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师谈语文(张悦群):著名语文家

著名教师谈语文(张悦群)

2012-11-9 浏览() 【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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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悦群

孙绍振　林可夫　潘新和　陈日亮　俞发亮　王立根

［ 转引自：新课程教学网 ］

孙绍振谈语文

●苏俄式的语文课本，以语言与文学分成两门课程为特点，文学的分量很重。20世纪50年代苏俄十年制中学的文学课本，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俄国文学史。

●德国到高中阶段有大量的选修课，学生可以选修文学经典，也可以选修哲学经典。班级就以所选经典来划分。课堂上就是讨论经典。

●美国大中小学对于学生的口头交际均有专门课程，大学有演讲系，且有博士学位，有专门的演讲教授。在这方面，美国有相当高的学科水平和实践基础。

国内外语文课本的比较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民政府颁布过《国家教科书》、《战时国语读本》等等，是比较强调政治性的。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时期，就有宣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观念的古文，还有《国父遗嘱》、《曾国藩家书》、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等等。(后来台湾的官方课本因袭了这一指导思想和相关内容。据一份网上公布的调查，这些课文大都不受台湾中学生的欢迎)。但当时的课本是多元的，学校和教师有选择自由。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短期内还来不及编写新课本，在经济发达地区，曾经使用过开明版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但是，这套课本不能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逐渐有了新编的、统一的课本。我们当时所能接触的只能是苏俄教学思想和体制。因而苏俄式的课本就应运而生了。

苏俄式的语文课本，以语言与文学分成两门课程为特点，文学的分量很重。20世纪50年代苏俄十年制中学的文学课本，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俄国文学史。

苏俄中学把俄语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语法、词法的复杂程度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不经过严格的语法、词法的系统教育，不可能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达到自由、通顺、流畅表述的要求。

在这方面，德国人与之有相像的地方，其疑问句法的复杂与俄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在德国初级中学，语法和知识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高级中学，他们就基本上不讲知识了。他们不是把语言和文学加以并列，而把德语和哲学并列起来。高中有大量的选修课，比如，一个学生可以选修文学经典，也可以选修哲学经典。班级就以所选经典来划分。课堂上就是讨论经典。学生必须发言，成绩占60%，他们强调的是自主的学习和独立的见解。

从学术思想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语言学有逐渐成为人文学科

包括哲学文学的基础的趋势，故语言课程在欧洲中学中的比重始终是很重的，中学生学习两门到三门外国语司空见惯。这与欧洲民族杂居，又有重视语法词法的传统有关，英国早就有“文法学校”的传统设置。但是，在中学里，纯粹知识的传授，死记硬背是很少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政治形势和文化传统都不允许我们照搬苏俄。随着形势的发展，语文的泛政治化形成潮流，这是任何语文专家都难以阻挡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语文教学才重新提出语文本身特点的问题。但是，当西方语文教育思想涌入时，我们又饥不择食，阴差阳错地，匆忙地接受了托福考试的标准化模式，而且一旦接受，就成为教学的指挥棒，机械化的应试教育使得西方很强烈的人文精神都受到了窒息，语文教学又一次陷入困境。

我国的语文课本，虽然有许多西方国家课本所不能及的优点，但是在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不拘一格而富有个性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方面，是大大落伍的；尤其在激起课堂内趋力方面，显得异常薄弱。现在，语文教学的落伍状态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乃至全国人民的忧虑。

关键在于，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语文课本的指导思想过分集中在语言的工具性上。这与当时斯大林的“语言是社会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的绝对权威理论有直接的关系。我国的语文课本，长期片面性地拘泥于工具性的理论基础，语文教学也片面地纠缠于字、词、句、段、篇的模式，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和语言的个性，无异于取消了以人为本，也就谈不上什么人文性了。

当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前沿学科理论基础上，把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为了激发兴趣和主动参与的情感，在美国，中学课本中有一系列的学生参与空间，包括同样的课文有多种结尾的想象和选择，还有母语和外国语相关课程的选修课和课外活动。

美国大中小学对于学生的口头交际均有专门课程，大学有演讲系，且有博士学位，有专门的演讲教授。在这方面，美国有相当高的学科水平和实践基础。美国人为中学生所设计的口语交际练习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如初中生入学以后最初的口头交际课程中，有自我介绍一章。练习的设计是：

1.以自己朋友的身份介绍自己。

2.以自己的宠物的视角介绍自己。

3.虚拟在自己的葬礼上为自己作悼词。

其中第三条可能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但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将之改为：虚拟在自己当上了科学院院士的时候，作自我介绍。

在目前国际竞争和人际竞争日益紧张的时候，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有着同样的重要意义，而在口头方

面我们无疑没有优势。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能仅仅从概念上空喊人文精神，而且应该培养起青少年开放、敏捷的心智，流畅、简洁的表述，抒情、雄辩、幽默的口才。而这一切都要在中学的语文课本中和阅读、写作融为一体。

我学语文的经验：着迷

我开始学语文的时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家逃难到乡下，日本鬼子和汪伪的军队老在后面追。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谈得上上学！但是，爸爸妈妈让孩子念书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每到一个村镇，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没有学校就找私塾先生。没有私塾先生，爸爸就自己教。教法很简单，就是第一天把生字讲一讲，把那没有标点的句子用红笔点断。一天也就是点一页左右。分量并不重，剩下时间，就是自己翻来覆去地念。课本是很枯燥的，但是，把古文朗诵念出一种调皮的腔调(用妈妈的话来说，就是“洋花唱曲”的)，却很好玩。第二天，爸爸还没有起身，就让我们弟兄三个轮流在他床前背诵。回到城市，插入正规学校，我的语文一直名列前茅。现在看来，这是因为早期的背诵培养了我良好的语感。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规定了所谓的《国定教科书》，那是很枯燥的。现在只记得蒋介石给蒋经国的信，开头是“经儿知之”。但是，我的语文教师潘祖谨不大理睬“国定教科书”，常常把冰心的《寄小读者》成批地印发给我们，有的还当作“说话”课的教材。在课堂上，她鼓励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她推荐古代文学经典，除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外，还有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还有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苦儿努力记》，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连老托尔斯泰都很重视这本书，把它从法文翻译成俄文。潘老师最大功绩是使我对语文有了兴趣。

上潘老师的语文课实在是一种智慧的享受。即使在我当了许多年的教授以后，回想起来，作为一个小学教师，她的智慧真是有点惊人。我至今还记得，在一堂课上，她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七言诗歌，有一种吟咏的调子。即使把它去掉开头两个音节，它的调子还是一样。例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把开头两个字删节掉，变成：

时节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甚至再删去两个音节，也还是一样：

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

她的这个智慧一直像种子一样埋在我心头，直到30多年后，成了我一篇最有学术质量的论文的动因。

不久以后，我考进了初级中学，那时刚刚解放，对于新的意识形态，老教师一窍不通。

上课常常是吵吵嚷嚷。

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却很好。这是我们的幸运：来了一个新教师，名叫周陀星。他和潘先生一样，总是把报纸上、刊物上的好文章和书店里的新书有声有色地加以介绍。周老师很重视批改作文，每一次都有相当详细的评语，不过比之潘老师有比较多的文学理论色彩。由于他的诱导，班上掀起了一股作文的热潮。有一次，头一天做了作文，第二天一大早就闯到周老师宿舍里。他还没有起身。大家最关心的自然是作文分数。我也问了。他说：“87分。”我随便说了一句：“啊，才87分！”他说：“87分还嫌少？我打作文分，从来还没有超过86分。”一下子，我在班上神气起来。说真的，那种又害羞又得意的感觉至今留存在我的心中。正是这两位老师把文学的种子播在我的心头。

高中时期，语文老师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他教课令人丧气。但是，这位语文老师也非常重视批改作文。我的作文常常得到他的表扬。他还组织课外阅读，让我们写读书报告。他营造的文学氛围弥补了他教学上的不足。这位老师对我作文常常鼓励有加，使我产生了一点“野心”：向报刊投稿。经过多次失败以后，终于成功了。我在上海的《青年报》上发表过诗和散文。这在当时是一种轰动性的荣誉。

现在有些教育改革的专家在争论“苦读”还是“乐读”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苦不苦，乐不乐，关键在于爱不爱。爱不爱，主要看你迷不迷。如果不迷，光是为了考试而学，那怎么能不苦呢？如果不是为了考试，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命令，不让你读，不让你写，才叫难受，才叫苦呢。

进入大学以后，虽然授课的教授大都是全国著名的泰斗，但是，并不是每一教授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也不是每门功课，都令人喜欢。尤其是一些理论课程，特别是语言学，还有汉语史，古代音韵，神秘莫测，令人望而生畏，读起来真是很苦。但是，几乎所有的教授，都以他们的渊博的学识激起了我对理论的兴趣，尤其是朱德熙先生的雄辩，使我着迷，当初以为最枯燥的现代汉语，后来居然成了最喜爱的课程。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照此类推，最好的老师应该善于激发学生兴趣。当然，兴趣有一个培养的过程，从没有兴趣到很有兴趣，这中间还有一个克服惰性的过程。最好的老师能够把学生最不感兴趣的课程变成向往的乐园。所以，我的最高目的，就是要改变语文课程不讨人喜欢的现状，让语文成为青少年精神生命的家园。

(本文作者为文艺理论家、福建师大教授，近年担任七至九年级《语文》教材主编)

摘自《对话语文》 钱理群、孙绍

振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5.80元

孙绍振/钱理群：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觉得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又想起了鲁迅，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常常遇到三种情况，我理解就是“三部曲”。刚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你会受到权力的压制，习惯势力的抵制，举步维艰。到压不住的时候，就纷纷改变态度与策略，变成支持改革了，突然之间，改革就成为了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但在鲁迅看来，这时候恰恰就孕育着危机了。我理解鲁迅讲的这个危机，就是指一种理念与倡导，一旦成为时髦，变成一种时尚的时候，就可能会变形、变质，在潮流之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甚至会发生某种混乱。因为改革就是实验，实验不可能每步都考虑得这么周到，必然会有些问题，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弊端。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第三步的曲折，就会有人打着“纠偏”的旗号来反攻倒算，重走回头路，鲁迅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叫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那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步大概已经走过来了，中学语文改革已经成为潮流了，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反对改革，而且都自称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但是，在热闹之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发生了某种混乱。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搞不好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孙绍振（以下简称“孙”）：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改革前的传统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把语文搞得像政治课，或者是道德修养课，不太像是语文课，时间长了，就产生自我蒙蔽，觉得这一套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别无选择。我认为，要求实，求语文课之实，求政治课、道德课之实，就不能不把自己从习惯和现状的蒙蔽中解放出来，还原一下，语文、政治道德课的本来面貌，把蒙在它们上面的表面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灰尘扫除。所以说“求实”跟“去蔽”是结合在一起的。

本来语文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语文世界，尤其是文学作品，是超越了实用价值观念的、自由的心灵境界，语言到了这个领域是非常神妙的、非常动人的。我们小时候看小说看书看得都不想吃饭了，可是为什么到了上语文课，就让人感到精神窒息，这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明明是很精彩的课文，你不去看那些教参还好，一看，都是些干巴巴的，叫人哭笑不得的玩意儿。把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东西系统化地扫除，这就是“去蔽”。“去蔽”的关键是要知“蔽”，然后，才能实事求是地进入语文境界。学了语文，你对人、对人生、

对自我、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的同情、对人的心灵有没有新的感悟？对我们的语言，对我们的母语有没有新的想法？一些精彩的词语你有没有特别的发现？你的书面表达、你的口头表达、你的交际能力、交往能力有没有提高？你讲出话来是让人感到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呢，还是写起文章来让人感到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你学了语文，反而讨厌它了，你讲话反倒更干巴了，你的思想和情感变得很单调、贫乏了，这就说明，你的语文和心灵一直受到了蒙蔽，所以“求实”必须“去蔽”。

我们追求“创新”的时候，“去蔽”就是我们的旗帜，但是我们并不排斥其他的，包括传统的做法，只要行之有效，我们就要向它学习。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如何防止自我蒙蔽》。有了防止自我蒙蔽的精神，才能“创新”，才能“求实”。就是有了“创新”，不能忘记不断去蔽，时时刻刻要防止自我蒙蔽，防止自我封锁，那就是要谦虚、要谨慎，特别是要有自知之明。

钱：中学语文教育本身就是一门科学，要建立“中学语文教育学”，它还有许多分支，如“中学阅读教育学”、“中学作文学”、“中学口语教育学”等等。这个问题讲起来是一个常识，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被普遍地接受。怎样建立一个民族化、本土化又是科学化的中学语文教育体系，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然是一门科学，就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这些年，我们比较强调这些东西，有很大的突破， 《语文课程标准》大概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突破。但是我现在还要讲一点，就是要有自己学科的知识体系，这些年我们好像有点回避谈知识。问题不在于过去知识讲多了，而在于我们过去知识本身有问题。比如说语法，我们就把语法家的语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学语文教育上来，这样的知识本身就有问题。另外就是知识本身它所处的位置，怎么讲知识，知识能不能代替一切，一味地讲知识体系本身的完整性、系统性，变成知识为中心，而严重忽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与提高，人文精神的熏陶等等，这些问题在理解与实践上出了问题。但不是说不应该有知识，因为我们的教育对象是还处在学习阶段的学生，对他们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的训练，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作为支撑。问题是要有什么样的知识——这就有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以及怎样讲知识——这里有一个如何将有关学科的知识转化为适合中学语文教育特点的知识，建立本学科的知识体系的问题。

孙：你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创意的出发点。我们老吵什么知识不知识的

，实际上在空对空，因为没有把真知识和落伍的伪知识做起码的区分，这在文学和语言两方面都很严重。以语言为例，有些老师常常抱怨，现在课堂上一讲知识，就受到压力，当然这是不正常的。但是，我们的老师也应该反思一下，你讲的知识是不是可靠。比如，你花了很多精力的语法知识，是不是很可靠，有没有自我蒙蔽的地方？从微观来说，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主谓宾，动定补，对学生作文讲话有多少好处？是不是存在一些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的可能？从宏观理论来说，你讲的语法，它是不是在学科上已经陈旧了？你没有考虑过，花那么多时间，讲一些陈旧的东西，是不是自讨苦吃？据我所知，现在中学中里流行的语法，其理论基础，大抵是索绪尔的那一套。但是，这种理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它的最大局限性就是把一切语文现象都归纳成一套又一套的语法结构模式，或者叫做规律，这种理论体系后来就被另一些语言学理论所补充，所修正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就是语义学、语用学。一个词语并不是只有词典上那种单调的意义，它是随着语境和当事人情感关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可以说是千变万化，出神入化。我们讲的字、词、句，究其本质而言，往往局限于索绪尔那一套，其结果就是把活生生的语言讲成了僵死的条条框框。

文学理论的知识也同样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有些教参编者，至今仍然只懂得一点反映论，而且是机械的反映论的粗浅知识，连辩证法的起码知识都很残缺，更谈不上活学活用。他们对于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和进展，没有多少感觉，而教参作者却守着它作为看家本领、衣食父母。在这样的状况下，学科理论基础还处于这种杂乱无章的状态，有什么条件谈论学科体系的建设呢？

钱：中学语文教育真要深入下去的话，恐怕要再着力于我们这个学科本身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建设：包括观念，包括知识体系，也包括它的方法论等等，这大概是我们下一步共同应该努力的一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加强中学语文教育学的科学研究。记得我在刚介入中学语文教育时，就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加强语文教育理论的研究，是能否建立起本民族语文教育的科学体系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这是语文教育改革能否健康、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的一个关键，而这方面又恰恰是一个薄弱环节。”（参看：《语文教育门外谈?一点感想》）应该看到，我们的语文教育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这有些无奈，我们只能边改革

边建设，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知识陈旧，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的问题。正如你刚才所说，对当代文学研究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突破与成就的隔膜，就尖锐地提出了中学语文学科需要知识更新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要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直接搬用到中学语文教育中，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关键是要根据中学语文教育的特殊性质与教学实际，进行科学的转换与创造，这就需要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与思想文化界相互隔绝的状态，提倡多学科的合作。在我看来，你所倡导的“还原、比较的文本分析法”，就是将他自己以及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一个尝试，其所提供的有关新的知识、新的分析方法就是为“中学阅读学”的知识体系、方法体系的建设，提供新的基石。建立体系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体系的建设却需要一块一块的基石逐渐积累起来。我们不妨做这样的设想：能不能集中一批关注中学语文教育的有关学科（如语言学、写作学、文艺理论）专家，和中学语文教育专家、中学语文老师一起，来做这样的知识转换、创造与教学实验，这就有可能对语文教育改革有一个新的推动。

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强调第一线教师的作用。这些年比较强调学生主体，是针对过去的弊病提出的，但忽视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至今也还是一个问题。有的地方却走到另一个极端：忽略了教师的作用，或者对教师的作用与学生的主体性发生了一些误解。当然，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语文改革发展到现在，它的关键在第一线教师，即第一线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他们的素质。广东一个教师给我写信说，现在第一线教师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还没有话语权。就是说，第一线教师要解决生存权，还有他们的话语权力。生存权的问题和话语权的匮缺，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把第一线教师，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第一线教师迫切需要具体的帮助。你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你的理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可以解决具体的、实际的教学问题的，不像我更偏重于理念，具有太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我仍然是关注教学的实际状况的，我跟很多第一线老师通气，反复讲一点：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的教师，而我们这些大学教授，实际上做的是服务性的工作。

孙：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中学语文改革的成败，取决于第一线老师。除了你刚才提出的生存权的问题以外，这个问题，各个地区存在着很大不平衡，一下子，我们很难充分解决。但是，这不是说，在解决生存状态、物质条

件以前，我们就无所作为。我们一方面解决生存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在理论上，要进行一些迫在眉睫的澄清。比如说，现在学生的主体性是得到了强调了，教师的主体性、话语权却失去了。学生主体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性哲学，按理说，一切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体性，可是，我们的理论却在千方百计地回避教师的主体性，这真是一大怪事。为了纠正过去过分强调的教师的主导性，居然把教师的主体性完全抛弃了，这不但在哲学上是讲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应该勇敢一些，将主体性加以分析，学有学的主体，教有教的主体。

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偏颇，这么多聪明人，却视而不见？就是因为他们对于洋权威的迷信。因为新的课程标准是从欧洲引进的，在许多人的眼中看来，欧洲就是一个整体，也就是世界上最新的潮流。其实欧洲的教育理念和美洲的教育理念有不尽相同的传统，就是欧洲本身，也不是统一的。至少有四种不同的模式。一，斯堪的那维亚模式（北欧式）；二，日耳曼模式（德式）；三，拉丁式（法式）；四，盎格鲁－萨克逊式（英式）。我们新课程标准主要学的是北欧式的，这种模式非常需要把学生的主体性放在第一位。而法国则比较强调教师的严格管理和系统考试。一个瑞典学生到了法国中学，她这样说：在瑞典课堂上，师生关系很亲密，上课时，教师让学生自己做事，想做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在法国，师生关系疏远，上课时间完全由教师支配，课堂上讨论很少，发言的机会也不多，学生在课堂有压力，是正常的，这多多少少有点教师主体为主导的味道。但是，由于这几年的片面宣传和推广，给我们许多教师造成了一种印象，好像西方义务教育都是学生主体性的一统天下。其实，就是在西方，也是流派纷呈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着重推行的主体性教学理念一无是处，天下只能是主体间性的天下，我希望看到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作为不同的教育学派进行竞争。

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除了中学语文教育民族化、本土化、科学化之外，它还有一个个性化。这可能又是我的一个浪漫主义的设想：每一个语文老师，应该在语文教学课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教我们的几位语文老师都是有个性的，因为那是一所重点中学，有一流的语文老师，老师的个人修养都各有特点，对各个班级的学生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说我们有个老师，特别喜欢语法，可以称得上是语法专家，我是他那班的学生，我们的语法知识就比别班同学要强。另外一个班的老师特别喜欢古典文学，他教出来的学生就多少有点

古典味。实际上好的语文老师，总会在自己的教学中打上个人的烙印。我也非常同意你所说的“求实”、“去蔽”、“创新”，这里的关键是“去蔽”。这个“去蔽”，我想做两个层面的解说。一个层面，是根本性的教育目的的“去蔽”，就是我们的教育怎么样能让学生直面自我的心灵，直面自我的生命，真正做到“立人”。而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是忽略、遮蔽了“人”，使学生不能直面自己的心灵。教育的本质是提升人的生命，把人的内在的一些美好的东西，把学生内在的生命美好的情思发掘出来，提升起来，就是善于直面自我、直面自己的生命，要“去蔽”，就是要去把人培养成驯服工具的教育理念与体制之蔽。另外一个呢，具体到我们语文教育，具体到过去或者当下弊病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直面文本，直面文本语言，而且，只有直面文本才能直面生命，直面自我，而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文本被遮蔽了。我们批评过去的应试教育有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你说的，“知识一大堆，文本不着边”，这是一种遮蔽。而我们现在有另一种形态的遮蔽，我们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说难听点，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演”。恰好这种“表演”使学生不能直面文本。昨天晚上聊天时，听说现在很多学生，你一篇文章讲完了，他还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遍，我吓了一大跳。如果学生不阅读文本，不把文本读通，这个老师恐怕是基本失职。怎么样直面文本？“去蔽”！让学生直面文本。而文本的核心在我看来是语言，就是怎么样直面文本，直面语言。我们当然可以具体讨论，是哪些东西具体妨碍到我们不能去直面这个文本，直面这个语言。所以，我理解的所谓“去蔽”，就是为了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人的心灵，直面人的生命。

孙：我还是要补充一下你的意见。当前语文教学改革，有脱离文本的倾向，不但脱离文本，而且脱离“人本”。当然这种倾向，好多不是由我们第一线老师搞出来的，是由外来的行政力量强加的，甚至由行政官员搞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有些教育管理方面的官员，把学生在课堂上发言什么的，对话要到多少次，作为评估的标准，这是太可恶了，太不能忍受了，这简直有教育专制主义的嫌疑。

钱：我来这之前，看到一个报道消息把我吓了一大跳，说某个地方通过一个法规，规定今后语文老师上课“满堂灌”的，一堂课讲到底的，学生没有发言的，就要处罚，就是触犯法规。我觉得这些行政人员不知怎么搞的，动不动就搞法规，这样下去，评价体系肯定会出大问题的

。

孙：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不能完全怪罪第一线的老师。因为不少第一线的老师，一方面重视文本，一方面弄一点多媒体，二者结合得比较好的，还是有的。但是呢，在好多地方，有一种多媒体啊，就是为多媒体而多媒体。太多的多媒体啊，像钱梦龙老师讲的那样，电脑呀，操作呀，都会出意想不到的问题，包括声音不响、画面空白的问题，钱先生说，这哪是多媒体，是倒霉体！多媒体是文本的附属品，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变成了多媒体的附属品。我举个例子。我到一所中学去听课，老师讲《木兰词》，先放美国那个《花木兰》的动画片，然后呢，就放我们中国的连环画，放完了就集体朗读了一番，然后就讨论花木兰。这就到文本了，但文本和前面放的《花木兰》有什么关系，他完全忘记了。多媒体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完全成为累赘。开头的多媒体表现的是美国的花木兰。本来应该提出问题，美国人理解的花木兰和我们中国经典文本里的花木兰，有什么不一样？不是说要分析吗？分析的对象就是矛盾，没有矛盾无法进入分析层次，有了矛盾，就应该揪住不放。美国花木兰是不守礼法的花木兰，经常闹出笑话的花木兰，而中国的花木兰，说她是英雄，要具体地从文本中分析出来这个英雄的特点是什么？连这样起码的问题没有提出来，结果美国的和中国的，好像是一样的，这样，多媒体就变成个“遮蔽”了。

钱：如何提高中学语文老师文本的解读能力，这恐怕是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任务。我想是不是从三个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根本上来说，语文老师怎么样提高自己的素养。我想起王立根先生曾经找我，我给他写过两个题词。我的第一个题词是：“要做一个有思想的语文老师。”今年他到我家来，我又给他一个题词，说：“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可爱的人。”就是要可爱，要有人格魅力。昨天晚上，我跟他说，还要有一句话，就是“语文老师应该是一个杂家”。我在跟很多全国各地的语文老师交往与通信中，常常发现比较好的语文老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读书，而且书读得比较杂，因为语文老师不是一个学者，他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人，不需要太深，但要什么都要读一点，懂一点。书读得要杂，读杂之后，你的知识就会通。一个文本你要读懂，需要各方的知识准备，你的书读得杂的话，你的知识就会融会贯通，总的来说就是要多读书。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不读书已经成为学校里的普遍现象。首先是学生不读书，不仅是大学生，我现在最头疼的是连研究生也不读书，所以我

们中文系的孔庆东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叫《少爷、小姐请读书》。现在孩子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原著，只读内容提要。

孙：我实在觉得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应该重新定位。我们研究文学，研究汉语文学，这么大年纪了，结果到中学一看，完全是落空的，这真是太悲哀了。我们研究文学，拿到了教授这样的头衔，对国家和人民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贡献？不能不说，有点失落感。尽管在圈子里大家很热闹，“啊呀，这个教授了不得，很有学问”，实际上并没有看过我的学术文章。但是，我写一篇作品解读，那就不一样，那读的人就很多，而且连中学生都会去读一读，这使我感到很受鼓舞，毕竟我的劳动有所成效。我跟你不同，你呢，更加地喜欢“形而上”，生命啊，精神家园啊，终极关怀什么的，我也在想，但是，我想得更多的是这个国家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很稀缺，可我们却把它用来挥霍掉了。我这个人是在文艺方面比较浪漫，教书方面则比较“形而下”。我就是要把高度抽象的方法转化为“操作性”的分析，我不但解读，我还要告诉你操作的程序，哪怕机械一点，我都无所谓，这是我的价值观念。不是给你一条鱼，而是提供一种打鱼的方法、门道。这种办法也许不是很完善，但是，那是我的办法，那里有我的个性。你愿意接受，对你有好处；你不接受，推动你去思想，也是一种贡献。

钱：其实我们是根本一致的。

孙绍振的幽默散文

一

这是一个可以幽默的时代，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会幽默，而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许多人事太值得被幽默。但是，幽默并不是笑话，这时代本身是个笑话大量繁殖的时代，从小报到电台，脑筋急转弯类的笑话铺天盖地，但这些笑话提供的是廉价的精神抚慰，而不是意味隽永的思考。我是比较相信法国罗伯尔?埃斯卡皮特的话：“幽默通过讽刺来故意建立一种紧张感以及———并不是很经常地———通过它的反弹带来松弛感。……经常的是幽默与辨证思维的某些形态相吻合，幽默便成为一种哲理。”①大多数人不会感觉到幽默的紧张感，那是幽默的“反弹”立即消除了这种紧张感，而引发人的笑，带来松弛感。但幽默如能确立，必然带着辨证的思考，只是这种辨证思考被笑所掩盖了。所以，能读懂幽默言说的人，会笑，当然说明你心智的活跃，但并不等于你能洞察幽默言说后面的哲理性。这样说来，好像幽默起来很不容易(这差不多也是件幽默的事)，但我要强调的是，幽默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马克?吐温、卓别林式的幽默也许你能一目了然，但契诃夫那种比较不动声色的幽默你不见得能立刻领会。至于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式的幽默，那多要反复揣摩，也许在读懂的那一瞬间，你会会心一笑，但绝对不会哄堂大笑。会幽默的作家太多了，或者说不会幽默的作家还能叫作家吗？但不同的作家的幽默方式大相径庭。进一步说，你可能会识别出一些与你的文化背景相吻合的作家的幽默，但不等于你会理解所有作家的幽默天性和风格。文化的差异的作用力是这样巨大，以至于我不得不承认，有些幽默是我无法解读的，或者说在我的阅读过程中被我忽视的幽默可能大量存在。所以，能否幽默得起来，在我看来，首先在于你对一种文化的成规有多大多深的理解力，其次是你能否理解作家在他设置的作品中是否曲里拐弯地造就某些与他熟悉的文化成规相悖离的情节或言语，再者，是你我这样的读者能否从这些文化的“悖离”中感觉到某种冲突的紧张感获得某种松弛的可能。如此说来，幽默是不容易吧。

这其实一点不奇怪，试试看，作为一位男性，你在纯男性的聚会中可以制造出爆棚效应的笑话，你把同样的话说给几位女士听，她们可能不觉得可笑，而且又可能觉得浅薄。不同年龄的人对同一幽默言说照样存在着理解的区别。笔者常常以为自己的某些说法很“幽默”，到课堂上给学生一说，学生毫无反应，原因很简单，他们的语境与我的语境存在着“代沟”，这样的语境落差常常造就了我的“自做多情”后的狼狈。

我熟悉的孙绍振老师远比我幸运多了。与他年龄相隔半个世纪的大学生一次次地被他的不动声色地催眠般地“逗”得大笑不已的时候，我的“想要幽默并不容易”的“立论”总是被孙绍振现场创造的热烈一次次无情地击溃。他的举重若轻的幽默演讲好像在告诉你：“你看看，幽默有什么难的？难的就不叫幽默了。”从此以后我就在课堂上追求幽默了，我决定研究孙氏幽默，就像不会创作小说的人照样可以研究小说理论，不会写诗的人可以自封为诗歌理论家。这样的情形，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是理所当然的。

二

但凡真能幽默的人，通常懂得幽自己一默。或者说，有幽默能力的人，起码的前提条件是能自我审视。但自我审视又不等于幽默，原因在于，幽默的自我审视不能太沉重，而是要懂得将非常不利于自我的某些处境，通过提供有别于“现场”处境的一种参照系统，来获得松弛感。

孙绍振写幽默散文，最懂得拿自己开玩笑的。别人写出国讲学，叙述的都是无尽风光，突出的都是如何在宾主觥筹交错之间切磋东西文化交流的奥秘，孙绍振偏偏要写他在旅居德国期间的不堪。他在德国，因为城里人都去度假了，他要靠打长途电话解除寂

寞感，还助人为乐，帮一个素昧平生的韩国人烧茶弄水，“把我弄得满头大汗。但是我的舌头却在空前的忙碌中得到了新异的快感。”②接下来，“正巧另一个韩国人经过这里，便来拜访他，为他服务，为他端茶弄水，和他叽里咕噜，把我完全晾在一边。我怀着无可奈何的嫉妒，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胞把他接走了。”③这样的场景，虽然让人识得孙教授的热心肠，但又同时暴露出孙绍振先生热心肠的“别有用心”，他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放暑假的三个月时间里实在是太寂寞了，太孤独了，太需要一个愿意与他交谈的人多呆上一段时间。这样的幽默的确是需要有点勇气，我这样说，不是说孙先生在写作的这篇散文时候是抱着大胆“揭发”自己的寂寞自己不那么风光为出发点，而是说相比较而言，许多名人写出国游记的时候，都比着以照片为证表白自己沉甸甸的文化收获，可孙先生却很坦然地告诉你他的不适和他的小小的焦虑感。这表明一个人要幽默得起来，首先要放下自己文化名人的面具，否则只会尽可能掖着捂着，老担心自己被人认为不那么高明不那么伟大不那么长袖广舞不那么风光八面。所以，我不得不强调，心态的解放带来了他对自己不那么“伟大”遭遇的轻松审视，在自我审视之时，他将彼时彼处自己心灵波澜中那些令人捧腹的小小“痛苦”和小小的“自得”托盘而出。于是，我武断地得出结论，要把文章写得幽默起来，最后不要把自己打扮得太伟大，在文章中，一个作家把自己“包装”得太挺拔太正经太渊博太居高临下，这类文章是与幽默无缘的。

一个对自我都不坦白的人，是可以在文章中创造一种可以让人“尊敬”但无法让人轻松的“人格镜像”的，但不会赢得读者的会心一笑。不久前，读北岛的新出版的散文集《失败之书》，我欣然地发现，北岛的尖锐还在，但北岛更富有普通人的意味了。在这本散文集子里，北岛叙述了他在国外的形形色色的经历。北欧茫茫长夜的孤独，纽约那无孔不入的喧嚣，都在这位知名诗人独特的、带着感伤意味的幽默感中得到艺术的呈现。北岛说：“散文往往是中年心态的折射，与荷尔蒙、血压及心跳速度等生理因素有关。就像一个下山的人，需要调节呼吸，放慢步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得感谢这些年的漂泊，使我远离中心，脱离浮躁，让生命真正沉潜下来。”{4}写散文虽然不一定非要求“去中心化”不可，但散文要获得幽默的意味，却不能与各种“中心”距离太近。太近了，不但作者看不清自我，更可能导致媚俗。而媚俗的散文，又如何幽默得起来？媚俗的散文，通常

与最时尚最中心的“镜像”重叠、同一，而无法让自我的心灵呈现出超越的向度。因而，把他人认为沉重的也当沉重，把“中心”以为是有价值当成是自我意义的核心，这样的人可以写散文，但写不了幽默散文。孙先生的幽默散文，从最低限度说，他是非常自觉地让现成的大话、官话、漂亮的套话退出他散文写作的言语领地的，他在散文中守护了自我———一个懂得审视自我处境，并适当地调侃调侃自我的自我。他还懂得在散文中放松自我，不要把散文中的自我塑造得太神圣太得意太万能。散文不绝对排斥宏大叙事，但散文中一旦出现了幽默的叙述者，则无论如何要卸下虚荣的包袱。这样的叙述者形象，往低处说，叫真诚，往高了说，是作者明白人性都脱离不了浮华的欲望与现实的琐碎间的龃龉，他知道再高尚、浪漫的人生旅程也可能遭遇到卑琐、无奈、失望或无聊。在这种时刻，如果你能幽默得起来，而且能将自己的心灵波澜做一番审美的检讨，那才是真懂得幽默的境界。

三

孙绍振的自我调侃，是不止于谈谈自己的寂寞。在他的幽默散文中，我发现了带有现代派意味的“少儿不宜”的“镜头”。

这个“镜头”，就出现在他的幽默散文名篇《美女危险论》中。

这次孙先生调侃自己，有点儿过了。我说有点儿“过”了，是因为我非常怀疑他的有些细节带着杜撰。当然，散文是允许虚构的，作为文体本身虚构点儿经历是不存在允许不允许的争论。问题在于，熟悉孙先生的人都知道，凭他不假遮拦的超级快嘴，他但有那种“传奇经历”，周围的人早就知道了，而且早就反复传诵N的N次方次了。如今，这个经历却是在他的幽默散文中独家披露。让我怀疑他在散文中来了点儿“合理想象”。

我们看看孙先生是如何叙述的吧。

他说的是他在华侨大学时候的一个经历。那是文革时期。一位带着异国风味的中文系系花，陷入多角恋爱的游戏中，其中一个男主角发动爱情恐怖行动。用手榴弹与系花同归于尽。

接下来的事情就蹊跷了。孙先生出场了。他竟然要为系花入殓。

带有波德莱尔意味的“恶之花”场面展开了：“正是七八月毒热的天气。我一蹲下来，苍蝇一轰而起，一股腐肉的恶臭熏得我的肚肠翻江倒海。我的任务是把她的手扳回，平放到两侧。那手彻骨冰凉，而且带着阴湿的地狱气息。我的手还是第一次触到这种死亡的冰凉，不免心头一颤，多少有点退缩的想法，然而又不愿失去大男子的自尊，楞是硬着头皮坚持着。”“她的双手已经僵硬了。我用足了力气扳动她的手臂，关节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我也不管她哪里的筋或韧带断

了，用尽全力，以便另一个朋友替她把衣服穿好。”“就在这时，两只苍蝇忽然飞上我的咀唇，苍蝇口部的吸盘还是湿湿的，我的神经猛的一震，双手不由得一缩，她那僵直的双手悠地反弹起来，冰凉的手掌击在我的脸上。恐怖的痉挛使浑身的神经和肠子一起扭成一团，喉咙一下像冒出烟来。”“至今，我还不明白那么美丽的女郎怎么会造成这么恐怖的震悚。从那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样的时刻，都不禁要想，如果那个女孩子不是那么美丽，也许我当时的恐怖就不至于那么强烈了。人们都习惯于认定美是幸福的，然而却闭眼不看美的悲剧。物质文明越是进步，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女性，越是追求外表的美。每当我走过发廊，看着那些浓妆艳抹的女郎，每当我在女性化妆品的广告牌下，都不禁为世间男女对容貌美的迷信而感到悲凉。”⑤

表面上，孙先生让自己参与到故事中，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希望通过他的亲身体验，增加文章的戏剧性色彩。但他实际上是希图通过自己曾经经历的“一生中最恐怖的一刹那”，为文章提供一种类似黑色幽默的趣味。

但孙先生天性又无法让这种黑色幽默进行到底。他毕竟感觉到了恐惧，而不是兴奋，真正的黑色幽默是能在死亡和恐怖境地里感受到某种自得其乐的快感。类似于一个人在上绞刑架的时候特地向行刑手打听绳索的牢靠程度。孙氏幽默是不会彻底滑向黑色幽默的。他这个人，据我的观察，是缺乏这种铁石心肠。狠不到底的人，是无法黑色幽默起来的。

甚至，细读他的文本，我发现，虽然他表面上写了一个美女命运的悲剧，但他对美女的悲剧是带着怜悯的。而不是像他下的结论那么简单———“人们都习惯于认定美是幸福的，然而却闭眼不看美的悲剧。”否则，他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篇幅叙述他对一个美女死亡后的感受呢？一个美女的死亡，能让孙先生他产生如此丰富的联想呢？

所以，我想，孙先生散文得出来的结论，是照顾人们的理解能力，以为肉身的美不可靠，所以“不禁为世间男女对容貌美的迷信而感到悲凉。”这样的判断为无法亲近美女的大多数的男子提供了精神安慰。

然而，美女的凄美故事毕竟弥漫在整个文本中，这才是读者们要去品味和欣赏的。所以，我要武断地说，孙先生写《美女危险论》，告诫人们“美女是危险”的，这是为了绝大多数的男性读后不会因为自己这辈子无法亲近绝代美女而沮丧，轻肉身、重精神的逻辑更能够让芸芸众生获得一种精神的舒缓，而不必为强求美女打得头破血流。

按照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西施、貂禅、王昭君等等大美女的历史才可能被书写

，而东施们的历史却难以被故事化。我不知道非美女们是不是危险的，如果非美女们也是危险的，那就有可能得出“女人是危险”的判断。如果女人是危险的，那么还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在男人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女人是危险的，二是女人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女人是危险的。第二种可能还没有发生，所以，按照第一种已经发生的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更完整的结论：在男人为主导的历史书写中，女人是危险的。同理，即使非美女不是危险的，只有美女才是危险的，也由于历史的书写者主要为男性，所以，“美女危险”的观点更完整的说法是：在男性的书写视域中，美女是危险的。

不过，我私下还是有点相信“美女危险论”，倒不是因为个人经历使然，而是以为美女作为稀缺资源，必然导致男性明争暗夺。在男性的冲突旋涡中的美女不能不常常处于风尖浪口的危险中。就是在太平盛世，由于受到众多男性的追逐，美女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导致心态失衡，因而同样有可能导致美女们的心理危机。当然，美女畸形心态，有多少成分是男权社会塑造的，美女的悲剧是不是都是男权因素导致的？这是个社会学的难题。美女的社会属性、美女的个性、美女的出生背景、美女心理应激能力、美女的经济收入水平、美女的文学修养，等等等等，都要列入考察对象，最好能拿统计数据出来说话。否则这样命题交给喜欢歪理歪推的幽默大师孙先生，那他还有可能写出“美女遭遇危机应对50法”、“与美女恋爱的七大基本原则”、“美女七十二变的心理学依据”、“为美女而发动战争的经济背景与心理成因”、“做个美女不得不防的十二种陷阱”，等等等等。估计他都能天花乱坠、敷衍成文。

四

孙老师谈美女，但我等弟子嘲笑他，说他招的女研究生中，美女的数量远逊于颜纯钧老师的女弟子。

孙老师笑而不答，不生气也不争论，模样神秘，好像陷入对私人历史的回忆之中，要在他个人秘史中去证明我说法的荒谬。

对孙先生个人历史的猜想，我辈是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也有嘴严的时候。我只能肯定一点，从我认识他之后(1980年代中期)，我没有听到孙先生的绯闻。至于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事情，在某些教授嘀嘀咕咕的窃笑声中，我只能若有若无地听到一些话语的碎片，无法贯通为情节完整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好在大学校园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只要发生过的事情，总是有人知道的。

读孙先生的关于美女的幽默散文，又不能不感叹一个人能对美女投入如此深入的关注，一定是在披阅典籍的时候，从不放过对美女命运的密切追踪。像孙先生这样的

人，实在是学院里稀罕的人物。他说美女，谈幽默，但又无绯闻，说明他身体好，心态更好。

我等希望孙先生继续以美女为题材幽默下去，毕竟在沉闷而虚伪学院里，能公开谈美女的人不多，能幽默得来的人更稀少，而既能幽默，又能热心美女故事的人，屈指算来，也就孙先生一个。这样的人物，他多谈美女一次，他多幽默一回，多少能给越来越机械复制化的学院带来生气。说不定，未来学院的复兴，就要靠老孙谈美女的情趣、论幽默的智慧这一点火种来燎原了。

总之，老孙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东南一隅的文化地盘上，不管他如何引动欢呼，或招引争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是彻头彻尾的创造事件的人物，而不是一个追随事件诠释事件的教书匠。

再次读他的幽默散文，我不能不胡思乱想：活动在貌似森严的学院制度里，精神越来越好，反应从未迟钝过的孙先生，是不是因为他对人的生命(包括美女的生命)始终保持着强烈而细致的好奇心、想象力和体悟力，因此他总是能发人之所未发、道人之所未道。幽默，联系着狂欢、多声部、话语颠覆和秩序解构；美女，导向政治与性的关系、男性与女性的话语争夺、肉体与灵魂的紧张关系。孙先生幽默散文这两个关键词的确值得将来研究他的人好好玩味。事实上，我所有对他的评论依然是基于他所引出的话题范围之内，这让我沮丧———他似乎属于凭直觉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欲望冲突之核心的人，而我呢，在评论解读他的同时，亦难以脱离他所出示的话题框架。所以，我要说，评论一个有天才特质的人物，在话快说尽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虚无。

①（法）罗伯尔?埃斯卡皮特卜《幽默》第150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0月第1版

②孙绍振《越洋电话的故事》，《美女危险论》第271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③同②

④北岛《失败之书》第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版

⑤孙绍振《美女危险论》，《美女危险论》第150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作者：余岱宗

　　　林可夫教授是现代写作学科建设的“功臣”,为写作事业奋斗了一生;他实践了变“静”为“动”的写作研究主张;建构了以写作主体智能训练为主的写作训练体系;构设了“高等师范写作学”的分支学科理论;对写作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作出了贡献;他把一生的全部心血奉献给了写作学科建设事业,值得后辈学人景仰和学习。

【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河南郑州450002

【关键词】：写作学;功臣;理论;研究;卓越;功绩

【分类号】：H15;

【DOI】：cnki:ISSN:1673-0887.0.2005-03-016

【正文快照】：

　　林可大先生离开我

们已经三年了,这位“写作学的忠臣、功臣”①,为写作学科建设和学会事业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为写作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林可夫(1935—2001年),上海市人。福建师范大学写作学教授。曾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兼学术部主任,中国写作学会现.....　

　　孙绍振, 1936年生，祖籍福建长乐，先后就读于青浦朱家角珠溪一中心，青浦城厢二中心。1952年毕业于青浦初级中学， 1960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任助教。由于"反右" 时期坚持为"右派"辩护之旧帐，1961年被重新分配到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香港岭南学院客座研究员并为翻译系讲课。现为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外文论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任福建省政协第六、七、八、九届委员，第八、九届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曾获1989年省优秀教师称号，2003年福建省"名师"、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宪梓全国高等师范优秀教师二等奖。福建省优秀教师。

　　改革开放之初，他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引起轰动和争议，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现已成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历史文献。近年来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诗歌史和当代文艺思潮史都给于肯定的历史评价。其手稿已经为现代文学馆收藏。

　　孙绍振在学术上有独创的系统性，他把康德的审美价值论引向文学创作领域，提出了"真善美三维错位"系统理论，在幽默学方面，提出了"幽默逻辑错位"的理论，在散文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审美、审丑、审智"的散文的理论体系。

潘新和，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写作学会会长，福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专家组成员、学科指导组顾问。在中国写作、语文教育史，写作、语文教育教改研究方面成绩颇丰。在《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光明日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海南大学学报》《写作》《语文建设》《粤海风》等报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语文：表现与存在》（上卷、下卷）《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写作：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新课程语文教学论》《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等著作和教材10余部。大量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现代教育报》等刊物转载，研究成果被北师大《新世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育网、写作新天地、福建教育出版社等数十个教育网站收录。有的著作被教育部列为语文教育硕士指定参考书

。主持国家教育部“高师面向21世纪教改计划”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出版社“百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立项研究课题、福建省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一、二期）等多项研究。在国内写作、语文界有较广泛的影响。受聘人民教育出版社修订《语文》教材，有三篇文章进入人教版《语文》和课外阅读教材。担任教育部9年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北师大“新世纪”版初中《语文》第一副主编，《中国写作与研究》顾问。科研成果被《中国教育报》《课程·教材·教法》《上海教育报》《写作》《福建教育学院学报》《厦门教育学院学报》《常州工学院学报》《福建日报》《福建教育》《海峡教育报》等十多家报刊撰文评介。对本学科的理论进展作出权威性总结的《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史》(王志彬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对本人的学术成果作了专门评介（见该书第395-397页，2000字）。杜福磊的《中国写作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也做了专门评介。连续五届（一至五届）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为福建省普通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主要专著和教材

1.《中国现代写作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中国写作教育思想论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写作：指向自我实现的人生》，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4.《高等师范写作三能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修订再版。

5.《语文：表现与存在》（上卷）（下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新课程语文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陈日亮　 11月10日下午，福州一中新校区图书科技楼。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姚丹回忆起27年前的求学往事，深情地说，陈日亮老师的课堂是立体式的教学，有漂亮流畅的板书，声情并茂的诵读——全方位打开学生的感官，因而有了“直达心灵”的魅力。

正是得益于陈日亮老师“培趣、得法、养习”为主体的语文教改实验，姚丹以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

陈日亮，国内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省中学语文学会顾问。1980年开始，他以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为指导，并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进行了6年一轮的语文教改实验，使福州一中语文教研组形成了“守正”、“创新”的整体教学风貌，他也因此获得“全国中小幼教学改革金钥匙奖”。今年4月，他为体验和体现语文而书写的文字结集为《我即语文》出版。

身教：在宁静中坚守

“何谓语文，我即语文！”陈日亮老师曾撰文述其心志，“‘我即语文’乃是我对

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自我期许和终生追求。一个称职的语文老师，不应该只是勤于教书、能够教好书的指导者，还应该是既能体验语文又能体现语文的实践者。”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著名学者，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我即语文”，是陈日亮老师语文教育理念的核心。陈老师终身不忘的是，他的祖父“神专目注、一笔不苟”写字的情景，他从中感受到的是“心境澄明，意态执著”的生命状态，以及“身教的力量”。这不仅是一种家传，恐怕更是他一生的读书、写作，坚持“以语文修身养性”的结果。

“何以为教？贵穷本然，化为践履，左右逢源”。这是叶圣陶先生1963年视察福州一中的题词。这也是陈日亮老师在语文教学中长久思索和反复研求的课题，多年来，他一以贯之地在“本然”观指导下走出一条“本色”的教学之路。他认为，语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兴趣，讲求规范，掌握方法，训练习惯”。也就是让学生得法养习，历练通文。

沉醉：缘于“文化渴求”

“我教了一辈子语文，还是相信一句话。这句话是鲁迅说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语文教师的知识管道中没有丰满的‘语文的水’，精神体内没有充盈的‘语文的血’，他的思想和语言就不免干涸，并迟早要陷入生存困境。”这是陈日亮老师在《我即语文》中的自白。“语文应该更名为读书课，或实质上已经成为读书课”；而老师的教学，也要时时和自己平时的阅读联系一起，读什么，才能教什么。其实，这个观点也是从“‘我’和语文为一体”的理念延伸出来的。读书，是提高“我”的最有效的、最经济的方法，而“高”的“我”才能教出“高”的语文。为了使自己更“高”，阅读时要尽量占领制高点，所以他强调“经典阅读”，要接触一流作家，阅读一流作品。

在钱理群教授看来，汉字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本身蕴含着、积淀着一种文化，因此，对汉字的书写、识辨和把玩，就能够满足我们对“文化的渴求”。汉字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可供把玩的艺术品。

警惕：“伪个性化写作”

陈日亮老师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来，在所谓的语文高考“优卷”里，充斥其中的是“罗列材料，铺排事例，大量借助修辞手法和各种花哨的所谓诗化语言，再加上真假难辨的旁征博引，来路不明的哲理警句，作丰富深刻状”的文字垃圾。与这样华丽之风相对应的，是现在学生的写作越来越“不规范”：错别字连篇，自造词语、病句，比比皆是。他大声疾呼，“这是语文教育的失职。”

他提出，基础教育必须以学生基本语言

能力的训练和习惯养成为中心，而作为基本的语言表达的“第一要求”就是能够“准确、妥帖、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要通过各项严格的基本训练，从培养认真的学习习惯开始，从天天要落实的常规抓起。否则，课程改革再美好的前景，最终不免是海市蜃楼。

来源：福建日报

程少堂，男，湖北省武汉市人，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硕士生导师，语文味教学流派创立者和核心人物，改革开放后我国语文教学界“新生代”名师代表。由于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和取得突出业绩”，被深圳市人民政府评为深圳市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2008年开始享受“深圳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

程少堂 1976年高中毕业后开始做中学语文教师。1979年9月考入湖北大学中文系，1983年6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90年10月考入华中师大教育系（脱产研究生），1992年底（提前半年）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并获优秀硕士生称号。1983年7月——1990年9月在航天部系统子弟学校任高中语文教师。1988年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1988年被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评为全国青年教改新秀一等奖第一名。喜欢将工作当作学问来研究。任中学教师期间即发表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如发表在《教育科学》1988年第2期上的《教学风格论》一文，被我国著名教学论专家张武升博士认定为是我国尝试建立教学风格论学科的第一篇论文（见张武升主编国家教委级青年基金课题《当代中国教学风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3页。）；我国教学论权威专家、著名博导李定仁教授在2003年主编出版的《教学论研究二十年》一书中，高度评价这篇文章，认为该文对“教学风格”的定义是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学风格”最好的定义之一。该文还被1989年以后出版的多部大学教材和《教学艺术论》专著引用 (90年以后出版的《教学艺术论》一般都会引用)。论文《确立一条全新的、最基本的教学原则——知彼知己》被1990年北京第二届国际《孙子兵法》学术研讨会录用，该文被收入会议论文集，并被《新华文摘》转载；有的大学教材已吸收这一原则。

　　程少堂1990年10月被华中师大作为有突出成绩的优秀在职人员破格特招为教育学研究生，1992年底毕业后在高校从事教学及管理工作。1994年9月被评为广东省南粤教坛新秀。1997年被广东省高评委破格评为教育学副教授。1999年11月应聘到深圳市教研室工作。现任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深圳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是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全国语文教学法研究会会员、广东省教育学会理事、广东省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

理事。

　　迄今为止，程少堂在《教育研究》《北师大学报》《中华读书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共100余篇，其中有19篇被国家级权威文摘刊物《新华文摘》(共2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体育》《教育学》 《中学语文教学》（共16篇）以及《南方日报》、《教育文摘周报》等报刊转载。参加编写的高校教材《现代教育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在华南师大等多所高校试用。多种学术观点被中宣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瞿葆奎主编的《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李定仁主编《教学论研究二十年》收录，多种大学教材引用。读书演讲《人生的第一个美梦》入选中职《语文》教材。

　　2006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60万字专著《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在深圳教育界产生重要影响。著名学者孙绍振先生盛赞本书是“我国教研员系统第一部高层次理论探讨与实践相结合的力作”。2006年8月26日，孙绍振先生在听了程少堂老师的公开课《比较》后的现场点评中认为：“看了《程少堂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中程少堂以《荷花淀》为代表的一系列课堂实录，今天又听了他的公开课《比较》，可以认为，语文味或文化语文教学流派在深圳初露端倪。”2006年9月4日深圳《晶报》用整版的篇幅发表对程少堂老师的专访《我想创立深圳语文教学流派——访“语文味”理念倡导者、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会会长程少堂》 ，深圳《特区教育》杂志2006年第10期发表对程少堂老师的专访《光荣与梦想：我想创立深圳语文教学流派——访“语文味”理念倡导者、深圳市中学语文教研员程少堂》 ，2006年10月24日《南方都市报》以“本土教育家程少堂”为题，用两个版面的篇幅，对程少堂所提出的语文味理念以及他所创立的深圳语文教学流派进行了深度报道。2007年3月21日，教育部主管的《教育文摘周报》以头版人物的方式和整版篇幅，对程少堂及其语文味教学流派进行深度报道。程少堂主讲的以《荷花淀》《咏雪》《子衿》《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把玩诗歌》等极具语文味的大型公开课实录，在全国语文教学界产生极其广泛的影响，多家著名网站将程少堂列入名师系列。

　　2008年1月，著名特级教师于漪领衔主编的“名师讲语文”丛书之一《程少堂讲语文》由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目前遴选全国16位新生代语文名师，每人一本，每本25万字。程少堂是目前广东省入选该丛书的的唯一名师。

　　目前，由程少堂在2001年上半年正式提出的“语文味儿”这一理念，已受

到我国语文教育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语文味”一词已在互联网上广泛流行开来，如用“goole”搜索“语文味”，可搜索到30余万个相关链接，用搜狐引擎搜索“语文味”则可见300多万个相关链接。上海《现代教学》《小学语文教师》两杂志先后讨论语文味。可以预言，由于程少堂及其课题组持久深入的研究与探索,“语文味”很有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汉语新新词汇中的一个新词语。语文味课题研究已进入以语文味为逻辑起点，构建有汉语文教学审美个性的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和教学流派的新阶段。

　　程少堂最喜欢的诗句是鲁迅劝赠郁达夫的两句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程少堂咬定的生存方式是：做人要光明些，不要太阴暗：靠本事吃饭，以学问立根；生命不息，语文味研究不止。

　　程少堂毕生为之奋斗的的学术理想是：(1)初级理想：书架上要有一本自己的有含金量的书，不是杂七杂八的那种，而是死了能枕头的那种；（2）高级理想：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进入学术史。

　　程少堂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我所没有的，要么本来就不该有，要么生活迟早会给我。

　　程少堂为自己提前撰写好的墓志铭是：（1）十分正经版：“斯人虽已逝，语文味长存！”（2）比较正经版：“朋友，‘语文味’收进辞典了吗？”（倾向于用后者）

王立根　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曾说:“凭王立根老师的思想和知识,完全可以登上北大的讲台。”初识立根先生,是在美丽的武夷山。在福建省语文新教材培训班上,立根先生睿智的思想、风趣的话语深深地吸引着我。会后,在去往福州的列车上,我们又与立根先生巧遇。一路的长谈,消退了旅途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