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卫星发射能力 台湾加速发展自主卫星发射能力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０日，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由台湾实验研究院太空计划室主导的太空科技发展计划，已经决定将台湾的自主卫星发射能力列为发展重点，预计从２００４年起到２０１８年，共发射１０到１５枚探空火箭，最终使台湾中山科学院研发的探空火箭，升级成为卫星发射工具，并以发射１００公斤级的微型卫星作为最终目标。报道还强调指出，这项计划是台湾首次正式宣布投入卫星发射工具的研制开发。虽然台湾媒体的报道对太空计划的军事用途只字未提，但是明眼人均可看出，这项计划除了提升台湾太空科技的研发能力外，还为台湾谋取未来太空军事布局的态势埋下了伏笔。
　　
　　台湾太空计划的由来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所发表的“中华民国科技白皮书”就对台湾的太空科技发展进行了蓝图规划，将太空科技发展的目的定位于“首在建立太空体系之基础架构及基本技术，进而利用此基础执行各项太空任务”。在此之前，台湾“行政院”于１９９０年８月制定了“中华民国航天工业发展方案”，并在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对“中华民国国家太空科技发展远程（１５年）计划”进行了核定，成立了“国家太空计划室筹备处”，负责推动执行台湾的太空科技发展计划，而“国家太空科技指导小组”和“国家科学委员会”则分别在政策上和行政上予以监督指导。
　　台湾原订的太空计划是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以１５年为一个阶段，通过投入经费１３６亿元新台币，从建立资源卫星接收站起步，先后发射“中华一号”、“中华二号”、“中华三号”３颗低轨道小型科技卫星，借以建立自己的卫星侦察预警力量。其中“中华一号”卫星由美国ＴＲＷ公司与台湾共同研制，并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在美国佛罗伦萨州的卫星发射场送入轨道；“中华二号”的影像处理系统于２００３年６月宣布研发成功，并于１２月中旬在美国加州圣巴巴拉发射升空；“中华三号”也将在完成研制开发之后，预计于２００５年由美国发射升空。在前期太空计划的基础上，台湾太空科技的后续计划将综合利用目前已经建成的卫星接收站，以及处理各种卫星信息的能力，在“强国富民”的幌子下为台湾当局的军事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台湾还将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促使岛内业界在太空计划中逐渐扮演重要角色，作为未来太空计划的努力方向。
　　
　　“神五”发射加重台当局的“太空情结”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中国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举世共庆，全球华人为之欢呼。与祖国大陆一海之隔的台湾，岛内各大传媒纷纷对“神舟”进行全面广泛的报道，掀起了一股“神五”的报道热潮。然而在台湾岛内总是有那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有的是台湾军方的大小官员，有的则是台湾某些学术“智囊”机构的成员，面对“神五”发射为全球炎黄子孙带来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们涌上心头的不但是一种酸溜溜的滋味，甚至还会进一步演变为针对祖国大陆的“太空威胁论”。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神五”载人飞船取得的圆满成功，反而加重了他们的“太空情结”，使他们寝食难安。
　　早在“神舟”五号发射升空的第二天，在台湾官方还未发表正式反应的时候，台湾岛内民间的一些“军事专家”就发表看法，认为两岸的军事均衡将进一步向大陆倾斜。台湾淡江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王高成认为，“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显示出中国在卫星与太空作战基础方面的提升，将会有效加强中国的卫星侦测以及导弹引航能力，台湾应该相应地加强信息战与反导弹作战的能力。已经退出现役的台湾“国防管理学院”前校长帅化民中将也向媒体表示，太空是军事上的战略制高点，“神舟”五号代表的意义不只是对台湾的威胁，还进一步影响了亚洲的军事均衡，在大陆太空科技使台湾军事能力相对失衡的情况下，台湾要想反制，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卫星。
　　１０月１７日，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陈肇敏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指称，中国大陆的太空计划具有军事价值，日后必将转为军事用途，对台湾的安全产生更大的威胁，这是自“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及回收后，以台湾军方为代表的台湾当局首次发表意见。１０月２１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黄穗生少将在“国防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又进一步表示，虽然台湾认为“神舟”五号遗留在太空轨道上的轨道船是以从事大气微波遥感等研究为主，而非美国《华盛顿时报》所说的军事侦察卫星，但是“神五”的发射仍然影响到国际战略和台湾海峡的稳定，具有使中国大陆迅速夺取台海军事主动权的威胁。
　　正是在台湾岛内这样一股“太空威胁论”的浪潮当中，《中国时报》披露了有关台湾提高卫星自主发射能力的计划。据报道，台湾太空计划室曾于１９９８年秘密投资５０００万元新台币，委托台湾中山科学院利用“天弓二型”导弹改造４枚基本型的探空火箭。其中第一枚已在１９９９年８月试飞成功，但是第二枚首次装载科学实验卫星的火箭在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发射失败，使这一计划遭遇挫折，预计在２００３年年底和２００４年，第三和第四枚探空火箭也将发射。在目前４枚探空火箭的基础上，台湾当局这次更进一步拟定，将发展台湾的卫星自主发射能力列入第二期太空科技发展计划的重点，将探空火箭升级为卫星发射工具，将发射１００公斤级的微型卫星到５００公里轨道高度，作为二期计划的终极目标之一。
　　根据台湾太空计划室的部署，除了原已设计制造完成的第三和第四枚探空火箭外，中山科学院还将根据任务需求以及科学实验卫星的研制进度，从２００５年起的４年内，每年设计制造一枚基本型探空火箭，并执行发射任务。同时，台湾还要展开拥有控制系统的多功能探空火箭研发工作，逐年提升火箭性能。预定在２０１８年台湾第二期太空科技发展计划结束前，总共发射１０到１５枚探空火箭，利用台湾岛内研究机构自行设计研发的发射工具，把台湾自制的微型卫星送上太空。
　　
　　谋局布势意蕴深远
　　
　　 台湾当局声称，与一期太空计划大致相同，新近提出的第二期（１５年）太空科技发展计划的三大发展主轴，仍然“锁定”为学术研究、卫星应用和商机拓展。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对台湾太空计划的军事用途只字未提，然而隐藏于其中的实质含义，除了提升台湾太空科技的研究开发水平之外，更主要的是为台湾未来的太空军事投棋落子、谋局布势，并且借机发展台湾的远程导弹技术，与祖国大陆展开多方面的对抗。这是台湾加速发展自主卫星发射能力的根本意图所在。
　　在台湾二期太空计划预订的执行过程中，以被归类为科学研究用途的“次轨道科学实验计划”为例。所谓的“主要目的”是探测台湾上空５０到３００公里空域的太空科学现象，最终目标却是自行发射１００公斤级的微型卫星。一望即知，这样的计划完全是借科学研究之名，行发展运载火箭和远程导弹之实，而早在２０００年，陈水扁在“竞选”时所提出的“科技白皮书”中，即主张台湾太空科技应发展小型发射工具，建立自主发射卫星能力，进而提升台湾的导弹作战能力。无独有偶，同样的例子还有被归类为卫星应用领域的“ＫＡ频道地球同步通讯卫星”项目。虽然台湾方面标榜该项目的计划目标是从事商用通讯，可是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中蕴含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军事安全通讯系统，更耐人寻味的是，该项任务目标恰恰又与陈水扁在“科技白皮书”中所提到的地球同步轨道警戒卫星不谋而合。两相对照，台湾太空计划室利用二期计划为台湾太空军事谋局布势的用意昭然若揭，而从计划的内容中也可清晰地看出，台湾以建立自主太空军事防御作为未来太空科技发展主轴的意图非常明确，同时，作为太空计划的“附属产品”，台湾发展远程导弹技术的图谋将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一厢情愿困难重重
　　
　　 “神舟”五号成功发射的当天，台湾“国家实验研究院”院长李罗权就以“太空计划室”主任的“权威身份”粉墨登场，对媒体发表“分析”。李罗权一方面大肆渲染祖国大陆太空研究的“危险性”，认为中国３０年来的太空科技发展，主要集中在与增强军事实力有关的火箭发射工具、卫星实体以及载人太空舱，另一方面又宣扬美化台湾太空计划的“和平性”，声称台湾自行研制开发的“科学卫星”在“精确搜集科学资料”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国际科学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大陆在这方面还是落后台湾”等。在他的言辞之下，台湾的二期太空计划，既有着和平民用的目的，又有着先进的技术作保障，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实际上，这只是台湾一部分具有“太空情结”的人的心态写照，台湾发展自主的卫星发射能力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还面临多方面的困难。
　　据台湾政府负责科技的高层官员指出，早在台湾方面研究拟定第一期的太空科技发展计划时，就曾将卫星发射工具列为发展重点，只不过受限于国际上有关导弹的军控条约，加上美国的大力反对，才最终将卫星发射工具排除在一期计划之外。内行人士指出，只要发射距离和高度不超过３００公里，就不会受到相关条约规定的限制，可是台湾二期太空计划将５００公里的轨道高度列为终极目标，能否逃脱有关军控条约的限制，尚在未知之列，而在此之中所包含的美国因素，则进一步增大了这一问题的难度和复杂度。此外，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发，往往涉及到远程导弹的若干技术，欧美等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太空科技输出国家，不可能察觉不到这其中的奥妙所在。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升，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太空科技领域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西方国家在对台的有关技术转让方面将更为谨慎。台湾媒体就曾不无忧虑地报道说，西方国家是否能够将台湾想买的产品或技术卖给台湾，将直接攸关第二期太空计划的成败。以上的一系列因素，都将成为台湾发展自主卫星发射能力的瓶颈所在，也给以此为重点的台湾二期太空科技发展计划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