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草红叶黄花 [顾明远：红叶黄花芳满庭]

　　人物简介： 　　顾明远，1929年10月生，江苏江阴人，中共党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历任北师大附中教导处副主任，北师大二附中校长，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所获部分奖项：
　　1991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1997年获政府津贴及证书
　　1995年《战后苏联教育研究》获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公室(教委社会科学司)颁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教育学)一等奖
　　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一等奖
　　1998年12月荣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主要成果：
　　《鲁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合著)，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日本同时代社。
　　《比较教育》(合著、主编之一)，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比较教育学》(译著)，1982年，文化教育出版社。
　　《教育学》(合著、主编之一)，198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学实用教育学》(主编)，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教育发展的启示》，1989年，四川教育出版社。
　　《实用教育学》(主编)，1990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大辞典》(12卷本，主编)，1990－199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战后苏联教育研究》(主编)，1991年，江西教育出版社。
　　《STS辞典》(主编之一)，1992年，浙江教育出版社。
　　《外国教育督导》，199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大系》(主编)，1994年，北京教育出版社。
　　《比较教育导论》(合著)，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比较教育》(再版，主编之一)，199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合著)，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教育探索――顾明远教育论文集》，199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卷本，主编)，199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200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
　　还有《杂草集――顾明远教育随笔》、Educ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Perspectives from a Lifetime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CERC The Univer-sity of HongKong)等。
　　几经周转，我们终干在枫叶入红，菊色正浓的晚秋，联系到了时任全国最大的教育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会长的顾明远教授。欣喜之余，我们为能即将采访这样一位将一生的信仰、热情系于教育事业的、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而倍感压力重重。顾老颇为宏富的中外教育学识，不凡的个人学养，以及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深切幽远的关注与关怀，都是我们这些浅学的晚辈们永难企及、景慕恒久的。因此，即使是在采访前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阅读了大量的有关顾老的学说和现代教育事记，内心却依旧忐忑。
　　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顾老在北师大教育管理学院的办公室，本想在门外作一番平心静气的努力之后，自然从容地迎接顾老的到来，没料想，此时年近八旬的顾老却早已在这间十几平米的、简朴的办公室里等待多时了。一时间，我的内心涌起万千感慨。以顾老为代表的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们穷年累月，皓首不改的自我规范、严肃认真的做事习惯，已深深地融入他们的生命中，伴随着他们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和显赫声望，铸造了一代大师的精神!
　　
　　篷窗追忆
　　和顾老交谈，心情十分放松。他那极富江浙水乡韵致的语音，浸透了老一辈教育家的儒雅、谦和、冲淡和平易，让人觉得可亲又可敬。像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着，顾老平静地讲述过去，和缓而温情。
　　顾老祖籍江苏江阴。20世纪30年代前后，那里偏僻贫穷。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顾老，少年时便砥砺上进，勤奋好学。于当地知名的南菁中学毕业后，在全国一片“工业救国”的号召下，18岁的顾老没作任何的比较分析，便仓促应考清华大学建筑系，结果未足心意。是年，顾老转入上海，做了一名小学教师。也许是冥冥之中真有安排，与孩子们的朝夕相处，令顾老对教育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深深地爱上了那三尺讲台。翌年，顾老考进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从此，他的名字便永久地和中国现代教育联系在了一起。
　　1951年，顾老作为第一批国家派往苏联学习的留学生中的一员，赴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中，顾老难分昼夜，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苏联的教育理论。1956年回国之后，顾老就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其间到师大附中工作4年。经过长期的实践，顾老对于中国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就是他总结出来的教育经验。现在已被我国教育工作者广泛认同，且推崇备至。
　　顾老对于自己的人生充满感激，即使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也曾受到了些许冲击，但从他的言谈话语中我们听不出一丝抱怨，一句“我的人生没什么坎坷”，将顾老的豁达乐观，真切地树立在我们面前。也许正是这份达然与坦荡，才使得顾老在归国以后的十几年里，不受纷乱的打扰，安心埋首于外国教育研究的浩瀚之中，同时也因此而频频受到影响他一生的重大机遇的眷顾。1974年，顾老作为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中国代表团中唯一的教育顾问，远赴巴黎参加大会。其间，他阅读了许多提案，并对第三世界国家关于扫盲、普及小学教育和发达国家搞成人教育、终身教育的提案格外关注。“对每个公民在他需要学习的时候提供学习机会”的终身教育思想深深地吸引了他。20世纪70年代后期，顾老是最早把终身教育的观念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并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研究。顾老的此项举措，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春风也叩响了教育的大门。此前曾一度被取消的比较教育课程，再次提起。顾老深知这门学科的重要性，为了在我国的高等学府重新建立自己的比较教育学科，此时已近耳顺之年的顾老，首先向有关领导写信要求恢复《外国教育动态》杂志。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家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提议。杂志在1980年公开出版。同时他又趁邀 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来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讲学之际，组织进修班的教师自己编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如今，人们已很难把顾老和比较教育学区分开来，在顾老的倾心呵护下，比较教育学在我国的发展已根深叶茂。
　　教育之于顾老，可以说是终生相守的伴侣。经历了青年时代的热恋，中年时期的挚守，走进桑榆之年的顾老，与教育已是水乳交融。20世纪90年代以后，顾老潜心于各项教育服务活动，并著书立说。1997年，在顾老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了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满足了数以万计期盼已久的中学教师继续深造的迫切愿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顾老耗时10余年，主编了字数多达800万字的12卷本的《教育大辞典》和300万字的《世界教育大事典》，也是为了为广大教师做点实事。这两部宏篇巨著内容广博，几乎包罗了人类几千年来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全部成果，堪称“熔古今中外于一炉”。它们不仅为中国现代教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对于世界教育研究，其也将具有永久的参考价值。
　　
　　教坛圣音
　　顾老虽是教育理论大家，但他却不是单纯地从理论到理论。数年的中学教学实践，使顾老非常理解一线的教师，也能够贴近他们的需要。因此，他总能将似乎高不可攀的教育理论紧密切合教育实际，从而提炼出能经受实践检验的有生命力的教育思想。
　　“教师最高的职业道德就是敬业爱生。”这是顾老很早就提出的一条重要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教师的职业道德集中在“敬业爱生”4个字上。敬业，就是忠于和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严谨笃学，勤奋工作，不断钻研业务，提高教育水平。那种把教师比作“红烛”，“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教师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把青少年培养成才上。教师照亮别人的时候，也照亮了自己。爱生，就是爱护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成才。教师要相信学生、理解学生、尊重学生。这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教师的信条。那种把学生从小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是不对的，不仅会伤害大多数学生，而且会使少数学生滋长优越感，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教育是一门艺术。”顾老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体悟到，教师讲课时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这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而这门艺术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需要每个教师自己去揣摩。就像画一幅画似的，哪浓哪淡，授人技艺者再清楚也比不得学画人自己体会来得彻底。不仅如此，学画人还要不断地创新，才能自成风格。教学工作也是这样，有经验的教师很难告诉别人一堂课究竟怎么上，这需要每个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根据教材的情况，自己去琢磨，自己去锻炼，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多元化我们的教学教法。
　　“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此提法曾引起当时学术界的广泛争论，但顾老却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他说：“过去我们都讲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但是，我认为，从教育的发展来看，教育如果不能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它就不能发挥其本身的作用。通过对外国教育的研究，我发现从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教育和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教育不仅有政治的功能，为政治服务，它也同样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而现代教育制度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当时就提出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产物，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教育的普遍规律。”顾老的这番高屋建瓴的阐释，最终令教育界普遍接受了他的这一观点。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然在整个学术领域绽放着璀璨的光芒。
　　“学生既是教育的主体，又是教育的客体。”这是顾老提出的又一个关乎教育根本的大命题。谁是教育的主体，这个问题在顾老提出之后一直有争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现在大家已逐渐认识到，至少学生应该是学习的主体，因为，很多教学以外的东西都是学生自己学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主要也还是引导学生自己学。对于自己的提法，顾老一直身体力行。研究生制度建立以后，顾老坚持让自己的学生，自由选题自己研究。他认为在这方面不能包办代替搞科研，因为研究生来自四面八方，各种背景都不一样，所以，应该根据他们各自的条件，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主体性。实践证明，顾老的此种教法在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收效显著，同时，这也成为顾老所提的教育主客体命题的较好佐证。
　　
　　时代变奏
　　进入e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教育事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影响。对此，顾老从发展的、辩证的角度进行了全面的阐释。首先，他谈到信息技术将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他说：“从教育的历史上来看，我们过去口口相传，直到后来的课堂教学，教学关系都是单纯地教师教、学生学。当信息技术出现以后，课堂内外广泛地使用网络技术和资源，使得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大大拓宽。因此，教学关系也较以往产生了较大的不同，教师的作用不再是仅仅把现成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怎么学。师生的关系也就此改变了。当然，即使如此，教学活动中没有教师的引导也不行。比如，信息本身并不等于是知识，现在有很多垃圾信息，不能称之为知识，或者说是反知识的，所以，这里面还需要教师来引导学生有选择地、正确地吸收和学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
　　其次，顾老认为，信息技术在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原则。过去，教学只有一种单一的模式，就是学生在教室里按部就班的学习。现在，这种单一的模式被信息技术打破了，变成了多种模式，学生除了正规的课堂学习以外，还可以随时随地学习。如，课后利用网络和教师进行交流，甚至是双向交流的教学模式，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教学活动。另外，信息技术也使我们的教学原则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典型的就是，以前教学中讲究“由近及远”，那是受客观因素的制约，现在就不一定必须要“由近及远”了，因为很多远的东西通过信息技术，都能马上看得到。还有，“由具体到抽象”的教学原则，如今同样都不再是绝对的了，信息技术让我们看到了小到一个细胞，大到宇宙万物的所有过去近乎抽象的东西。
　　最后，顾老着重强调了信息技术带给教育最重要的变革还是教育观念的变革，它改变了过去教师单纯传授知识的那种教学观念，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信息技术毕竟只是一门技术，教师要把它看作是一个教学手段，不能把它当作教学目的。因此，教师在运用信息技术的时候，要注意分场合，不要什么课都用。在教学中，有些简单的媒体就可以解决的教学问题，大可不必费很大的劲去制作课件，那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资源，与教育引入信息技术的初衷相背离。
　　此外，虽然信息技术改变了教学管理、教学观念等，但它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教师。因为教育不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它还有一个教书育人的重要层面。既要培养人，就不单是知识的传递，其中还蕴含着科学和艺术。那是需要靠教师的教育，教师的感染及教师的魅力共同作用达成的，单纯依靠信息化、数字化无法做到这一点。
　　
　　风格景行
　　采访至此，受篇幅所限，顾老一生不计其数的对于教育事业的贡献，终难在本文完全体现。而作为当代教育大师，其令人仰止的风格景行，感人至深的精神情怀，文中却不能不提及。
　　顾老为人谦逊、平和，对青年人更是关爱有加。因为在顾老看来，未来是要靠青年人去创造的，所以，对青年人他向来都是大力扶植。从1990年开始，顾老考虑到一般学术界的交流活动大都是以老同志为主，青年人很少涉足，这既不利于青年人的成长，同时也有碍整个教育事业的均衡发展。于是，顾老便率先在中国教育学会里倡导并一手主持建立了一个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会，为年轻人开辟了讲坛。此举可以说既体现了顾老高尚的人格，又显示了他为学术继承培养后备力量的战略眼光。
　　顾老执著敬业，淡泊名利。在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无所求，无所累，全情倾注，沉浸其中。1997年，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的顾老，将自己所获曾宪梓奖金及在日本讲学所得共10余万元，捐给研究所设立教学基金，并一再拒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此外，由顾老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出版以后，为了方便更多贫困地区的学校收藏，顾老还自费购买了一批《教育大辞典》的简编本，逐一无偿地赠给青海、云南、宁夏等贫困地区的教育部门。现在，每年捐资2万元资助10名困难学生，已成顾老的定例。如此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多少年来，顾老就是这样在教育的净土中倾情播撒爱的种子，没有一刻的倦怠，携风带雨，走过了教育事业的春耕夏种，此时的顾老面前已是红叶黄花芳满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