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超阶级的永恒共同道德标准】 阶级社会道德评价标准

　　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有没有共同的道德标准呢！这是不少青年很关心而又弄不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有一种论调说，道德是超阶级的人类共有的本性，不同阶级有着共同的道德标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否则，那为什么象爱国主义、勿偷盗等道德观念为各时代各阶级作为共同的信条？为什么有一些优秀的道德品质也为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所称颂？修正主义者正是利用这一点，宣扬所谓“人类本性”，贩卖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私货，企图借此以抹煞阶级界限，调和阶级斗争。因此，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所谓人性论，帮助青年树立鲜明的阶级观点，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辨别大是大非，都是极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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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最喜欢拿“爱国主义”为例子来论证道德的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并常举岳飞为例，说他是为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尊重的民族英雄，这就更证明“爱国”是没有阶级性的是永恒的道德标准。但在我们看来，恰恰相反，爱国主义却是最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因为国家就其内部来说，有阶级矛盾，就外部来说，还有民族矛盾，在这两方面各有不同的表现，同一阶级，在不同时期内、不同国家中、不同条件下，又各有不同的表现，就是在一个阶级内部也常存在着思想的分歧，是极端复杂的。我们就从岳飞谈起罢！岳飞是一个民族英雄，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人，直到现在，都应为中国人民所崇敬，我们先肯定这一点。但是岳飞的爱国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而是具体的、有极鲜明的阶级性，他的所谓爱国，具有两重性。岳飞所处的时代，正是当时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内忧外患”的时代。所谓内忧，就是人民对宋王朝的腐败统治不满，农民同地主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到处爆发了农民的革命起义，有些地方建立了农民的政权；岳飞站在地主阶极的立场，本着“忠君报国”的思想，镇压农民起义，保护封建地主所统治的家，这是他的反革命性反人民性一方面的表现。后来当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候，他反对投降，坚决抗战，抵御金兵，这也是从他的“忠”专制君主之“君”，“报”地主阶极之“国”的思想出发，保卫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但在这一个爱国行动上，在一定程度上，却带有全民族的性质，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是具有革命性和人民性一方面的表现，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当时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根据自身的利益，比封建地主阶级更需要保卫民族独立，反对异族敌对阶级的统治，因而更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我们既要肯定岳飞的革命性和人民性，也要批判他的反革命性和反人民性，只看到一面是错误的。在农民与岳飞间对爱国这个问题上，也有矛盾与统一的两重性，首先要看到他们的矛盾方面，也要看到他们的统一方面，只看到一面，也是错误的。
　　任何国家都是由相互对立的阶级构成的，没有超阶级的国家，所以也就没有超阶级的爱国主义。历来的剥削阶级总是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变为统治阶极，把国家作为压迫劳动人民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历来的被剥削阶级也总是企图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把自己也变为统治阶级，把国家拿来作为保护自身利益的工具。阶级斗争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争夺国家的斗争，既然彼此都需要自己的国家，也就产生了表面相同而实质相反的对国家所取的态度；即彼此都爱护代表自身利益的国家，而敌视代表敌方利益的国家。岳飞当时所爱的是代表封建地主的国家，所仇的是为农民所需要的国家，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抗御金兵，充分表现了他的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既然岳飞的爱国性是站在封建地主统治阶级那一面的，为什么当时以至后世的劳动人民也给予支持和称颂呢？道理就在于相互敌对的阶级在对待国家这个问题上，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的缘故。这还要进一步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两方面的辩证关系来加以考察。劳动人民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统治，要求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企图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建立自己所理想的国家，在民族矛盾还不突出的时候，阶级矛盾是占第一位的。但当外敌入侵，国家危急，民族的利益受到危害，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劳动人民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外国侵略，保卫祖国生存，保卫民族独立。并且民族矛盾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受阶级矛盾支配着。因为代表敌国侵略势力的，也是敌国的反动统治阶级，侵略国家的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被侵略国的人民是更为残酷的。对被侵略国的统治阶级来说，外族入侵也使自己的统治和剥削发生危险，起码是意味着将不能独吞而是要和异族侵略者分享剥削本国劳动人民的果实，他们也需要反对异族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矛盾突出到第一位，劳动人民和统治阶级面临着共同的敌人，阶级矛盾就退居第二位。原来处于敌对地位的阶级，就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外来的敌人。因此，岳飞抵抗金人侵略时，虽然其阶级立场与劳动人民不同，但其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却符合了劳动人民当时的利益和要求，当时乃至后世的劳动人民给以支持和称颂，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敌对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联合起来共御外侮，是历史上常见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逼迫国民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仍有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也是这个道理。但这并不是说各阶级的爱国主义内容完全相同，有着共同的道德标准。处于同一社会中的各个阶级，本来是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的，爱国主义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可以体现这种统一，但统一是相对的，矛盾是绝对的。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还要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来看。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对内的阶级斗争服从于对外的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逼迫国内统治阶级共同抗敌，或者改变腐败统治争取抗敌领导权，以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这是爱国主义与革命主义、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一方面的表现。反之，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内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以反对本国帝国主义对外的侵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揭露统治阶级所谓“爱国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假面具，采取失败主义的方针，推翻反动统治，以保卫人民的利益，这是革命主义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另一方面的表现。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不正是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之下，为帝国主义效劳，而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吗？因此，当统治阶级的某些比较进步的人物表现正义的爱国行动时，劳动人民对他们给以支持和称颂，这是很自然的。在爱国方面予以肯定的评价，决不等于在阶级斗争在国内革命方面，为它们的反动性作辩护，模糊阶级界限，混淆政治是非。而现代的修正主义者，却正是把爱国主义抽象化，一般化，企图使劳动人民模糊阶级界限和敌我界限，麻痹革命斗志。过去封建地主阶级之所以口头上称颂岳飞，是为了号召人民象岳飞那样忠实于它们的统治，保卫他们的国家，所谓“忠君报国”，实际上一到利害关头，他们大多数人都做了秦桧，这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对岳飞的看法——批判他的反动性，肯定他的革命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物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革命性，人民性，与整个统治阶级的反动性也是有分别的，劳动阶级的革命性与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进步性更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