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间谍的旧时光|你好旧时光

　　在周国骙广州番禺的家里，墙上挂满了他八十岁后四处游历的留影。大多是他骑跨着马、狮、虎的镜头，不管它是真的，还是石头的。　　他盯着照片中的自己，收不住一脸陶醉。“谁料得到……老夫还能开得弓，上得马啊。”叠声感叹里，他的食指勾成一个“九”字。
　　即使今年已经九十岁，周国骙仍是褐眉乌发。平日里喜欢穿一条白色西裤，更衬出他超越年龄的活力。就在十天前，他还独自拖着二十公斤行李，转徙青海、香港。
　　在青海“西宁监狱”大门口留影时，他一脸“到此一游”的满足感。脖子上挎着一个加长镜头相机，格外醒目。
　　“现在这玩意儿，只好用来当拍照的道具啦。”老头自嘲。当年，他能熟练地摆弄十多种美制、日制，或者西德进口的军用相机。
　　1957年，他潜入国内执行间谍任务时第一次被捕，在西北荒漠里服刑十七年（总刑期二十五年）。出狱不满四年，他又再因“特务罪”被判入狱十五年，直到过了退伍年龄。
　　时至今日，青年时代在凤山陆军学校结业式上的一幕，他仍记忆犹新。“蒋公（介石）点到我，问‘周国……这最后一个字，怎么念？’我反应很快，‘骙（音‘葵’），就是骏马强壮的意思。’”
　　大半生的间谍生涯，却有四十年在狱中度过。对一个1949年前投效国民党的年轻人来说，几乎葬送了他身为军人的前途；对一个根在大陆的老人而言，戴着“派遣特务”的帽子，又让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背负“***”的罪名。
　　从青海故地重游归来，他马不停蹄南下香港，在昔日“难友”面前“晒”了一圈西行见闻。他们感叹他“命硬”，身子骨也硬。
　　“从十一岁开始，我作息规律，不烟不酒，现在的健康，都拜三十年代蒋公搞‘新生活运动’所赐。”
　　当着他面提及过去，老头会不自觉地扬起下颚，脸上的笑意如回音般荡开，往事如坠莫测的深谷。
　　过关
　　只身在香港的几天，周国骙如老马识途，转悠着寻访旧景与故交。那里散落着他的“难友”，1949年后从事情报活动，在大陆“失事”被捕的台湾间谍们。
　　香港，曾是周国骙们从台湾潜入大陆的中转站。两岸关系紧张时期，情报人员一旦在对方地盘被捕，动辄被处极刑。香港这一身份暧昧的地带，遂成各方间谍暗战之所，有着“前进基地”之名。
　　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已到耄耋之年，同为在“前进基地”被吸收的谍报人员，他们在“工作”时不曾相识；但陷入大陆的牢狱之灾，却把他们的后半生捆绑在了一起。
　　今年八月的一次聚会上，一桌老人窃窃交谈，在国语、粤语和上海话间灵活切换，偶尔迸出一两句字正腔圆的英文。
　　大陆、台湾和香港，这海峡两岸三地构成了老间谍重要的人生版图。他们在大陆从事谍报工作，台湾是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治核心，而香港，是戏剧性地成为他们晚年所依赖的庇护之所。
　　简志均，今年已89岁，他在50年代做过英皇家空军的译员，后被国民党海工委吸收为一名间谍，1983年在上海被捕，判刑15年。姜建国，今年78岁，曾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上海特派员，1987年在上海落网，被判15年。林应彪，今年74岁，在汕头行过两年船，供述中他自称效命于台湾“中情局”（实为“军情局”），1983年被捕，判刑14年。最年轻的陶志芬，今年71岁，曾任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华东地区专员”，1984年在广东肇庆被捕，判刑15年。
　　周国骙在他们当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他持有香港、台湾两地居民身份，如今在粤、港、台三地闲居，奔走两岸出入自如。平时回广州番禺的家，他惯走莲花山入境。“这里过关手续简便，人少”。
　　从香港驶出的快船到莲花山，耗时不过一小时五十分。船入珠江水道，像是厌倦了两岸风景，他很快就在座位里睡着了。等到扯下黑色眼罩，虎门大桥正悬头顶。离靠岸还有五分钟，他醒来得正好，睡眠有如上了发条。
　　这次过关，不想却遇到了一点磕绊。
　　他随身携带的十来本在港出版的自传，被海关查扣。一位女公务员翻动着书页频频皱眉，耐着性子跟眼前的老头解释，“你这个书里的内容我们只能交上级部门审核，因为你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明白吗？”
　　“明白，明白……”老头脸上堆起谦卑的笑容，开箱安检的刹那，掠过的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很快隐匿不见。
　　随后填表、登记等一应手续，他毕恭毕敬地遵旨照办。临了，反倒是海关办事员说了一句，“厉害，厉害，当了五十年间谍，还做到过中校啊！”
　　直到1990年代初，从内地出入香港，还只有罗湖一个口岸。周国骙记得第一次入境香港，“挤不上罗湖的木桥，我们只能雇小工走水路。”
　　那是1949年，他只有二十五岁，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毕业后，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充任文员。在溃退的乱军中，他追随参谋长许亚殷夫妇，一路南逃至香港。“幸好表姐（许亚殷的妻子徐慧珠）懂几句粤语，在关口蒙混了过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港英当局对罗湖口岸加强了巡检。凡从内地离境过关、貌似有身份的人物，都会遭一洋、一华两名海关人员的盘诘。这个洋人，往往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五处（MI5）的特工。
　　“罗湖入境处的小楼空场上，常可以看到列队被扣留的男女，里面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尤其多。”周国骙说，效命于台湾当局的间谍人员，进可由此潜入大陆，活动于“情报一线”；退可留守香港，保持和“后方”的通畅联络。
　　而此时的周国骙，真假证件齐全。表面上，是九龙塘马头围道某诊所挂牌执业的“中医针灸师”。事实上，早在1955年，他已在台湾阳明山，宣誓就职国民党“军情局”大陆研究所中校。
　　“卖命钱”
　　国民党撤至台湾后，蒋介石签署了《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毛森、蒋经国等先后打出了“绥靖军”“救国军”的旗号，组织部队骚扰东南沿海；西南滇缅边境，残余的国民党军在李弥等指挥下，各张旗鼓“反攻大陆”。
　　周国骙则追随李弥，从高雄上船在曼谷登岸，再转乘长途汽车途径清迈，抵达“大本营”孟萨，加入了一支在云南、缅甸边境作战的“孤军”。他每晚都用一架使用干电池的简易收音机，收听台北“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