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阀排名_国民党中央军、西南军阀与红军的博弈内幕
贵州、四川和相邻的云南，一道组成了中国的大西南，占地一百万平方公里，人口有一亿。四川最大，最富饶，还有险峻的山岭护卫着它，使它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名声。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的计划是把四川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即他所说的“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当时的情况是：这几个省表面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是独立王国，拥有各自的军队，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四川省更分成不同的“防区”，由大大小小的军阀分别统治着。蒋介石要统一大西南，就必须派中央政府的军队进去。但这些省拒绝接受中央军。中央军如果强行进入，战争便不可避免。蒋介石不希望打仗，他的做法是把红军赶进这些省去，使这些军阀由于害怕红军落脚，不得不让中央军进来帮他们。
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就在红军开始过湘江向贵州行进的当天，1934年11月27日，蒋介石发布了他统一中国的蓝图：《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
首先倒霉的是贵州省。当时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虽是贵州最大的实力派，却不能指挥候之担、犹国材、蒋在珍三派。王家烈集中兵力守贵阳，黔北的侯之担在乌江防线被突破后，为保存实力放弃遵义。蒋介石派来的薛岳入黔后不追红军而先入省城，这样，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有了半个月的休整期，解除了出发后连续行军作战两个多月的疲劳，补充了人员和物资。
国民党中央军进入贵阳后，薛岳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姿态反复声明自己“纯为剿匪，别无他意”，实际上却派兵接管城防，自己也入住在前省主席公馆，连王家烈进出城门都需经中央军检查。王家烈叫苦不迭：“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
随后，蒋介石也亲自飞到贵阳“督剿”，实际控制了省政。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折回黔北，王家烈以主力防守遵义并向薛岳求救，中央军却故意拖延，以图在两败俱伤后再捡便宜。毛泽东指挥红军，首先对王家烈的八个团实施歼灭性打击，接着将迟迟赶到的吴奇伟纵队歼灭了一个半师，蒋介石哀叹此战为“国军追剿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在贵州“督剿”屡屡失利，命令云南军阀龙云出兵援黔。早想向贵州扩展势力的龙云虽派出主力，却一直力避同红军打硬仗。中央红军急速进入滇东后，龙云马上下令集中兵力守昆明而不主动出击，这又给了红军从容渡过金沙江北上的时间。
红军北上后，蒋介石离开贵阳，王家烈送到机场。上飞机后，蒋介石突然对王家烈说：“你随我到南京去!”王闻言大惊，说省府还有公务要处理，又未带行李。蒋介石说公务可交别人，行李托后面的飞机带去。无法脱身的王家烈只好到机舱口向随员交代一番后随行。到南京后，蒋介石即宣布由自己的亲信吴忠信接任贵州省主席。李宗仁就此感叹：“共军西窜，末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拿下贵州后，蒋介石下一个目标是四川。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当地由刘湘等十几个军阀分别统治。刘湘慑于红军声威，同意蒋介石派兵入川，同时也哀叹“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更不用说了”。他强调在红军未入川之前就要堵住，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
遵义会议后，红军准备进入川南，刘湘认为这威胁到自己的地盘，派出最精锐的教导师等部拦截。毛泽东在土城作战不利后，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川军潘文华部追到遵义，达到了“推到省外”的目的便停步不前。随后，川系各派军阀见蒋介石解决了王家烈，个个心惊，“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当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从川康边一带北上时，刘湘便秘密嘱咐部属，如红军停留便打，如不停便放他们走。
毛泽东摸准了川系军阀的这一心理，在沿川康边北上时不深入川军控制的腹地。红军到达大渡河附近时，川东军阀杨森部第二十军奉命前来拦阻。朱德在过去曾与杨森长期共事，这时便致信杨森和他率兵的子侄，说明红军只是借路北上，劝。其不要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杨森部果然只实施了“送客”式的追击，未主动出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川军各部只严守成都平原附近而不西进攻击，只剩下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在松潘地区孤立防守。只是后来张国焘实行错误的南下政策，红四方面军接近成都平原的西部百丈关，川军才集中力量反扑，红军一旦西撤其又停止追击。
红二、六军团长征通过贵州、云南时，任弼时、贺龙也通过各种关系向滇军和当地实力派写信，劝其不要为蒋介石卖命而牺牲自身，结果在前来围攻的敌军中只有蒋系中央军行动积极，滇军基本上采取了观望避战态度，这又便利了红二、六军团保全了力量北上。
就这样，一路上，蒋介石将红军这股“祸水”东赶西赶，而后顺理成章地派中央军进剿，红军没剿灭，倒是顺手将当地军阀灭了。军阀呢，也不傻，对红军也不堵不围，能放就放，能疏就疏，能躲就躲。就是因为这种类似三国时期彼此间合纵连横的斗法，使得红军能够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