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补翅者”的质疑_翅补

　　这个暑假，我在一家香港媒体的陕西站做实习记者。在报道了最近大热的贾万燕事件后的几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你好，是苏岩先生么？我是香港的一名独立撰稿人。”电话那头是一位国语很不标准的女士，“看到你在《XX报》上发布的新闻，想跟你了解一下贾万燕事件里可能没被大多数人注意的细节。”声音礼貌谦和，无可挑剔。
　　一
　　现在有必要介绍一下我采访和报道的贾万燕事件的背景。贾万燕是一个四岁的云南女孩，父母务农，家里室如悬磬。今年初，贾爸贾妈偶然发现女儿的左眼睑里长出了一个樱桃大小的肉瘤，而且增速很快。贾家几次投医无果，几近绝望。这时候，消息被位于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获悉，他们派了资深医师来会诊，后又把患儿接到他们医院免费治疗……
　　免费？大城市的营利性医院会为贫困家庭免费治病？其实，这是民政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合力推出的公益项目——“重生行动”的一部分：免费救治全国3个月到18岁大的颌面缺损患儿，而项目唯一的承办方被指定为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手术定在7月18日上午，前一天院方就召开了记者会做足宣传。待翌日清早，手术室前早已被各路媒体的长枪大炮拥堵……
　　孩子被推了出来！眼睛上的瘤子完全不见、病眼上伤痕不明显，也没包纱布。尚未从麻药中醒来的贾万燕迅速被周身耀眼的闪光灯炙烤。顾不得新闻伦理了，慌乱中，我也抱着相机加入了手持枪炮紧逼床头的队伍。柔弱的贾妈妈哪里能挤过我们这群年轻力壮的小伙，只好探首相看。
　　一边拍摄术后患儿，一边听到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院长和主刀医师用高八度甚至兴奋微颤的嗓音说：“手术太顺利了！简直毫无瑕疵！肉瘤完全切除，眼球模型也和小燕子的眼眶磨合得非常好！”
　　没几小时，各媒体就登出了消息——“为折翼幼燕补翅”、“为小燕子助飞”、“四医大口腔医院不辱使命”……极尽赞美之能事。而我，自然也赶写出稿子发给总部，一天后登上报纸。
　　这就是贾万燕新闻，多么寻常无奇。可没想到的是，我的报道竟被一些香港人重视，并且抛出了充满想象力的质疑。
　　二
　　回到那天下班后的地铁里。
　　那位香港撰稿人继续在电话里问我：“我想知道您怎么看患儿刚做完手术被推出来时，伤口竟没包纱布这个状况？”我愣住了：是啊，怎么能不包纱布？但转念想，不谙医学的我，何以用自己粗浅的所谓“经验”和“常理”来轻下结论？于是我说：“这种涉及医学专业的问题，我回答不了您。”
　　接下来，撰稿人女士又问：“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医院调包了一个小女孩？推出手术室的真的是贾万燕？”
　　这问题着实让我惊讶，但我还是迅速整理了一下记忆，实事求是地跟她讲：“不会，术前的小女孩我在病房里是亲眼见到过的；何况推出手术室时患儿的家人都在。”
　　我的回答似乎并没让那位撰稿人满意，她不置可否，表示在获得我的证词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质疑。她表示感谢后挂了电话。
　　是我的笃定撼动了她预设的立场？是我的证词不仅没有证实她的构想，反而完全否定了她的质疑？也许她在听我说完之后再难有斗志去写那篇已然预设好的批判檄文……总之，与这位女士的短促对话，让我真切感受到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支撑起的不同报道思路和话语体系的区别。擎执自由大旗的人总将宣传斥为洪水猛兽，可当批判和反对变成用一种恶来压倒另一种恶时，这种同样不加求是、预设立场的质疑又比宣传高明在何处？如斯批判性质疑，以暴制暴而已。
　　在如今这个立场高于是非、“站队”重过事实的时代，做到不预设价值观、公允坚执，竟成空谷跫音、颌下之珠。
　　我想到曾看过的一期为纪念沃尔特·克朗凯特而制作的《杨澜访谈录》，其中，受访者柴静这样说：“克朗凯特最让我敬佩的，是他从不预设立场的精神。他永远站在一个公允的立足点，通过搜检事实做出独立判断。只有不预设价值判断，人们才选择在论战时相信他。”
　　我想，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前总统约翰逊会说：“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凯特，就失去了美国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