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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中的藏传佛教艺术瑰宝(二)] 藏传佛教的残酷法器

发布时间:2018-12-28 04:43:24 影响了:

  清王朝积极巩固西藏边疆,进一步加强中央对西藏事务的直接管理,设立驻藏大臣,健全了管理制度,有效的实行了扶持和利用藏传佛教的政策,发挥了爱国宗教领袖的作用,协调了民族关系,巩固了边防,保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西藏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清代历史上共有两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见皇帝,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分别进京朝觐,这三位黄教领袖与皇帝会面的时间恰好在清王朝早中晚三个历史阶段。这三次朝觐在皇宫中留下许多文物,记录下历史的印迹。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应邀来京朝觐,受到顺治帝的隆重礼遇,赐其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由此确立了达赖喇嘛的西藏佛教领袖地位。五世达赖朝觐,是清代西藏佛教领袖人物第一次到北京朝拜皇帝,得到朝廷的册封,标志黄教取得在西藏宗教中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此行为加强西藏地方与清中央政府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五世达赖之后128年间,西藏经历了诸多的风云变迁,再没有一位达赖、班禅到京朝觐。早在康熙皇帝执政时期就曾一再敦请五世班禅赴京陛见,五世班禅也很愿意,但因第巴桑结嘉措从中作梗,终未实现班禅赴京陛见的愿望。
  直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才实现了班禅进京的宿愿,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从西藏日喀则出发,万里跋涉历时一年到达热河,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为皇帝祈福祝寿,表达了西藏民众对朝廷的敬仰拥戴,是继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朝觐后,西藏最高佛教领袖第二次入朝,对于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安定西藏。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都有重大意义。不幸的是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身染天花,圆寂于北京。年仅43岁,未能返归故里,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一页。乾隆皇帝对班禅入朝极为重视,给以很高的评价与丰厚的赏赐,对班禅的不幸圆寂深表痛惜悼念,因此故宫中保存了大量与六世班禅有关的文物,件件文物传达给我们真切的历史信息。
  
  班禅画像
  画像为大幅的西藏唐卡形式,通高189厘米,宽103厘米,画心纵117厘米,横61厘米。用富丽堂皇的大红底,勾莲织金缎装裱(见图1班禅画像)。画幅正中六世班禅大师结跏趺端坐在雕龙扶手椅上,身着清代官服,内穿黄蟒袍,外罩黄八团龙褂,胸前挂朝珠,斜披红帛,头戴黑皮边冬冠,
  面容安详慈善,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宝瓶。宝座周围点染青山绿水。天空漂浮着五彩祥云,祥云正中端坐无量寿佛,左侧是密教主尊大威德金刚,右边是黄教祖师。下方地界中央画六臂永保护法,左为降阎魔尊,右为吉祥天母。画像装潢华丽,笔法精细。像背后用黄绸作衬,下部贴一方白绫(见图2班禅画像题记),上面用汉满蒙藏四体文字书写题记: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圣僧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觐,上命画院供奉绘像留,永崇信奉,以证真如。”
  这是班禅大师万里东行到达热河后,乾隆皇帝命画院画师参照西藏唐卡画法,根据大师本人形象作的写实肖像。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是清代西藏重要的宗教领袖,法名罗桑巴丹益西,藏历第十二饶迥土马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年,1738年)生于后藏南木林宗扎西孜地方,乾隆五年,三岁被认定为五世班禅的转世灵童。乾隆六年,六月初四在扎什伦布寺坐床,继任为六世班禅。一生为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在奉钦命入藏办事的章嘉国师的支持下,认定了绛边嘉措为八世达赖,并尽心培养,在八世达赖成年后,与之很好的合作,使得西藏在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外敌觊觎,内部矛盾加剧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六世班禅起了重要作用。他拒绝英国人入藏通商、签约的要求,保卫了国家主权。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赴京朝觐,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这年六月,六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起程东来,转年七月二十一日到达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亲自接见班禅,《内阁起居注》记录:
  “二十一日丁酉,班禅额尔德尼自后藏来恭祝万寿,至避暑山庄,于澹泊敬诚殿丹墀跪请圣安,上于清旷殿赐座、慰问、赐茶。毕,上诣宝筏喻、烟波致爽、云山胜地各佛堂拈香,班禅额尔德尼从,礼毕,上还宫。”
  聊聊数语可见班禅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给予的极高礼遇。为迎接班禅,朝廷作了大量的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在热河兴建须弥福寿之庙,在京修缮黄寺,兴建香山昭庙(见图3香山昭庙)。把北京、承德各大寺庙修葺一新,以备班禅观瞻作佛事;精心安排朝觐路线,程程专差接送,颁敕行赏,问寒问暖;动用金银珠宝玉石绸缎制作各种赏赐班禅的器物;事无巨细乾隆帝无不亲自过问。为迎接班禅交谈亲切,乾隆特学习藏语会话。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事必躬亲,周详缜密的为政作风。
  有关这幅班禅像,内务府档案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太监额鲁里传旨,着舒文转传与全德,将画画人陆灿派人送进京来,务于九月尽十月初间到京,预备画班禅额尔德尼像,钦此。”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管理造办处事物大臣舒文奉旨:着亲身带陆灿至西黄寺画班禅像”[1]《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中也有相关细节记载,
  “十月五日上午,乾隆皇帝派工匠总管苏(舒文)大臣送来上等哈达等礼品,及珠宝雕饰之御带。苏大臣对大师说:‘我时常虔诚供佛,为雕刻班禅额尔德尼像,特来请问班禅额尔德尼像如何?江南一位优秀画家奉旨前来向您问画,但因所画身形过大,未敢启口,待后再问。’大师等人听后笑了,赏赐了大臣与画家,并回奏皇帝,当时,画家绘画了强佐与司膳堪布画像。”
  [2]当时乾隆帝指示画家绘制了多幅班禅像,除此官装像外,还有僧装像。(现存故宫)不幸画家陆灿十月三十日给班禅画像后两日,十一月初二,班禅就在西黄寺圆寂了。可贵的是画家给我们留下了班禅大师的珍贵仪容。此后,为永久纪念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宫内外挂班禅画像“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将班禅画像四张交里边打得结子呈览,奉旨:画像四张具不必在佛箱收供,一轴配红木插盖匣一件,交中正殿西配楼安供,其余三轴,在法源楼、热河紫浮、须弥福寿之庙各安挂一轴,钦此。”[3]
  
  班禅奏书
  班禅奏书收藏在一个棕色描金花皮匣中,当年乾隆帝不是作为一般档案保存,而是作为历史纪念精心保藏在雨花阁佛堂内。匣内有奏书原件和满文、汉文两种译本,及藏文经两部(见图4藏文经),
  两部经为墨字两面书写在厚实的藏纸上,共计四十六页,其中一部经的汉文意思是“请皇帝住世文”即祈祷皇帝长寿,经名为《无畏狮子吼》。经的结尾写道:“天皇四十五岁,(即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上旬吉祥日专心写,班禅”。另一部经为《薄伽梵白伞盖佛母成就悉地甘露瓶仪轨经》。
  奏书宽75厘米,长450厘米,用金、墨书写在颜色稍黄的藏纸上(见图5奏书),藏文草书体,写的流畅而又工整,富有艺术美感,凡涉及皇帝处用金字,奏书末尾盖朱红大印“敕封班禅额尔德尼之宝”。汉文满文译本,是黄绫面奏折,黄纸墨书。汉文译本,开头是五言诗:“无量功德佛,身居十二宫,现八十种相,种种皆圆满。”接着赞颂乾隆皇帝是文殊菩萨化身“曼殊师利佛,现化圣帝身,抚育四大部洲,一切众生安稳快乐,……鸿布宗喀巴法乘,一切诸魔罗具以大威力降伏,为世界中稀有功德,曼殊师利大皇帝宝座上,时有天龙拥护永远巩固,如恒河沙数无量无边,长以大慈愿海普度众生,众生皆归仁寿,三千大千世界合口赞颂无量圣寿各大欢喜。臣僧敕封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哈达一个,系五彩哈达嵌松石金满达一具,大摄受嵌宝石银座具三十四世相金释迦牟尼佛一尊,……”奏书结尾以恭进礼品单结束。六世班禅以佛教语言表达了西藏各界对乾隆皇帝的美好赞颂与祝愿。
  乾隆四十五年,正当康乾盛世的顶峰时期,内地承平已近百年,就是历经忧患的西藏在清政府三次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也得到安定。乾隆帝从雍正七年阿尔布巴事件中康济鼐被杀,乾隆十五年珠尔墨特那穆扎尔叛乱中驻藏大臣付清、拉布敦被害事件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对蒙藏地区的统治,不仅要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还需借助宗教领袖之力,牵制地方贵族势力,因此扶持西藏宗教,抬高达赖班禅的的政治与宗教地位,扩大其影响,“兴黄安蒙”是清政府治理蒙藏的重要政策。当时的西藏八世达赖年纪轻,尚未亲政,六世班禅是西藏地位最高的佛教领袖,他的到来途经青海、甘肃、蒙古广袤的边疆地区,影响很大,对蒙藏地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班禅马鞍
  图6马鞍是六世班禅亲乘的马鞍,马鞍的鞍桥为铁金质地,用铁铸造而成,镂空雕錾出龙纹、杂宝图案,表层镏金,玲珑剔透金光闪烁。连两只马镫也镂空雕錾花纹镏金。鞍垫用明黄织金缎,上绣云龙,用料考究,工艺精美。鞍上拴当年留下的黄纸签,上书:“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班禅额尔德尼进铁金玲珑马鞍一副,”还拴一羊皮条上书:“仁宗睿皇帝御用金鞍一副嘉庆十年恭贮”。可知乾隆帝又将此鞍赐给了嘉庆帝,做为嘉庆的御用鞍珍藏下来。根据档案记录,这是班禅到达热河第一次与乾隆帝见面进献的大量礼物中的一件: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班禅等瞻天颜进佛交佛堂。哈达交自鸣钟。曼达交佛堂。珊瑚琥珀数珠交外库。金交广储司。……马鞍一副交武备院,马交上驷院九匹。交察哈尔喂养九百九十一匹。班禅恭进哈达一个。拴五色哈达镀金银曼达一个。金宗喀巴佛一尊,连嵌宝石座靠。立像扎什利玛释迦牟尼佛八尊。珊瑚数珠一串,一百零八颗。琥珀数珠一百零八颗。金一千两,内有自成螺形一百两重金一块。黄毡一个。各色氆氇九十个。粗香一百五十束。细香一百五十束。冰糖一匣。藏枣一匣。藏杏一匣。班禅在扎什伦布本身骑连鞍马一匹。马八匹,马九百九十一匹,此项现交察哈尔都统常青处喂养。”[4]
  班禅进献的礼品极贵重,不仅有珍贵佛像、土产,还有骏马一千匹,其内有九匹是班禅在扎什伦布寺亲乘,一匹是全鞍马。当年班禅骑着马,东渡通天河、翻越雪山、横穿戈壁沙漠跋山涉水就使用的这副马鞍,它伴随着班禅征程万里到达热河,完成了东行的使命,最终进入皇宫又成为皇帝的御用鞍,这副马鞍是不同凡响的历史证物。当年乾隆帝对它就十分重视,内务档案中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员外郎五德,催长大达色、金江来说:太监鄂鲁里交黄片金鞍笼一块,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全德,照样织造二匹送来,钦此。于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将苏州送到黄片金二匹,随鞍笼一块交太监额鲁里呈进,片金交内库,鞍笼带往热河,在班禅进鞍子上用讫。”[5]
  
  班禅影堂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侍膳官发现了班禅大师手心脚心显现红疹,怀疑是天花,立即奏明皇帝,十月二十九日凌晨,乾隆帝亲至黄寺班禅病榻前探视,并立即派御医来诊治,然而药石无效,班禅至十一月初二圆寂。翌日皇帝亲率众臣来黄寺吊唁,见到大师遗容,痛心的说“我的喇嘛啊!”即昏了过去,好一阵才清醒过来,班禅的圆寂太出乎乾隆的预料,他在十一月初三的上谕中说:
  “班禅额尔德尼为朕之七十寿辰,去年自扎什伦布起行,一路平安,途经之处,蒙古王公、扎萨克等,均皆筵宴,极为欣喜,于塔尔寺过冬。本年七月抵达热河朝觐,七月二十四日朕以首次朝觐礼,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筵宴赏。万寿之日,班禅额尔德尼亲率众徒在内佛堂念经。八月十九日,又宴赏。热河众喇嘛聆听讲经,内外扎萨克、喀尔喀、土尔扈特、杜尔伯特蒙古王公、扎萨克、台吉等,前来献礼叩拜。九月抵京时,众喇嘛及数千和尚等跪迎。伊随后游览海子、内廷、圆明园、香山、万寿山等处。十月初三日在保和殿赐宴赏赉。又往弘仁寺、雍和宫传法,敷演黄教,造福众生。十月二十九日朕闻班禅额尔德尼发烧身感不适,当即派医诊视,方知出痘。十一月初一日朕亲临探视,喇嘛甚喜,尚甚健谈。初二日病情骤变,入夜圆寂。朕闻之甚是震悼,即赴黄寺拈香。喇嘛本性虽来去如一,猝然圆寂,实出朕之意外,于心极为不忍,不胜哀伤。原拟为庆贺喇嘛诞辰赐赏镶珠金玉物件,特派大臣赉往,交付强佐、岁本等,仍行赏与喇嘛。今为喇嘛圆寂善后事,上银五千两,妆缎、蟒缎、各色大缎二十匹、官用缎一百匹、大哈达二十方、并饬该处速造金塔,安奉班禅额尔德尼法体,罩以垂帐柩布,供于黄寺殿内,召集京城各寺喇嘛诵经百日。”[6]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班禅舍利金龛送往西藏,乾隆帝亲诣黄寺拈香送行。
  为缅怀班禅,乾隆帝下旨在黄寺西侧修建清净化城塔院(见图7清净化城塔)
  。鲜为人知的是在紫禁城中乾隆为班禅设立了影堂(纪念堂),在雨花阁西配楼,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座西朝东,面阔三间,进深一间(见图8雨花阁西配楼)。内中供奉着六世班禅的银塑像,画像,和他的生前遗物。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起直到清末一直香火未断。根据清宫廷《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记载:
  “楼上明间三面墙挂供墨刻班禅额尔德尼源流十三轴。楼下明间安设紫檀案二张,上供银间镀金班禅额尔德尼一尊,重六百二十七两六钱,上嵌舍利珠一颗,穿黄金片衣二件。红皮匣子一个,内供班禅罗布藏巴尔丹依什祈祷速转胡秘尔汉经一本,白纸墨西番字。丹书克经一本,磁青纸泥金西番字,金欢门上嵌小正珠九十七颗,班禅源流经二本,白纸墨西番字。画像班禅额尔德尼一轴。”[7]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清末一百三十多年,岁月悠悠,这间影堂一直在皇宫内完好的保存着,六世班禅得到了清朝历代皇帝的尊敬,在皇宫中留下他的足迹,让我们永久怀念。审视六世班禅朝觐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可见清王朝治理西藏的方针策略的独到之处,今天仍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334、433号。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
  [2]嘉木央.久麦旺波著,许得存、卓永强译《六世班禅洛桑巴丹益希传》52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3]同注1,479号。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族进单》1443号。
  [5]同注1,397号
  [6]同注1,451号。
  [7]故宫图书馆《宣统二年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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