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作战与游击战:跨越世纪的“非正规”对决 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特种作战与游击战这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战法其实有着极深的渊源。特种作战与游击战都属于“非正规作战”，同样强调机动灵活与隐蔽突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种作战因为其灵活性与可控性，成为军事强国对付弱小国家游击战的“有效工具”，特种作战与游击战之间随即开始了跨越世纪的激烈对决。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种作战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之下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特种作战与游击战之间的对抗并没有因为特种部队的“技术优势”而终结，在“高技术”特种作战的压迫之下，游击战仍然顽强生存，并继续深刻影响着世界安全局势。
　　
　　特种作战的游击战“基因”
　　
　　现代特种作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诞生的，而英国军队是现代特种作战的先驱。英国之所以会首先建立并使用特种部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布尔战争的影响。1899年至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英国自恃军力强大，企图迅速扑灭布尔人的反抗，但残酷的现实却让英国人始料不及。面对英国军队的强大攻势，骁勇剽悍的布尔族人以小规模的游击队进行灵活而广泛的袭击，使英帝国25万正规军有力使不出，并最终以损失近10万人的代价输掉战争。英国人对游击战的深刻印象促使英军在敦克尔克大撤退后，建立了一支类似布尔人游击队的突击部队――“哥德曼”(“哥德曼”其实是英国人对布尔人游击队的称呼)。英国这支特殊的突击队很快就给纳粹军队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使希特勒的核武器研制计划夭折。
　　美国和苏联的特种部队建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则是本国的游击战。早在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期间，美国南方部队就首先建立了由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志愿军组成的游击队，广泛用于袭击北方的交通线。南方军队中的莫斯比中校率领的一个特种游击营，仅在1864年就以损失20人的微小代价歼敌1200人，俘获数百匹马和其他牲畜。很快，由于看到了游击作战的威力，北方也开始组建与使用敌后游击队。南北双方进行的游击作战，就是美国现代特种作战的前身。美军特种部队的建立还与二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游击战有着密切的联系。抗战初期，美国海军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以美国海军情报官的身份来到中国，并通过老朋友斯诺了解了八路军独特的游击战术。随即卡尔逊便跟随八路军一起生活学习，并参加八路军的战斗行动以学习游击战。1942年2月，太平洋战争处于最艰难时刻，卡尔逊奉美国海军之命，在参考八路军游击战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名为“袭击者营”的准特种部队，并很快就在马金岛以牺牲30人的代价，换取了消灭日军300余人以及摧毁大量武器装备与军事设施的惊人战果，赢得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首次胜利。由此可以推断，美国的特种作战融入了八路军游击战术的精华。
　　很多前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专家都认为，苏联的特种作战同样是在游击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618年至1648年的“30年战争”和1700年至1721年的“北方战争”中，俄国骑兵就进行了以破坏后勤基地为主要方式的游击作战。而且俄国的游击队还大大加速了拿破仑军队的失败。一般情况下，人们在谈及拿破仑入侵俄国战争的失败时，往往过多地关注到了寒冷天气的原因。而事实上，拿破仑在俄国遇到的可怕敌人，除了严寒，还有俄军无处不在的游击队。从沙俄时期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俄国(苏联)的敌后作战都是以游击战的模式进行的，直到1951年以后，苏军的游击作战才从部队编制、指挥体制、作战方式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特种作战。我军现代特种作战，也是在广泛吸收了革命战争年代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与战法的基础上，结合军事装备与作战环境的变化而形成的。其他国家的特种作战虽然形成时间各不相同，特种作战部队建设方向有别，但是，都可以依稀看到游击战的影子。
　　正是由于现代特种作战“骨子”里深藏的游击战“基因”，才使得两种作战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从作战的形态上看，特种作战与游击战都属于“非正规作战”的范畴。正如“坦克是对付坦克的最佳武器”一样，特种作战也成为对付其初期形态(游击战)的“最佳武器”。
　　
　　特种作战与游击战的激烈对决
　　
　　现代特种作战发展成熟以后，最初主要用于对抗正规军队，并以敌后袭击作战的方式配合正规部队的行动。但是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两大阵营逐渐形成。在两大阵营相互牵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正规部队作战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主要国家在干预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内局势时，为了避免形势失控，开始将特种作战当作一种灵活、隐蔽和可控的干预方式。而被干预国家为了进行反抗，普遍使用了游击战来进行对抗。于是，现代特种作战与游击战之间，跨越两个世纪的激烈对决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英国军队为了保持其在殖民地的利益，开始使用特种部队实施作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其中，在镇压马来西亚独立运动的作战中，英国著名的特种部队第21和第22特别空勤团在围剿隐蔽在热带丛林中的马来西亚游击队员时出尽风头。1969年，北爱尔兰的局势突然动荡，特别空勤团便开始了与爱尔兰共和军的长期对抗。苏联(包括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也多次使用特种部队打击游击队。苏联特种部队正式形成后，很快就被用于对付游击队，如1956年苏联特种部队对匈牙利的游击队的打击行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把特种作战当作打击游击战的有效手段。其中，第二次车臣战争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战争期间，车臣非法武装人员采用典型的游击战法，他们以25～30人为一个战斗编组，在较大地幅内运用灵活的伏击、袭击和狙击战法攻击俄军。而此时俄军已经形成了“特种战役”理论，并在车臣进行实践。俄军特种部队对付游击队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使用特种小分队实施“斩首攻击”，并在非法武装的营地生擒了车臣二号人物拉杜耶夫。在遇到顽强抵抗时，俄军特种部队则使用“引导攻击”的特种战法，使俄军的火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种特种作战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非法武装的游击战术。不过，在这场特种作战与游击作战的对决中，游击战也并非完全没有建树。据俄军统计表明，战争期间俄军伤亡的80％都是非法武装的游击战造成的。美军也将特种作战看作是对付游击战的有效手段，并在条令中明确了特种部队实施“非正规作战”的任务。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使用了一种奇特的特种作战方法来对付越南的游击队。据史料披露，越南战争期间美军的2300名特种部队士兵控制着69000名越南士兵参战，对越南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美军的这种特种作战方法，不仅直接打击了越南游击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越南游击队的力量基础。
　　在这一阶段特种作战与游击战的对决中，总体上特种作战占有优势，但是游击战也并不是完全被动。1984年1月13日，阿富汗游击队就让苏军第177特种行动 独立队在苏卢比地区饱受挫折，并最终狼狈撤退。美军特种部队也吃过游击队的亏。1993年10月，美国陆军突击队员和一支“三角洲”特种小分队乘4架“黑鹰”直升机，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执行任务。可是就在他们立足未稳之际，艾迪德武装的火箭弹和机枪子弹迎面扑来，经过一夜的激战，美军特种部队丢下18具尸体撤退。
　　
　　特种部队的高技术“反游击战”
　　
　　美国自上世纪末以来发起的几场局部战争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高技术武器的威力，其中的巅峰之作就是科索沃战争。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军仅凭远程火力就让强悍的南联盟屈服。随后，美军又运用高技术战争手段“轻取”伊拉克和塔利班的正规军。但是，就在人们为高技术战争的威力惊叹的时候，伊拉克和阿富汗那些手持冲锋枪和火箭筒的反美武装，却用一种“传统”的战法――游击战――让被高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开始反思他们的“技术制胜”论。由于游击作战的成功，使原本宣称高技术装备已经让战场实现“单向透明”的美国人，也不得不重新面对游击战所带来的新的“战争迷雾”。当美国人发现自己的高技术精确打击兵器无法有效攻击游击队时，他们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反游击战”的问题，并专门颁布了《非正规作战执行路线图》。而特种部队由于其高度的灵活性，再次成为美军“反游击战”的重要力量。由于美军特种部队拥有大量高技术装备，于是，基于高技术的“特种反游击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展开了。
　　美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进行的“反游击战”与越南战争期间以及随后的几次小规模的行动最大的不同就是高技术作战手段的运用。在高技术侦察监视手段与精确打击手段的支持下，美军特种部队的“反游击战”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阿富汗战争的“蟒蛇行动”。在行动中，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试图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掩护，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来对抗美军。而美军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地面部队围剿战法，而是主要使用精干的特种部队深入山区实施“反游击战”。这是一场特种作战与游击战的正面对抗。当发现武装人员后，美军特种部队不是进行直接交火，而是利用通信工具呼叫空中精确火力进行打击，并用手持式引导装置为精确火力提供引导，大大增强了火力的打击效果。在这种新型的特种作战打击下，阿富汗的游击战被大大压制。而美军也实实在在地尝到了高技术“特种反游击战”的“甜头”，并开始把这种作战模式称为“阿富汗模式”。
　　在拥有高技术武器的特种部队面前，游击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这种古老的战法还是很快适应了新的对手，并相应地发展了很多反制手段，由被动逐渐转为主动。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期的实践表明，在游击队逐渐适应了特种部队的高技术“反游击战”后，特种部队“反游击战”的效果就开始大打折扣了。同时，游击战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比如，伊拉克的反美游击组织就利用精度较高的狙击步枪广泛实施狙击战，不但丰富了游击战的内涵，还极大地打击了美军的士气。由于游击战所取得的成功，使美军都开始怀疑自己早先的判断。很多人都断定，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作战行动已经越来越像越南战争，美军已经悄然陷入游击战布下的战争“泥潭”。
　　
　　“技术优势”的局限性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游击行动，再次让人们看到了这一古老作战形态强大的生命力。即使面临美军包括特种部队在内的多种作战力量的长期的压制，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游击队仍然活跃。种种迹象表明，即使使用了由高技术武装起来的精锐特种部队，美国还是无法摆脱陷入战争“泥潭”的命运，小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游击队，正在大量消耗美国的力量，使这个超级大国的国际威信与战略影响力大打折扣。为什么游击战会有如此巨大的威力，以至于让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精锐特种部队都无法将其消灭?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本质上分析一下特种作战与游击战的优劣。
　　与游击战相比，特种作战还是有优势的。首先是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在最近一轮的特种作战与游击战的对决中，特种部队一般都拥有先进的直升机提供机动平台、各种传感器和光学观测系统提供战场情报、从头到脚的全套防护装备提供保护、强大的精确火力提供支撑，此外特种部队还有无人机和机器人提供战斗保障。反观游击队，一般只配备了冲锋枪和火箭筒等轻型武器，装备上处于绝对劣势。第二，特种部队与游击队相比，有巨大的人员素质优势。用于“反游击战”的美军和西方国家的特种部队成员，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士兵，并接受了全面专业的作战技能训练；而游击队的人员很多都是放下农具的农民或者是城市平民，他们可能接受了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但训练条件与训练时间有限，大多数人最多算得上是“准军事人员”。第三，特种部队与游击队相比，拥有巨大的后勤装备保障优势。美军和其盟友的特种部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基本上是要什么有什么，除了传统的装备与后勤物资，包括机器人在内的各种最新研发的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特种部队士兵手中；而游击队则受到严密封锁，很难得到威力巨大的武器和充足的保障物资，只能凭借简陋装备和少得可怜的作战物资坚持战斗。
　　但是游击战与特种作战相比，也有着很多天然的优势，而这些优势，可能连最强大的特种部队也无法具备。首先是游击队强大的战斗精神。为了反抗强国的控制，参加游击作战的人很多都有着必死的战斗决心，因此作战勇敢。一些人在宗教信仰的支撑下，更是表现出超常的战斗意志。第二，游击战与高技术特种作战相比更加“经济”。现代高技术特种作战与其他高技术作战形态一样耗费巨大，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强国也不堪重负；而游击战主要使用轻型武器，战斗保障与后勤装备保障要求低，因此要“便宜”得多，这也是游击战比高技术特种作战更加“能熬”的重要原因。第三，近期西方国家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激起被侵略国民众的强烈不满，尤其是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重建”计划的失败，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而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不满情绪，为游击战的长期存在提供了必要的“土壤”。正是由于拥有了这些优势，即使美军投入了先进的战斗机、直升机、坦克装甲车辆、机器人、“虚拟扩音器”等新式技术装备，并采用了各种特种作战战术，也无法改变在与游击队的对抗中的被动地位。
　　任何战争都是综合实力的对决，特种作战与游击战的“非对称”对抗也是如此。特种部队强大的高技术手段只是这些实力因素中的一个，无法替代其他因素的作用。而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游击战要最终获得胜利，一般是通过两种模式：一是先用游击战消耗敌人、壮大自己，然后在力量此消彼长以后，推动游击战向正规作战转变，最终战胜敌人；另外一种模式是长期坚持游击战，把战争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使敌人难以支持长期的消耗而主动放弃。而美国目前陷入的两场战争中，游击战似乎正在以第二种方式获得胜利。由此可见，特种部队的“技术优势”是有很大局限的，而游击战这种“穷国的特种作战”，也会在今后的军事对决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仁帅曹彬
　　文／王峰
　　
　　北宋初年名将曹彬因“仁”被后人赞誉，这在平定南唐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太祖赵匡胤出征前认为，比起勇猛善战的潘美等，曹彬更有“大将之风”。次日，君臣商量征江南，曹彬推辞“才力不迨”，潘美狂傲地直言求帅位。宋太祖对曹彬说：“所谓大将，首先就要敢于杀违规犯律的副将，其他事情不难。我任命你为大将，就是这个用意!”潘美汗如雨下，曹彬这才接过帅印。
　　以曹彬的宽厚稳重，配合潘美的明锐善战，加上双方军事实力对比悬殊，南唐军政腐朽，北宋征伐南唐颇为顺利，而且杀伤很少。战争进行到最后，南唐都城金陵唾手可得，潘美等摩拳擦掌，准备大战一场彰功。曹彬却命令暂缓进攻，派人送信给南唐国主李煜：“事势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归命，策之上也。”
　　接着，曹彬忽然“因病”不能处理军务。诸将赶来问候，曹彬语重心长地说：“我的病其实是心病，绝非药石所能治愈。如果你们希望我病好的话，就诚心立誓，破城之日，不妄杀一人。”诸将面面相觑，但碍于主将权威，一起焚香为誓。第二天，曹彬的“病”大好，又过一天，攻破金陵。
　　金陵陷落，李煜君臣来宋军营中请罪，曹彬“待之以宾礼”，请李煜回宫整理行装，不许宋军进宫。左右担心李煜反悔逃跑，主张进宫“细搜”。曹彬笑道：“以李煜软弱寡断的个性，既已出降，哪里还能有别的想法?”有曹彬主持大局，宋军南征纪律很严，江南百姓没受太深的战祸，南唐君臣也得以保全。然而携大功回京，曹彬给宋太祖的报告只说“奉敕江南干事回”――不过是奉命到江南办件公事罢了。
　　北宋初年，受到唐末五代军阀混战影响，武人德行普遍不高，社会地位和名誉也较低。曹彬身居北宋武人最高位，却能在统兵常胜的同时怀着仁者之心，体现的是超脱于争胜夺功之外的悲天悯人情怀。
　　
　　(摘编自《老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