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人不相及,天地间有至文_笔走古今天地间

　　王春瑜简介　　笔名村予、金生叹。江苏建湖人。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历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及明史研究室副主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明清史、中国政治史及文化史著作《明清史事沉思录》、《看了明朝就明白》、《明朝宦官》、《明朝酒文化》、《王春瑜说明史》、《中国人的情谊》等二十余种；杂文、随笔集《“土地庙”随笔》、《老牛堂札记》、《续封神》、《铁线草》等十四种；散文选集《悠悠山河故人情》、《墨葬》年内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杂文合集待刊。
　　记　者：集历史学家与杂文家身份于一身的您，在史学园地成果斐然，著作颇丰，为何选择杂文这一文学门类经营呢？
　　王春瑜：“位卑未敢忘忧国”。虽然我不参加任何党派，但我在农村长大，知道下层人民的疾苦，我负笈复旦大学历史系，从本科到研究生班，攻读八年；我当研究生时，主攻明史，导师陈守实教授，是1925年入学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他的导师是梁启超先生，主攻的也是明史，因此我有时自夸是梁任公的再传弟子，深受其影响：于书无所不窥，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政论尖锐、泼辣，“笔锋常带感情”。陈守实师秉承了梁任公的传统，抗战期间，他鼓励其十分珍爱、认为可继承家学的女儿陈次青，参加东江抗日游击纵队，后牺牲。守实师也曾弃笔从戎，参加新四军，并担任苏南抗日根据地政府文教科长，后因常夜间行军，他眼睛近视，骑马不便，在粟裕同志劝说下，才重回大学执教。他在报刊上（解放战争时主要在《新中华》杂志上）写了多篇政论文章，抨击时弊。据刘伯涵学长（已故）告我，守实师支持陈望道先生三十年代创办的《太白》杂志，该刊发表了不少小品文、杂文。守实师为人刚正不阿，铁骨铮铮。1952年复旦大学搞思想改造，党委的徐常太同志找守实师谈话，要他交代所谓反动思想。守实师勃然大怒，说：“你就是用**对着我，我也不会交代反动思想！”常太同志大吃一惊，知难而退。守实师关注现实，对批判王国维，他很反感，也拒绝批判自己。他在讲课、闲聊时，也不时说一些杂文气息十足的话。1961年，上海社联请他去做马克思主义与宗教问题的学术演讲，结果听众只有二十余人。他在教研组说：“我本来以为我的报告会在上海电台广播，减少人们的宗教感。结果听报告的才二十多人，下次请我做报告，干脆到楼梯洞里算了！”我们听了都笑起来。
　　祖师爷、师爷对我写杂文固然是很有影响的，但我真的拿起杂文武器，却是“文革”结束之后。我在“文革”中期，被四人帮的帮凶徐景贤、杨一民之流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妻——年轻的物理学者过校元女士也受到株连，被迫害而死。我被监督劳动近七年。因此四人帮垮台后，我很快写了《株连九族考》、《吹牛考》、《烧书考》、《语录考》、《万岁考》、《说天地君亲师》等文，是读史札记，更是杂文。这些文章的多数，曾被报刊广为转载，《万岁考》1979年秋先在中国社科院内刊《未定稿》上刊出，迅速被各省社联的刊物转载，后在《历史研究》刊出，随即被香港《大公报》转载，台湾的《中国时报》还专门发了消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与台湾的学人往来渐多，好几位学者都说，他们读过《万岁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万岁考》已成为中国杂文的名篇，我家乡的县志，将此文全文载入志中，可见其影响。
　　记　者：在您的杂文中，批判往往借“古”发力，在对前朝旧事的嬉笑怒骂中针刺世俗流弊，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对于您来讲可以说具有天然优势。如何做到用典作文而不落入格式化的窠臼呢？
　　王春瑜：常言道，熟能生巧。我的专长是明史，但治史是立于明代，瞻前顾后，出入古今。魏晋以来的文集、笔记、野史，特别是明朝的杂著，我读得很多，做了索引，兼之我记性很好，当得起博闻强记这四个大字。因此写作时，用古典不过是信手拈来而已，或用我的好友邵燕祥兄长的话说，不过是我治史的“边脚余料”。我的杂文常常很尖锐，抨击的大人物及敏感话题，一般杂文家难以下笔，写了，报刊也不敢发表。但我是以古喻今、以古讽今，骂的是古人，现实中的人却呼之欲出，读者是一目了然的。党的十六大召开期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报》上刊出《论语新编》、《新编孟子》，王元化先生读后，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本来我很气闷，看了你的文章，我终于消气了。”这就是学者杂文或者历史学家杂文的长处。但是，这种杂文不宜向年轻作家推广，因为你想当历史学家就能当成么？就以明史而言，我在大学演讲时，公开说过：“没有起码坐三年冷板凳，不要跟我说你是研究明史的。”
　　我写杂文，就地取材，顺手牵羊，易如反掌，而年轻人写我这样的历史杂文，太费劲了，还是各就各位，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好。不过，我仍然希望青年作家要多读书，读史书，厚积薄发，那种看到不平事，立即发感想，弄个小评论，形同白开水，不会有生命力。
　　记　者：您为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新世说”专栏撰稿，文章篇幅短小，风格独具，可以说是对杂文艺术形式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当时为何想到要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您怎样看待杂文的艺术形式美？
　　王春瑜：尽人皆知，文章越短越难写。专栏是我设置的，当时我就“作茧自缚”，跟编者说：“每篇一般不超过五百字，采用梁任公文体，半文言，半白话，不仅节省篇幅，而且读来有新鲜感。”我认为，文章越短，越能磨炼作者的思辨能力及表达能力。再说，现在人们都忙，长文谁愿看？而几百字的短文，一眼就扫过去了，肯定有人看。何况这个专栏从事的文化批评，涉及的人物，有居极高层者，有部长级的，虽然我是对事不对人，但读来仍会有尖锐感。前几年，我去拜访老友钱伯城夫子，临别时，钱老哥说：“我送你八个大字：忠肝义胆，愤世嫉俗。”这自然是过奖了！但我知道，不少读者拿到这张报纸，常常先看“新世说”，看我又批评谁了。从杂文形式来说，“新世说”也就是短杂文，谈不上是新创造。这个专栏已办了十六年，因为读者爱看，我就继续写下去，直到老得不能执笔为止。
　　至于杂文艺术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我在《同舟共进》上发表的《神话》、《鬼话》，拿神、鬼说当下，虽不是新创造，但总还有点意思。前辈瞿秋白、柯灵，曾用散曲形式写杂文，很新颖，今人难有他们的功力。在我看来，不必刻意追求艺术形式美，关键在于杂文的高度、深度。当然，标题也很重要。抗战结束后，美国特使赫尔利来华调停国共内战，但他并非居中调停，而是偏袒国民党。《文汇报》刊出一篇杂文《赫尔利，赫，尔利我不利》，让人过目难忘。杂文前辈聂绀弩的《我若为王》、严秀（曾彦修）的《九斤老太论》、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都是范例。
　　记　者：您曾说，“杂文家的职责，无非是在形形色色的风中，睁大眼睛：在刚‘起于青萍之末’时，即能指出风向；在狂风漫卷、飞沙走石时，不为所惧、所惑，继续睁着眼睛，辨风源、识风势，照样用笔迎风抗击，即使实在抵御不了，也起码封笔，而不会对狂风俯首叫好”。能否谈谈您与“风”斗争的经历？
　　王春瑜：我1979年初从上海师大调到中国社科院工作，三十多年来，刮的风多矣。电影《苦恋》，有司曾组织观看、批判。有报纸约我写文章，被我拒绝了。虽然我并不认为在艺术上说这是部很优秀的作品，但没有切身经历过“反右”、“文革”的政治迫害的人，不可能感受到诗人白桦先生的良苦用心。电视剧《河殇》播出后，一片赞扬声，有报刊向我约稿，我未写。我对该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基层百姓的嘲弄很反感。但是，1989年秋，掀起了批判《河殇》的高潮，有报纸开出千字千元的高价约稿，我说千字万元也不干，因为这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政治讨伐，我决不参加！《走向共和》明明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广受好评。但是，有几位以“左”出名的历史学者，竟上书中央领导，给此剧加上了为慈禧太后、李鸿章翻案的罪名，导致此剧停播。史学界噤若寒蝉。我在接受《中国图书评论》记者采访时，公开为此剧鸣不平，说这是一部写出了结束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历史进程的优秀电视剧，而且“走向共和”四个大字，更是字字千钧，掷地有声，发人深思。访谈很快刊出，后又编入集中，我毫发未损。没有人找过我！可见，要有胆识，要有道义，要有责任感，要时时想到杂文是社会的良心，无愧于杂文家的称号。
　　壬辰，9月6日灯下
　　于老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