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复数域符号

　　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它不仅形塑了强大的西方文明形象，也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现实世界。
　　[关键词]晚清域外游记；西方博物馆；西方想象；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109－05
　　杨汤琛(1978－)，女，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广东广州　51064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研究”(项目编号：11BZW098)，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项目“晚清域外游记与古文的现代性嬗变”(项目编号：GDllYZW07)的阶段性成果。
　　较之一般的“游”而言，晚清时期的“域外之游”已失去了古典时代的优游姿态，行旅主体乘槎远行，将自我嵌入迥异于原来文化秩序的陌生空间，在地理、文化的越界过程中，开始追寻西方强盛的秘密。这一变化与书写主体有关，也与变局的时代境遇有关，晚清的域外游者，多为随洋翻译、自由知识分子及出洋使臣，如同为翻译的林撼、罗森，同为政治逃亡者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同为使臣的斌椿、志刚、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薛福成等。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域外游记，据清人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录，晚清时期约有90卷、几百万字的域外游记文本行世；内外交困下，这些游记书写重在探其利弊、考政求学，从古典式的山水吟咏转向经世致用式的社会记录，其中所呈现的西方经验或可成为我们触摸中国近代主流知识分子文化心理嬗变的重要文本。
　　将晚清域外游记作为我们研究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裂变的重要文本，其原因可以从费正清的论述中找到答案：“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的确，从创作主体而言，晚清涌现的出使游记创作主体多是政治家、外交家、翻译官，他们处于知识阶层的精英范畴，受过中国传统经典的彻底熏陶，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就如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是“一种共有的文化”，“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由于出使游记的创作主体社会身份一致、文化心理结构类似、创作背景相同等因素，我们能“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研究集体心态，可以使我们把握传统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及新的心态的出现”。。这使得域外游记堪称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文本资料。
　　阅读这批浩如烟海的域外游记资料，读者不难发现，初见沧海之阔的晚清游者对西方博物馆有着浓郁的兴趣，几乎每位游者都会在游记中浓墨重彩地记录博物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符码。据《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漫游随录》所录，王韬曾7次游历英法两地的博物馆，并在游记的23、24、28、38等章节中，以专章的方式对博物馆进行精雕细琢的描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共4卷，其中第1卷用了约八章的文字对美国的博物总院以及机器、绘画、耕种等专馆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竟有24处以工笔的细致写到了西方博物馆；薛福成自称“余自香港以至伦敦，所观博物院不下二十余处”。可见，对于晚清域外游者而言，博物馆似乎是不可不去之地、不可不写之所。
　　如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在变局之中产生的晚清域外游记，为何要反复书写西方博物馆?在书写中，作为游者的主体发现了什么?凸显了什么?西方博物馆是如何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而被形成的?最终，有关博物馆的认知对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图式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一、西方博物馆：现代世界的认识空间
　　晚清士人笔下的西方博物馆是现代工业文明语境下颇具现代象征性的展览机构，大约17世纪晚期，它最先诞生于工业文明率先兴起的英国，其雏形是对英国自身历史器物的搜集与展示；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此后，西方不少国家纷纷仿效英国在本地开设博物馆，并以此作为肯定自身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关于博物馆在西方的兴起，有诸多解释，从寻求自身正当性这一解释视角而言，西方为了争取他者对于西方的内在认同，建立西方秩序的正当性，需要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修辞手段，博物馆不啻为一个堪当重任的有效工具，它有关地理、历史、文化的展示饱含政治能量，不仅折射了建立者的内在欲望，也有效地建立了一套有关现代世界的认知模式。
　　博物馆中有关历史、文化的开放式展览无疑对徘徊于西方文明外的晚清人产生了强烈触动，几乎每位出游者初次发现博物馆这一新质事物时，都持正面认同之意。1866年，张德彝陪同大臣斌椿首次出使西方，在谈及西方博物馆时，他不乏震惊地将其冠之为“炫奇会”，王韬则将之首译为“博物馆”这一溢美性称呼，并在《漫游随录·出游小志》中盛赞英国博物馆“无美不具，无奇不备，博采广收，分室收贮”；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也为博物馆做了褒扬性定义：“博物馆，凡可以陈列之物，无不罗而致之者。广见闻，增智慧，甚于是乎赖。”这一具有强大诱惑力的西方场所被晚清游者反复论及，不仅在于它“无美不具，无奇不备”的直观冲击力，也与博物馆之博而带来的多元化现实世界有关。
　　当晚清游者乍然进入“殊方异物，珍奇瑰玮之观，无不毕至”的西方博物馆，其场域中具有条理性与安排性的历史的、地理的事物纷至沓来，带来的是关于世界多元化的冲击力量，是迥异于天朝帝国凝滞心性的世界认知模式。郭嵩焘游巴黎博物馆，见其中古钱、图画、钞书等藏品数量浩繁、“远及各国”，游肯辛顿博物馆，见其中有仿制的世界各地房屋，相形之下中国自恃甚高的传统建筑却不免相形见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