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白领职场 [职场文化与都市白领的文学想象]

　　张颐武:“杜拉拉”的时代和“中国梦”的缩影 　　 　　《杜拉拉升职记》自出版以来一度成为“年度图书畅销排行榜”上榜小说,而杜拉拉也很快红遍整个职场乃至时尚文艺圈。从现在的趋势来看,职场“明星”杜拉拉的故事先是被搬上话剧舞台,不久又将被拍成同名电视剧和电影,大有一路继续走红的可能。而随着网络及影视等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相信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代表的职场小说及其文化必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文化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从这点看,“杜拉拉”的“火”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的趋势。
　　就像宣传的那样,《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反映“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杜拉拉个人奋斗的小说,其中“典型的中产阶级”一语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杜拉拉”的“火”印证了一句朴素的真理,即“时势造英雄”。假设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如此庞大的白领群体――潜在的中产阶级,这些天天身处在现代职场中的年轻人,既没有遭遇到种种纵横交错的职场竞争、生活压力、人生困惑,也没有撞上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就很难有“杜拉拉”今天的“火”。而从小说作者的构成及描述的生活便可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的文学想象和趣味。职场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职场精英和成功人士,小说中描绘的也多是这些人的生活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看出“职场小说”与近几年方兴未艾的底层文学的代言式写作明显不同。虽然同为描写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验,其所拟想的读者也都数量众多,职场亲历者的生活经验书写及自我投射的文学想象似乎更能引起拟想读者的共鸣,而这也正是当今文学出现“大众”与“小众”读者分化的明显表征。
　　今天的职场已非昔日父辈的工厂或单位所能比拟,其流动性和易变性也远远超出人们原有的想象力。市场经济在带来前所未有的职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不仅拉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加重了年轻人的生存负担和竞争压力,也孵化出一个日益复杂的职场环境。而要想在这个职场人生中脱颖而出且活得精彩,光有一技之长已远远不够,还得懂得做人,懂得交往、沟通、协调、合作,懂得拿捏职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而包括沟通、社交在内的很多职场技能,恰恰又是中国年轻人最不擅长的那块短板。以上多重因素层层叠加,形成了以“杜拉拉”为代表的这批职场小说在当下大受欢迎的社会土壤。
　　其实这也决定了当今职场小说的特点,即类型化、模式化的倾向,从《杜拉拉升职记》之类的许多职场小说都被视之为“职场指南”或“培训教材”即可看出。当然这是从传统的文学的角度审视的结果,但如果换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发现,职场小说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让现代职场“白领”及精英们驰骋想象的空间。“杜拉拉”对于如今的“白领”而言,除了“行动指南”之外,还意味着“杜拉拉”成功扮演了一面“镜子”的角色。通过这面镜子,职场新人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找到了下一步可以努力学习、改进的方向。而对于那些资深人士、中层骨干,杜拉拉的经历让他们感同身受。同杜拉拉一样,职场上的大多数人既不是比尔・盖茨、谢尔盖・布林般的天才人物,也不是李彦宏、马云般的风云豪杰,更不大可能复制出俞敏洪、潘石屹等曾拥有过的激情与机遇,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特殊背景,受过良好教育,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每天的工作由琐碎而不断重复的细节构成,维持着种种严谨而又寓意微妙的职场礼仪,小心翼翼避免着可能爆发的冲突或误会。而“杜拉拉”,恰恰以一个普通人的成功故事,拨动了更多普通人期盼财富和自由的共鸣心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的白领大都“痛并孤独着”。能同一些有共同语言、相似经历的同道共振,寻得一种身份乃至心理上的认同,成为他们的一种普遍诉求。也许,他们未必完全认同“杜拉拉”的观点,但他们面临着同病相怜般的愁苦,有着相似的关切。“杜拉拉”超越小说本身,对白领们的生活产生了一些超越职场规则的现实意义,成为了一个生动的“话题制造者”。这也是《杜拉拉升职记》有别于以往那些以描绘波诡云谲的商场故事为主要卖点的职场小说的独特之处。
　　同时,职场小说所表现的也是一个象征的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培育了以现代白领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文学想象,更象征性地预示了中国的历史境遇。当今中国的职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联系着跨国资本及其全球化的扩张,这从大量的职场小说(如《杜拉拉升职记》、《圈子圈套》、《输赢》、《浮沉》等)以外企生活为描写对象就可以看出,而即使是那些以国企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职场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要与跨国资本发生关系。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当代中国的职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惊险而充满生机,其越是竞争激烈和充满变数,也就越是令人神往和让人跃跃欲试,这其实正是当今中国历史境遇的一个绝好的隐喻和缩影。金融风暴的到来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同时也把中国卷入了参与世界进程的更加激烈的竞争局面和愈益紧张而充满挑战的国际环境,这无疑是一个机遇和陷进并存、生机和危机同在的历史时刻。“杜拉拉”的“升职”不仅满足了现代职场白领和中产阶级的现实欲望和文学想象,也预示了中国的历史境遇,即,通过自我/中国的艰辛奋斗和努力同样能在以外企为代表和象征的跨国资本及全球化背景中脱颖而出、崭露头角。
　　当然,“杜拉拉”所代表的职场小说写作只是众多职场小说中的一种叙事结构。相信随着白领这个新兴社会阶层的日渐成熟,他们也会慢慢积淀出属于自己的职场文化,结出更丰富多彩的文化果实。这在全世界已是一种普遍规律:凡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都会逐渐形成一种属于白领阶层的职场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一种因认同而生的成果,又是一种发自人们内心的诉求。在欧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诞生了大量出色的职场小说。《大饭店》即是其中一部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它的作者就是素有欧美“职场小说之王”美誉的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黑利的笔触横跨空港经营、酒店管理、媒体运作、金融等多个行业,其作品因高度的真实性以及对职场中人内心世界的深度关切与体察而深得人心。黑利的成功之道对国内的创作者而言不无启发。
　　
　　徐刚:资本法则与自我的“镜像”
　　
　　如果将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官人》视为当代“职场文学”的先声,那么彼时“新写实运动”所包含的小市民式的无奈和自我解嘲,就足以成为我们观察当下如火如荼的“职场小说”的修辞学参照。然而,新的“职场小说”毕竟有别于“新写实文学”,“杜拉拉”们由挫败走向胜利的“成长叙事”,也终究不同于“小林”们“一地鸡毛”的“单位”琐事。随着当代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资本全球化的历史格局之中,90年代初期“新的意识形态”初临人间的那种人文主义的焦虑,也随同“市场拜物教”的深入人心而渐次消解。从“单位”到“公司”,从“小林”到“杜拉拉”,一首小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挽歌,终于破茧而出。
　　作为一种别开生面的文艺类型,“职场小说”紧跟在玄幻、盗墓、穿越以及后宫小说的热潮之后,为通俗文学的时尚阅读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在这炫目的文学空间中,从早期的猎奇式呈现职场经历的《我是记者》、《死亡签证》,到后来揭示职场黑幕的《地产英雄》,再到以职场写情感的《疯狂女主播》,或是以职场写官场的《沉浮》,到如今被当作通俗版的现代“职场圣经”的《圈子圈套》、《输赢》,当然,也包括那部著名的“白领外企生存法则”《杜拉拉升职记》以及它的姐妹篇《杜拉拉2华年似水》等,都是畅销书榜上占据前列的品牌书目。尽管一再被指责为渲染职场黑幕和揭露“潜规则”而缺乏必要的“人性深度”,但“职场小说”的横空出世终究获得了火爆的礼遇。这种社会“情感结构”的契合,让人很自然地将其与金融海啸、职场危机等现实困境紧密勾连。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虚幻型的文学作品,“职场小说”其实是多年以来畅销书市上弥漫各处的“成功学”书籍的一个“亚类型”,从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到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再到杰克・韦尔奇的《赢》,一种比尔・盖茨式的“美国梦”和成功哲学其实早已掀起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头脑风暴”。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中国梦”其实是对“美国梦”的复制。将“杜拉拉”们的故事和成功学书籍做一个互文式的阅读,将会从中窥探到白领成长的“精神症候”。就像人们给它安置的标签那样,“职场”已经演化成当今社会大的生存现实,它不断重复着这个社会最主流阶层的梦想与失落,而“职场小说”也成为广大“中产阶级后备军”寻找认同、倾诉苦闷的安乐窝。其实,在资本和“成功神话”所主宰的世界里,狼性、阴谋、内幕,以及没有硝烟的战争,成了当仁不让的关键概念。作为这个社会的主力军,中产阶级已经深深陷入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那个“资本牢笼”的社会。从情商培养、人际技巧,到竞争意识、商场规则,资本的“丛林法则”逼迫每一个参与者不得不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努力”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生入死的余泽成,“不抛弃,不放弃”的许三多,偏离了他们各自的形象定位,而被解读为“职场精英”。这种“泛职场意识形态”的呈现,恰恰凸显出梦想的两面,一方面是温情脉脉的励志话语,塑造出“许三多式”的平民英雄;另一方面却是残酷的狼性法则,你死我活的竞争打造出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徐勇:都市白领的主体建构及文学想象
　　
　　作为一种文类,职场小说既不是现实主义小说也不是现代主义小说,而毋宁说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在这里,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就是指其既不符合现实主义的成规也不符合现代主义的文学成规,像所谓的“真实”、“典型”等等标准显然不再适用,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体裁也不能涵盖(如《杜拉拉升职记》、《潜伏在办公室》等),因此,其问题就不再是“是什么”而应该是“为什么”了。 就像很多职场小说明确标明的“职场必读指南”、“通俗版的职场《圣经》”(王强的《圈子圈套》三部曲和《创始人》)、“职场成长教科书”(张玎的《职场菜鸟升职记》)或“培训读本”(付遥的《输赢》)一样,这既是其市场定位,也是其本色使然,因此,对这样一种文类,既没有必要把它人为拔高为经典化的文学或纯文学,也不必感叹其品位不高。而其之所以能受到大量的白领阶层及准白领阶层的追捧――作为很多大学生毕业必备之书――也并非其故事情节如何吸引读者,人物如何有个性特征或语言多么优美,而毋宁说其提供了一个供白领阶层自由驰骋想象、释放压力及投射欲望的场域。
　　但反讽的是,这种主体的建构其实同跨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这在《杜拉拉升职记》(李可)、《圈子圈套》、《输赢》、《浮沉》(崔曼莉)、《不认输》(宋丽)、《潜伏在办公室》(陆琪)等等职场小说代表作中明显可以看出。《圈子圈套》的结构很具有象征性,其开头结尾都是主人公洪钧去机场迎接外国老板的到来,在小说中缺席的外国老板及其所代表的跨国资本显然是主人公主体身份确认的关键所在,从这点而言,中国都市白领的主体建构难免受制于外国资本及其权力等级秩序;而叙述者似乎也意识到这点,因此小说的结尾,叙述者设计让主人公取代了他的另一位外国上司,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跨国公司中国的总经理。但吊诡的是,不管如何挣脱,似乎已注定了某种宿命(即“圈套”):中国都市白领的主体身份虽然在想象中把跨国资本的代表建构为“他者”的存在,但其实这种主体却是以自己作为跨国资本的他者为前提而被建构的。
　　当然,职场小说还有另一种模式,那就是自我奋斗的故事,都市白领通过自我奋斗而确立起自身主体身份的叙述;但一如早期西方现代主体建构需要通过海外殖民及其叙述(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来完成,中国的都市白领似乎也意识到,只有把视角伸向海外或国外才可能最终确立自己牢固的主体地位,这在《无以言退》、《输赢》、《退伍了》等小说中有明显的呈现,出身底层或毫无背景的主人公因为个人的才能、努力和苦干而最后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似乎又与他(她)的海外奋斗不可分割。这种模式所代表的主体建构,表面看来是想反西方之道而为之,但因其延续的是西方的经典的叙述模式,最终注定了只能成为西方叙述的中国翻版。
　　可见,中国都市白领的主体建构及其文学想象,其注定了要在中/西之间悖论似地摇摆:它既表现出反西方,而又不能做到真正地挣脱西方,职场小说既然装饰/投射了职场白领的欲望和想象,这种欲望却只能在与西方的辩证法中被想象和建构。
　　
　　张颐武、徐刚、徐勇:北京大学中文系
　　栏目策划、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