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品级_清朝官员的“考语”

　　清朝也有—套年度考评基层官员的制度，但“考语”可不是一味的“政治上坚定，有驾驭全局能力……”之类的套话，不少是写得“恶狠狠的”。略举几例：顺治十六年对安徽歙县县丞金起元的评语是：“本官查履历年开六十二岁，而朽迈不堪任事。”乾隆二年考核浙江严州府经历周鹏的结论是：“本官躁妄轻浮，嗜酒狂悖。”同年，济南府德平县教谕王御日的“鉴定”是：“本官躁妄暴戾，动辄辱詈士子，有忝秉铎之任。”乾隆九年对湖南善化县教谕毛大鹤的考评是：“本官不守官箴，全无师范，难居司铎之职。”乾隆十三年对直隶临城县知县张光华则如是说：“本官性本迂拘，人复软弱，生监胥吏不能弹压，难胜民社之任。”同年，福建省汀州府归化县知县王道又获如此“考语”：“本官才识钝拙，不谙吏治，难司民牧。”
　　清政府不仅考察官员是否“政治上正确”、紧跟大清皇帝，而且把“嗜酒”这样的“生活小节”也提溜了出来，对“躁妄轻浮”和“迂拘、软弱”一类的“性格特点”也不放过。如此注重“细节”，那么，假如某太守养了108个情妇，某知县动用数千万两银子到境外豪赌，某州官常常狂饮至酩酊大醉还公开**，诸如此类的贪腐行为，窃以为断不会发现不了。这样不怕得罪人的考评，才是真正地对朝廷负责。试想，若让一个“躁妄暴戾”或“性本迂拘”的人长期执政一方，皇家的执政力和公信力必然直线下降，势必催生出一批批“刁民”和“群体事件”。这样的考评也是真正地对官员负责。官员最怕谁？既不是大清律条，更非治下子民，而是上司。当其邪恶初露或行将泛滥时，由其“最怕的人”对其猛敲警钟“恶狠狠”一番，至少可以遏制其沉沦堕落。否则，待其贪腐情状因“情妇团队”造反或因小偷入室而被“揭露”出来，那时的官员往往已经烂透了。丑闻天下皆知，甚至不得不被杀头，这才是对官员的极不负责，而黎民因贪官而饱尝的灾难也就真的如“江河水”，难有穷尽了！
　　这样的考评一直坚持到晚清。光绪十八年，河南有些官员又“享受”到了类似的评语。新察县教谕曾之棨：“柔懦反复，不堪司铎”；阳武县知县宋安书：“识见迂滞，难膺民社”；夏邑县县丞周镇西：“办事任性，不洽舆情”。一项“从严治官”的制度能持续近三百年，还是不容易的。但是，它在延续中的结果又如何呢？著名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这样写道：“自乾隆朝后期以降，吏治已经大坏。当官的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过活的官员，恐怕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贪腐各有门道，文官借征粮征税、主持科举去搜刮；武官则靠克扣兵饷、吃空额和贪赃枉法而自肥。林则徐革职后曾向人说到，粤营水师年收入的99%，都靠**走私。吏治腐烂如此，岂不是对天朝考评制度的莫大讽刺！其实，这样的“讽刺”并不难理解。大清的体制是“主权在朝廷”，官员的任命和监督均来自紫禁城，考评的铁律是上“考”下，官“考”官，京城“考”州府，大官“考”小官，作为吏治直接和最终承受者的老百姓，对之没有任何置喙的机会和权利。仅这一条，就注定了再“恶狠狠”的“从严治吏”，再绞尽脑汁的新规新律，最多也只能图一时的热闹，或收一时之效，最终都无法阻止整个吏治走向腐烂。这也算大清对后世的一个“启示”吧：只有将官员的乌纱放在人民手中，让人民成为监督官员的主体，吏治才不会腐烂。
　　（摘自《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