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鹰初翔:阿根廷巨鹰

　　从热身赛到首度空袭 　　 　　鉴于B-29此前还没有经历过实战的考验，第一次作战就从中国远征日本本土，实在是太过冒险。于是，盟军在6月5日策划了一起对曼谷的轰炸行动，代号“Matterhorn”。这次作战共出动58联队的B-29轰炸机98架，采取白昼精确轰炸。轰炸从10点52分一直持续到12点32分，共投掷炸弹、燃烧弹77枚。其中，48架靠雷达引导投弹。这次行动共损失5架B-29，阵亡、失踪机组人员15人。
　　似乎是从这次作战中吸取了教训，随后我们会看到，至少是在对日本本土的第一次空袭时采取了夜间轰炸的手段。1944年6月14日，隶属于第20航空队第58轰炸机联队的92架B-29从印度陆续飞来，其中72架抵达中国。6月15日下午4点30分，72架“超级堡垒”从新津等4个超级机场起飞，开始了通过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日本本土大空袭。其目的地是5149公里之外的日本九州八幡钢铁厂和小仓工业区。前者生产的钢占了日本总产量的四分之一，若综合计算钢铁产量，则占到了日本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故而有“日本的匹兹堡”之称，是美军急于瘫痪的一级战略轰炸目标。
　　但是，这次作战并不顺利。首先，只有68架B-29抵达中国海岸线。经过7个小时的飞行，真正抵达目的地的只剩下了47架。它们在晚11时38分抵达目标上空，在8000米至10000米的高空进行了“精确”轰炸，将400多吨炸弹倾泻在了日本人的头上。其中，15架目视投弹，32架靠雷达引导投弹。这是继1942年4月杜利特尔空袭东京(那次使用的是从航母上起飞的B-25)后，对日本本土的第一次战略性空袭。而没有飞抵目的地的21架B-29中，有13架将炸弹投在了中国的日占区。
　　由于这次空袭的突然性，日本人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抵抗很微弱。但美军仍损失了7架飞机，阵亡机组人员55人(内含一名随军通信记者)。不过，其中只有1架是被战斗机击落，其余6架，1架是返航途中迫降在河南内乡机场被摧毁在地面。剩下的5架均毁于故障。
　　客观地讲，这次轰炸和杜利特尔的那次空袭类似，都是心理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由于飞行员还不熟悉这款新武器，高爆弹的命中率也很低――真正精确命中目标的炸弹只有一枚，所以对日本人造成的实际损失有限。倒是误投在平民区的几颗炸弹引发的火灾造成了日本人最大的麻烦。但是因为炸点少，而且附近的民众早就被军部动员起来，反复进行灭火训练，所以火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除了创造了一个当时的轰炸距离记录外，没有产生多少实际的作用。
　　很快，日军就开始运筹反击了。
　　
　　较量
　　
　　事实上，早在B-29进驻中国之前，日军情报部门就已经掌握了一种新型超远程轰炸机即将进驻中国的情况，这也成为“一号作战”的一个重要动因。日军特别编组了第五航空军支援“一号作战”，并准备应付这一新对手。但日军在地点判断上出了错误，认为B-29将部署在已经具备相当航空基地基础的广西、云南，却不料美军选择的地点在四川。
　　日军发觉B-29进驻后，立即组织力量发起袭击。但是，日军的攻击还在筹备之中，美军已经先发起攻势。由于B-29的飞行高度远远超出日军的预料，所以这批飞机大摇大摆地从第五航空军防区上空飞过，日军居然毫无察觉。直到6月16日凌晨4点40分第五航空军收到来自本土的空袭消息，才匆忙出动司令部直属侦察机四面搜索返航的B-29机群。因为天气恶劣，日军战斗机大部分难以起飞，所以虽然侦察机发现了多批B-29，最后仅击毁1架飞机，而且是迫降在中途(河南内乡)而遭击毁。
　　这第一轮的交手，便让日军深刻感受到B-29的难以对付。既然很难在天空拦截，摧毁在地面上就成了日军的首选方案。但是，要实施这个计划也非常困难。因为成都地处腹地，所以必须使用远航程的轰炸机与对地攻击机方可奏效。当时日军最新研制成功的Ki67重型轰炸机(后改名为四式重轰炸机“飞龙”)显然非常适合这个任务，所以第五航空军便申请调配该机入华，用于攻击B-29基地。可是，对日军高层而言，更急需解决的是太平洋战场上美海军的大举逼近本土，所以决定将Ki67向鱼雷攻击方向改造。这样一来，该机将优先使用于太平洋战场而不是中国战场，任务也是对舰攻击，而不是对地攻击。
　　第五航空军只好自力更生，最后定下的方案是：将九九式双引擎轻型轰炸机进行改装，削减一半的人员(4人变2人)，节约的重量全部用于增加油量以增加航程。又鉴于轰炸机数量有限，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业已易手，日军无法在白昼做大编队持续轰炸，只能是在黄昏时分出动精锐飞行员驾驶百式司令部侦察机先确定B-29的位置，然后出动九九双轻夜袭。为了这个任务，特别给九九双轻的引擎排气管加装了消焰筒，以使之不在夜空中暴露位置。
　　日军一直准备到7月4日才展开第一次行动，不料出师不利。先是派出确定位置的2架侦察机均被击落，2名中尉级驾驶员(吉井喜水与吉田实)阵亡。改装后的九九双轻也不争气，居然在启动时引擎起火，日军只好宣布行动延期进行。而B-29部队却在7月7日“芦沟桥纪念日”对北九州再度空袭。这一次出动了14架B-29，空袭了大村、佐世保和户甸，2架战损。7月29日，72架B-29又大举空袭了伪满洲国境内的鞍山钢铁厂，其中60架抵达目标投弹，其余或因故障返回机场，或轰炸了中途目标。
　　鉴于B-29难以进行拦截，日本第五航空军决定采取新战术，即在B-29返航之际全力攻击。但是，这个战法也遭到中、美空军的无情挫败。
　　8月10日，29架B-29又长驱直入轰炸了长崎。好在实际效果不彰，是日军颇感庆幸之处。第五航空军则跃跃欲试其新战术。恰巧在这次空袭中，有1架B-29在返航途中迫降于华阴机场。该地距日军地面阵地仅相隔一条河流，只是一个备用的小型机场，平日连P-40都尽量避免降落在该地。所以B-29迫降该地加油维修后，中国空军立即于8月11日上午紧急出动汉中的第3大队32中队全力掩护。这次日军不知何故，反应较为迟钝，陆上攻击未有发起，空中袭击则一直到午后2点30分才出现，来的是6架二式“屠龙”战斗机。该战斗机在6000米高度可以达到540公里的最大时速(接近B-29的最大时速587公里)，实用升限达10000米，可以在7分钟内爬升到5000米的高度，在当时是一款很有战斗力的飞机，也是日军在战争后期拦截B-29的王牌战机。但是，当“居龙”的眼睛只盯着机场上的B-29时，却忽然遭到我空军战斗机的攻击。在3架“屠龙”被击落后，日军仓皇逃离。入夜后，该架B-29成功飞返成都，日军损失惨重却一无所获。
　　这3次空袭，日军第5航空军均全力以赴，但还是无法拦截，而对成都机 场群的空袭则迟迟无法落实。这样，日军被迫再度改变战术。
　　日军缺乏雷达预警网络，又逐渐丧失制空权，于是转而采取一种“土”办法来对付洋飞机。日军不惜重金广泛收买B-29的活动情报和坠机残骸，并派遣大批间谍以军人、商贩、妓女、乞丐、挑夫等各种身份，潜伏在机场周围活动。正是靠了这种谍报侦察，使日军逐步对B-29的活动进行了精确的掌控。第五航空军也全面备战，采取新战术，即待B-29返航时派出轰炸机利用夜幕掩护，悄然尾随，在凌晨偷袭机场。战斗机部队亦采取相同战术尾随，待B-29降落之时进行突然袭击。
　　为了实现这个构想，日军选定山西运城为起飞攻击基地，汉口、荆门为前进机场――因为从运城起飞到成都只有约780公里的距离，比从武汉起飞近150公里。在这里，日军集结了第9、16、22、29、60、90战队，以及在7月初从新几内亚群岛上调来的第8飞行团。第五航空军的参谋小松演少佐更多次来到运城进行现地指导。
　　9月8日夜，日军的新战术得到了第一次运用。当天白天，盟军出动了108架B-29发起空袭，其中95架B-29空袭了鞍山、沈阳、大连、本溪等地。第8飞行团长青木乔亲率日军第22战队会同驻新乡的第9战队战斗机，冒雨出击，在开封附近上空截击向东北飞行的B-29，击伤其中3架。同时，驻济南的日第110教育飞行队也曾起飞截击。但效果并不明显。
　　入晚后，日军的杀手锏才使了出来。第五航空军调集飞行第60战队的8架中岛九七式重轰炸机，第16战队、第90战队的10架川崎九九式轻型轰炸机，在8日夜23点30分从运城起飞，尾随而来。它们在9日凌晨3点30分左右到达目的地上空并突然袭击了新津、彭山机场，另有1架曾到广汉、双流、兴中机场，给地面上的B-29造成了一定损失。
　　9月26日夜，20航空队出动72架B-29再次轰炸鞍山、沈阳、大连等地。这次，日军于当天19点40分派出16战队的10架战斗机从荆门起飞，尾随攻击。其中3架因未发现目标而返航。其余7架分3次突然袭击了正在降落的B-29，并进行了轰炸，使5架B-29受到损坏，其中2架损毁较重。偷袭的连续得手令日军非常兴奋，在10月17日，日军再次发起夜袭。日军在23点到23点45分逐次起飞，第16战队的4架轻轰炸机空袭了彭山机场，第60战队的4架和第90战队的4架轰炸了新津机场，其它飞机分别袭击广汉和成都太平寺机场。
　　但是，随着P-61夜间战斗机的来华，夜战呈现一边倒的趋向。该机是早期装备夜战雷达的战斗机，使日军束手无策。于是，日军便转而在白昼采取冒险行动，10月27日、10月29日，日军又对成都机场连续发起袭击。其中，27日的行动遭我军先制攻击而被瓦解。29日的袭击较为猛烈，日军在上午、下午连续发起袭击，虽给B-29部队造成了相当的麻烦，但在我战斗机部队的猛烈拦击下，日军也损失惨重，第90战队中队长浅地岩大尉便是在这次空战中被击毙的。
　　此后，“一号作战”的陆军需求日趋迫切，日军又误以为已经瘫痪了B-29的行动，因为按照日军的战报，已经击毁了99架B-29(其中6架不确定)，另焚毁29架，空中击落6架。由此，资源有限的日军便放弃对B-29机场的攻击，转向支援陆军作战。
　　
　　瓶颈中的巨兽
　　
　　虽然中国空军在较量中屡占上风，但无可讳言的是，所谓的战略空袭本身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给日本造成预期的打击效果。自6月14日空袭之后的5个月内，B-29从中国战场起飞，又对九州的工厂、机场和海军基地相继发起了多次空袭。一开始，日本人对能够空袭本土的超级武器的出现很是震惊了一番的。但看到实际轰炸效果有限，就又放心起来。
　　尤其是在8月20日的激战中，日军取得了空前的佳绩。当时，20航空队鉴于夜晚轰炸误差太大、缺乏实效，竟在没有远程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贸然决定一改前期的夜袭路数，对八幡这个层层设防的要点进行白昼空袭，结果遭到日军高射炮部队和战斗机的猛烈拦截，共有14架B-29战损。而且，就在这次作战中，1架“屠龙”采取了撞击战术，它先是撞坠了1架B-29，接着其残骸又将第2架B-29砸毁坠落!同时，在混战中，作为领队机的那架B-29先是被日本战斗机击伤，丧失高度，接着居然又被上方友机扔下的炸弹击中从而战损!当天晚上，13架B-29再度空袭八幡。结果，这次确实没有战损，但也没有对日本产生实质损失。
　　这就给B-29部队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中国战场的地面作战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事实上，变化在4月份就开始了。日军以标准的赌徒心理，在中国战场上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为了达成作战目的，在河南进行的第一期作战中，一向将坦克当步兵支援武器使用的日军，第一次破天荒的以“师团”为单位，集中使用装甲力量进行纵深攻击。而此时国民党军在河南的守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被当地老百姓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结果，日军一路席卷河南。陈纳德认为，除非有效的空中攻击，不然难以阻击日军的推进。装甲部队对后勤依赖大，如能炸掉黄河铁桥，则将对日军造成巨大障碍。另外，陈纳德还逐渐意识到，武汉是日军在华作战的重要基地，如果能对之作有效的空袭，将有效阻止日军在华中与华南的作战。在这种空袭中，B-29是最佳的武器，所以希望能提前使用该机攻击武汉。
　　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未被接受。史迪威坚持缅甸第一，美空军则执著于对日本本土的所谓“战略性空袭”。虽然这个时候B-29还没来到中国，但陈纳德的200架飞机已经被死死圈在成都周边，保卫超级机场。后来，B-29来了，也是空袭九州，而不是支援中国战区的军队作战，自然也不会有额外的物资调配。不仅如此，这个时候，中国全国一共只有25万战略预备队，其中装备最好的20万大军就是云南的远征军。在国内战场危如累卵的情况下，这支大军却在史迪威断绝对华援助的威胁下，背道而驰地开向缅甸北部，去攻击日军深沟高垒的坚固阵地。
　　对此，陈纳德痛心疾首，中国军人更只能扼腕叹息。
　　6月15日，也就是B-29空袭九州的当天，日军攻到了长沙附近。18日，长沙失守。此后，中国军队在衡阳进行了超级顽强的抵抗。方先觉以不足两万(一万七千余人)的孤军，在优势敌军、火力的猛烈围攻下，死守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47天，以5千余人阵亡、9千余人负伤的代价，予日军以19380余人伤亡的巨大杀伤――这也是日军官修战史中唯一一次公开承认其伤亡高于我军的战役。整个作战期间，守军得到的美国援助微乎其微，史迪威甚至还继续克扣陈纳德空军的物资。就在衡阳守军陷入绝境的8月2日，美国政府宣布晋升 史迪威为四星上将。美国媒体更是群起鼓噪，以缅甸的胜利反衬衡阳的陷落。最终，当日军在贵州的独山失去继续进攻的能力时，已经是1944年的年底了。之前，在建设成都机场时，我国还在湖南衡阳、芷江修建了供B-29使用的前进机场，现在全部无法使用。
　　毫无疑问，中国战场的空中力量使用方法急需反思!战争指导更急需反思!
　　
　　浴火重生
　　
　　转机出现在1944年的10月19日。这一天，罗斯福宣布召回史迪威。随着史迪威被免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职务，中、缅、印战区也被重新划分为中国战区和缅、印战区。魏德迈少将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丹尼尔・索尔登少将任缅、印战区美军司令。
　　陈纳德再次提出自己的构想，用得到战斗机护航的B-29机群轰炸武汉，而且是以燃烧弹攻击为主的轰炸。轰炸目标以日军的仓库，也就是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储备物资为主。高参出身的魏德迈是一位很能发现问题关键所在的人物。他通过调查，认识到了前任的不足，决定大力支持陈纳德的构想。同时，轰炸机部队的指挥官也换成了较变通的柯蒂斯・李梅。他虽然还是不愿意完全抛弃纯“轰炸机攻击制胜论”，可是，他还是表示支持陈纳德――至少作为一次实验也是有价值的。武汉大轰炸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做出的一个重要决策。
　　12月18日上午，77架B-29从新津机场升空，与来自昆明机场的护航战斗机以及B-24、B-25汇合后，直扑武汉。这次空袭以B-29为主角，每5架一队。其中4架从2万英尺高度投掷M69燃烧弹，最后1架投高爆弹；每10分钟一个攻击波，进行7个波次的攻击。
　　这是一次堪称完美的攻击，第一攻击波35架“超级堡垒”投下燃烧弹后，整个武汉就成了一片火海和黑色浓烟交织的世界。日军的反击微弱无力，反而损伤了大量战斗机，盟军则毫发无损。大火持续了3天，码头、仓库和大部分日军兵营化为废墟。攻击效果如此惊人，给李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如果说完美中有什么遗憾的话，遗憾就在于空袭的武器全部来自美国，而炸弹的落点却在一座中国的城市。
　　这次空袭给了陈纳德极大的鼓舞，李梅也深受启发。但是，李梅和B-29的辉煌还会继续，陈纳德和中国战场的故事却即将结束。
　　
　　仓促的落幕
　　随着美军在太平洋的推进，尤其是塞班岛的易手，使美军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最便捷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从这里起飞的B-29可以轰炸除北海道和本州东北外的目本全境。李梅从中国战场带来的火攻战术，则进一步加强了美军的攻击力。现在，美国人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战场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塞班岛到八幡炼钢厂的距离是2520公里(接近该机2896公里的最大实用作战半径)，反而远于成都距该地的2340公里。而成都到鞍山是2050公里，若从塞班出发则难以对该地空袭。按理，资源强大的美军完全可以同时保留2个B-29机场群，一个在塞班，空袭本州与四国，一个在成都，空袭九州与伪满洲国。但美军没有这样做，原因显然不是单纯的军事技术考虑，而实在是B-29已经牵动了太多的权力纠葛，乃至扰动了联盟脆弱的中枢神经，索性不如一条腿走路，跑得更快。
　　此外，从纯军事角度而言，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曼也已经认识到，B-29在中国的活动占用了太多资源。在美国不愿意进一步加大援华力度的情况下，中国战场的压力实在太大，不如把它们调走，将资源转给陈纳德的航空队，反而能更高效率地痛击日军，也可以让久战兵疲的中国战场缓一口气。而美军在战后进行的著名的《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书》中也指出，如能将驻华B-29部队占用的物资分配给陈纳德的14航空队攻击日军船只，将受益更大、付出更少。实际上，第14航空队整个驻华期间所得到的补给吨位，还不如美国第8航空队空袭德国一次的投弹量。
　　1945年1月17日，B-29完成了它们在中国的第28次也是最后一次作战行动。这一次的轰炸目标是台湾嘉义附近的航空基地，共出动82架B-29。但是因为天气恶劣，中途改为轰炸华东和华南沿海的备选目标。同月27日，第20航空队的最后一批B-29撤离中国。
　　事实上，当这些庞然大物离开中国时，无论是魏德曼还是陈纳德，也无论是蒙巴顿还是蒋介石，都大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他们都觉得，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终于结束了，但B-29的神话才刚刚开始。
　　正是在中国的热身，使B-29得到了检验，暴露了种种不足，也使美军有了更切合实际的打击方法。早在第20航空队的B-29还没有撤离中国的1944年11月24日，该机已经从塞班岛起飞，首次对东京进行了轰炸，攻击目标是中岛飞机公司武藏工厂。这次共出动110架B-29轰炸机，效果十分良好，但更惊人的战果还是来自于随后进行的燃烧弹攻击。到大战结束时，B-29轰炸机对日本的空袭累计达34790次，投下的炸弹和燃烧弹合计达17万吨以上，为最终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超级堡垒”也引发了深远的道德争议，至今不息。
　　史迪威与陈纳德由于错综复杂的联盟分歧，在胜利的前夜相继被迫离开中国，无缘欢庆最终的胜利。李梅以“火鸟”留名战史，史迪威得到了一个纪念馆，陈纳德则有了一个纪念碑，基本上都不吃亏。唯独中国战场与B-29的复杂往事，却被遗忘在故纸堆中。或许，这就是强者书写历史的结局。
　　
　　(编辑　一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