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的体温恰如其分】 恰如其分

　　胡殷红（下称胡）：对你的创作脉络我应当说比较熟悉，可是，读完了《推拿》，我还是吃了一惊，你怎么写起这个小说来的呢？ 　　毕飞宇（下称毕）：我的写作当然有恒定的东西，不过，说到具体的故事、具体的题材，我其实自己也不能把握。这几年我其实在打知识分子的主意，可是，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学者，我的生性就是个小说家，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没有比朝三暮四、改弦更张更容易的事了，当我决定了要写盲人的时候，我在书房里把眼睛闭上了，一闭就是很长的时间。不过，闭上眼睛似乎对这本书的帮助并不大。
　　我从盲人的局限确认了我们的局限，这个“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健全的人。目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积极一点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目光的作用是功过相当的。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桥梁；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阻隔。当然，我还要说，这里的目光其实只是一个象征，我指的是我们人类的认知。所以我要反复一个词，理解。它太难了。在许多时候，关于理解，我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人生最大的不幸就在于，我们其实生活在误解当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精神总是那么不安定。在《推拿》当中，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错位的，这让我很伤怀。我借助于盲人，写了盲人之盲，其实，我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想说人类之盲。如果说这部小说在塑造了一群盲人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大概就在这里了。
　　胡：读《推拿》的时候我一直有个感觉，你既然写了一部盲人的小说，小说的调子就必然是黑色的，然而，小说并不“黑”，相反，还有些“亮”，甚至比你以往的小说还要“亮”一些，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毕：盲人和盲人是不一样的。总体上说，“50后”、“60后”的盲人有相同的特征，他们大多数陷在黑暗里头，很静默，他们的性格是相似的。但是，世道变了。“70后”、“80后”的盲人很不一样，他们的明亮和乐观让我惊诧不已。我经常和他们一起玩，他们大多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性格鲜明，很会玩，很能疯。我特别想强调一下，他们性格鲜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这真的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我有几个特别要好的盲人朋友，说出来你也许都要惊奇，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时常会忘记他们是盲人。我和他们开玩笑，他们居然会骂我，说我“瞎说”。在盲人的嘴里，“瞎说”是一个关键词，它甚至不是一个词，是人生的态度和心理的状况，它是乐观的、明朗的。你说，我怎么可能把《推拿》写“黑”？
　　胡：你以往的小说特别地冷，令人窒息，几乎不给人希望，读完了《推拿》，我问我自己，这是毕飞宇吗？《推拿》里也有冷，可是，从大处来说，应当说是一部温暖的小说，我还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温柔起来的？
　　毕：我其实没有变，起码现在没有。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冷酷，我的心很柔软。但是，小说终究是要面对许多东西的，对有些东西我的手不能软。我是一个小说家，我不能把眼睛闭起来，我不能做出一副小女孩的样子，翘着兰花指，弄出一脸的天真烂漫。这样的作家不是没有。有时候，把小说写得那么冷，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煎熬，我在书房里是很痛苦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我只能骄傲地告诉你，我能承受，再痛苦我也能把话说清楚。我是一个小说家，我不是小说主人公的外公。
　　《推拿》和我以往的作品不同，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在人物的基本生存之外，我尽可能不涉其余，《推拿》里没有和我过不去的东西，我和《推拿》里所有的人物都很亲。在第一稿里，都有些过分了，在二稿和三稿里我又作了一些处理，我觉得《推拿》现在的体温是健康的，恰如其分。
　　胡：是的，我注意到了，在人物的基本生存之外，《推拿》几乎没有涉及什么外部的东西，社会啊，历史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以往作品里最常见的内容，这一次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处理？
　　毕：这是有原因的：第一，盲人的身上所承载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相对来说要淡薄一些，这是一个实情；第二，盲人自身的障碍太巨大了，活着，工作，已经很不容易了，作为一个作者，我再把其它的压力过分地投放到他们的身上，我真是很难下笔。所以，在《推拿》当中，我更多地考察了人物的“内部”，对“外部”，我作了最大的压缩。《推拿》的格局是相当小的。
　　胡：还有一点，按照我的理解，在长篇小说当中，人物总是有主次之分的，在《推拿》当中，你写了一大堆的人。我注意到，每个人所占的比重虽然有区别，像王大夫，可以说是一个主线了吧，但是，每一个人物所占的比例在大体上还是相当的，你怎么敢这么做？
　　毕：我为什么不敢呢？我为什么要对“长篇小说”作一个“自定义”？我已经欺骗了自己很长时间了，我不想再欺骗下去了。长篇小说有它的尊严和自由，这个尊严和自由有多大，小说家的空间和挑战就有多大。你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在这样小的一个格局当中，你完成了一个长篇，应当得到格外的尊重？《推拿》漂亮不漂亮另说，我完成了，有模有样。当然，这也不是我的首创，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
　　胡：来谈谈《推拿》的人物吧，说起人物，你应当比较自豪了，你毕竟为我们的当代文学提供了好几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为此，你还得到了一个“女作家”的光荣称号。依我看，在《推拿》当中，写得最出彩的还是几个女孩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孔、金嫣、都红，包括高唯，都能立得住。用你刚才的话说，性格鲜明。几个男人其实写得也很好，但是，他们的光彩还是被那几个女孩子盖住了。《推拿》的篇幅不大，人物这么多，你如何做到的？
　　毕：《推拿》的人物多，从一开始我就确定了。我很清楚，像这样的一部长篇，依靠一两个人是支撑不下去的，所以，每一章用人物的名字做标题，是由这个小说的大势所决定的。
　　金嫣是《推拿》里的第一号人物，这个“第一号”没有别的意思，是她第一个跳到我脑海里的。在我还没有上手的时候，我就知道小说里有这么一个人了，虽然她的出场很晚。我至今不能理解我的脑海里为什么突然跳出这么一个捣蛋鬼，也许，在我和盲人朋友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太突出了，这个词就是“结婚”。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健全人，“结婚”这个词也是人生的关键词，不过，和盲人比较起来，它的意义还是不一样的。普通人的“结婚”是幸福，而盲人的结婚更多的是“安全”。
　　如果让我从《推拿》当中摘出一个短篇来，这个短篇也许就叫《金嫣的婚礼》。这个女孩子就是为了结婚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我的想像当中，金嫣的肩膀上永远扛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结婚”两个字，当然了，我在小说里没有这样写。这面大旗在我的脑海中呼啦啦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类型的人，她太有趣了，让我着迷。一般来说，作家着迷的人物都好办一些。
　　胡：《推拿》的语言和《玉米》《平原》不一样，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我还是能一眼就看出来，它一定是毕飞宇写出来的，你的语言得到了公认。在你的“系统”里头，你的语言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毕：我不想和你耍滑头。你和我说人物，我就要和你谈语言；现在，你和我说语言了，我却要和你谈人物。对一个小说家来说，把语言压在人物的身上，肯定不会出大问题。《青衣》有那样的语言，因为筱燕秋是那样的，华丽，冷，拧；《玉米》的语言则完全取决于玉米，朴实，表面憨，却有机锋，到处都是力量，却看不见，总是藏在哪儿；《平原》我则抓住了端方和吴蔓玲，粗在外面，俏在里头。《推拿》要驳杂一些，斑斓一些，主要是人物太多。
　　胡：就这么简单？
　　毕：当然不会这样简单，语言最主要的还是心情，我说的是作家在写作过程当中即时的心情，你知道，小说是一句一句写出来的，它的基础单位是句子，它不像诗歌，诗歌的基础单位是字。句子有了，下面就是句群。句群出现之后，小说家的心情就浮动起来了，舒服，或者不舒服。想方设法让自己舒服，这就是我想说的，当然，这还不够，小说和别的东西毕竟不一样，小说的语言有塑造人物和推进故事这样的负担，在舒服的同时，要兼顾到人物和故事的。在这个问题上别的作家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的体会就是这样。
　　关于《推拿》的语言，有一点我还想补充一下，在《推拿》当中，其实我不想要自己的语言风格，我想在最大的范围内呈现《推拿》的客观性，就不能有毕飞宇的痕迹，但是，我没有做到，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这是小说最伤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