道，每一个窗口里都发生着故事，但他只能去猜想那个故事，无法知道那真实的故事的内容，他询问：

　　人都藏 在哪儿？从理论上讲有千百万人，正共度这雨后凉爽的月夜。树丛中有虫鸣，不只一处，此起彼落。偶尔的人语。间断的顽童的笑闹，笑声朗朗……人都在哪儿？在哪儿，在干什么？婴儿啼哭。远处建筑工地上的哨子。什么地方一声急刹车，司机必是吓了一跳，有人嚷，嚷了好一会儿，渐渐安静下来，时隐时现地有一把萨克斯吹着，有一条沙哑的嗓子唱着，唱着远方或者唱着从前……为什么不相信这是录音机的作为呢？为什么这一切肯定不是导演、美工、灯光师和音响师的作为呢？

　　这是否又属上帝游戏的一部分？自我真实地生活在人间，但无法区别于幻景，因为他所能感知到的仍不能告诉他这是真实的人间。“每一个人就像每一个窗口，里面肯定有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什么，但肯定有。肯定，毫无疑问。”“街上走着很多故事。我只知道我自己的故事。”我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听听他（她）的故事，握住他（她）的手感觉到他（她）的真实且听听他（她）的故事。我也很想随便抓过一个人来向他（她）说说我的故事。甚至握住他（她）的手甚至张开双臂扑在他（她）怀里感觉到他（她）是真的，感到他（她）真的在听我的故事”。但这一切都失败了所以，

　　我与别人与所有别人的距离，应以光年计算。

　　如果每一个个体只知道自己的故事，触摸不到别人，倾听不到别人的故事，如果个体间的交往只是擦肩而过，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永远没有彻底理解和敞开、呼唤、应答的那一天，那么，50亿个人就等于50亿座地狱，每个人都被无形的力量锁定在自己的世界里，生在那里、疯在那里、死在那里。这样一个世界如果来自上帝的安排，这个上帝必定是魔鬼，是罪魁。

　　将个体的宿命归结为上帝的安排，这里的上帝指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体之上的无法解释的力量，人们发现宿命的存在又无法找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方式，只能将宿命理解为独一无二的生存方式，并将它形而上为上帝的安排，以宽慰自己，认可命运对自己的控制。史铁生在无法找到生存的可靠理由的情况下，在陷入逻辑死角的情况下，才制造出这么一个上帝来，也许人们所能接着做的是重新返回史铁生关于平等，差别的逻辑前提，思考消灭差异的平等与“我们”世界、与大同文化的着关系，思考悬搁平等、肯定差别与个体世界的关系。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设置虚幻的目的以便让个体在虚妄中走完今生今世，强调此岸只能有差别、彼岸才能有平等，这并不是个体的唯一的宿命之路，而是由于并非某个人能左右的文化想象力的枯竭，换言之，正是在这种枯竭的文化制约下，个体才走着这么一条漫长而灰色的宿命之路。

　　在谈论上帝时，史铁生似乎倾向于达观、平静甚至不无欣然地接受了上帝对个体命运的安排，但在叙述个体的故事时，那平静的外表下隐含着更深的悲衰，特别是《别人》那种渴求与绝望扑面而来，这两者呈现着有意味的差异，他的逻辑判断和推论，尽管明朗、有时不乏高亢，却饱受已有的文化的制约，而他关于个体生存的叙述，虽然仍与他的观念相呼应，却是在疑惑、反顾中展开的，因而那些观念性结论在经验性叙述中，往往受到质疑。

　　四《务虚笔记》中写道：

　　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飞着、叫着，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

　　长期以来，我们关于人的观念就像所见到的这群鸽子一样，不能了解其中的生死、不同，我们对人的信心，对人类创造世界的信心，人类永恒的信心，所有的文化观念，都建立在大写的人基础上，“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不能了解其中生死、不同的世界。只有在“我们”作鸟兽散，人成为离群的鸟，被逼成为孤零零一个的时候，才发现了个体的存在。当代的困境在于，已有的文化观念，究竟能不能为个体安置一个栖居地，为个体寻找一个可靠的存在的理由，而不是给他一个谎言，一个虚假目标，一个海市蜃楼的家。史铁生和他的作品，呈现着的就是这样一个个体的生存状况，他真正发现了个体，同时真正发现了个体的危机，并无奈地试图用现存的文化对付这些危机，可无意中更深入展现了危机状况。

　　《务虚笔记》中，有一个女子形象，她美丽、安静、随和，又心事重重、两眼空空地望着别处，一个如梦如幻的女子。史铁生将她作为一种象征，“总是有这样的人，在残酷的春天我常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在无论是繁华还是偏僻的地方这世界上处处分布着他们荒凉的祈盼。“她”是蹲在春天的荒草丛中，蹲在深深的落日里的执拗于一个美丽梦境的孩子。”她正是死在平等与差别这个逻辑圈套里的，无法接受史铁生在散文中认同的上帝的安排。我们不能谴责她的祈盼，只能质疑上帝的安排。因为“荒凉的祈盼”是史铁生作品中最动人的最有感染力的主题，象《山顶上的传说》中那个残疾青年整日整夜游走在人间街头，寻找着他心爱的鸽子，吟唱着他灵魂的呼唤：

　　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马车从天上下来，把我带回我的家乡……

　　这个家乡，不可能来自观念的推导，只能来自生命的渴求，来自欲望的花蕾，来自爱情的喷涌和流淌，来自母亲的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没有什么篇章能比得上史铁生关于母亲的叙述：在他走向地坛时，痛苦和惊恐的她悄悄跟随着儿子，寻找着儿子，又怕干扰儿子，缓缓离去。在他插队回农村的时候，母亲为儿子收拾行装，将吃的东西尽量往里装，又怕儿子扛不动，只得把不要紧的东西往外掏，掂来倒去，偷偷抹眼泪。在他孩提时候，她会把受了委屈的儿子拉进怀里，一边亲吻一边说：“噢对不起，噢，对不起……”这一切绝不是可以用“虚幻”或“彼岸”来概括的。“荒凉的祈盼”，尽管荒凉，却不应被视为一张白纸、一句谎言。或者说，一代代传承的白纸、谎言必须被真实的心灵呼唤取代。只有倾听每一个具体的个体发自灵魂深处的真实的呼唤，并让它保持和持续下去，我们的文化想象力才可能得以拓展，才有可能找寻到真正关怀具体的个人的绿洲。它能使我们在牢牢地把握现在，感知当下个体凄凉的处境的同时，提醒自己，个体的生长尚未完成，这不是天然的和唯一的宿命，这里仍有真实的祈盼。

　　1996年8月

　　注释：

　　[1]《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史铁生作品集》二卷306页

　　[2]同上，308页

　　[3]《务虚笔记》，6页

　　[4]《爱情的命运》，《作品集》一卷15页

　　[5]参见《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6]《礼拜日》，《作品集》二卷232页

　　[7]同上，220页

　　[8]《务虚笔记》，113页

　　[9]《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作品集》一卷176页

　　[10]《山顶上的传说》，《作品集》一卷289页

　　[11]参见《务虚笔记》101页

　　[12]《答自己问》，《作品集》二卷407页

　　[13]《游戏·平等·墓地》，《作品集》三卷272页

　　[14]《山顶上的传说》，《作品集》一卷274页

　　[15]《答自己问》，《作品集》二卷425页

　　[16]《〈瀚海〉序》，《作品集》二卷449页

　　[17]《随笔十三》，《作品集》三卷253页

　　[18]《游戏·平等·墓地》，《作品集》三卷275页

　　[19]同上

　　[20]同上276页

　　[21]《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作品集》二卷328页

　　[22]《随笔十三》，《作品集》三卷250页

　　[23]《务虚笔记》，55页

　　[24]《散文三篇》，《作品集》二卷234页

　　[25]《随笔十三》，《作品集》三卷242页

　　[26]《一种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作品集》二卷332页

　　[27]《爱情问题》，《作品集》三卷3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