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信仰复兴及“理事会”与基层政权的和谐互动_民间理事会章程
民间宗教信仰复苏作为近30余年中国内地的一种“社会事实”,它高度依赖于社区民众的集体记忆,具有自组织化性质,既新添了基层社会公共空间,也催生了“寺庙理事会”这类原生态社会组织。对此,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从放任旁观到政策介入,进而实施制度管理的应对演进。x县关帝庙案例呈现为其“理事会”与基层政权组织良性互动的一个样本,提示这类原生态社会组织的未来走向值得关注,并予以深层学术解读。
[关键词]民间信仰;宗教;理事会;基层政权;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204-06
戴利朝(1974-),男,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农村社会学;(江西南昌 330022)
杨达(1959-),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社会工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应用研究”(项目批准号:07CSH011)的阶段性成果。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农村的民间宗教信仰广泛复兴,学界相应地兴起了有关专题研究。然而,多数成果尚属一般性调查描述、民俗或宗教学研究,而从社会人类学视角生成的学理性研究就显得珍贵。但既有观点仍然存在歧见,如民间宗教信仰复兴现象,通常被视为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放松控制的结果,或被当作民间传统习俗的回潮或封建迷信活动的复燃。另有学者则指出,民间宗教信仰的复兴“开通了诸多社会网络的通道”,并且“已经开始开辟出地方自治的领域”…。统观起来,以往的人类社会学研究,对于民间宗教信仰复兴的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基层政权的应对方式及其有效反应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
笔者通过深入的田野观察,透视到大陆民间宗教信仰复兴中的原生态自组织过程,亲睹初始期民间组织与基层政权组织之间的和谐互动。客观地看,基层政权组织的关怀相待和适当应对,使这种民众活动自然而然地处于国家权力庇护之下,因而不能排除这种民众活动的精华部分将被渐渐纳入不断演进的国家化进程。这一情形,可归为现实经济社会背景下,国家意识形态对本土文化的一种寻根态度。
(二)田野工作地点简述
本文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的田野考察,包括民间文献的收集,如关帝庙理事会编撰的文字资料(印刷品)、x县有关宗教文件、古今县志,以及笔者对理事会负责人和相关信民、干部的访谈。对x县所处地域民间信仰的考察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劳格文与中国本土学者合作进行的多年调查业已表明,x县所属的赣闽粤三边区域社会的宗教、宗族等民间传统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而且在近年来日益走向“复兴”。笔者实地调研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起,x县的宗教活动确实复兴,庙宇的重建与增建非常快,而地方政府的相应管理也逐步规范化、制度化。2000年全县共有56个民间宗教活动场所,2005年则增至95所(佛教寺庙59所、道教32所、***4所),几乎遍布各个乡镇。
我们考察的关帝庙于1981年由民众自发重建,包含两座相邻的庙宇(赖公庙和关帝庙),前些年赖公庙的主神“赖公”、“马王”等被移到关帝庙,新塑了“观音”菩萨等。此外,关帝庙位于x县城关镇,这里为城乡结合部,人口以村民为主,地方经济亦处城市化趋势中。
二、关帝庙信仰的由来与集体记忆
(一)关帝庙信仰的由来
从田野调查和相关文献来看,x县民间信仰有悠久而厚重的历史,这成为基层集体记忆的基本依据。从该县有关部门的统计来看,该县最早的寺观是唐玄宗年间(712)所建的“南台山年增寺”。而据古县志记载,历史上x县城所在地已有3座关帝庙,后来仅留下教场营1座。教场是基层政权组织的练武场,为纪念武圣关云长,凡是有教场的地方就有关帝庙。明万历年间,x县正式设县,也设立了跑马道练武场。1630年,地方长官董大胜将这里改名为“长宁营”,后来还组织重建了关帝庙和赖爷庙,两座庙的始建时间不详。清嘉庆元年(1796)地方官再度重建装像,其历来是县城百姓打醮建坛之场所。清朝又改为“教场营”,新中国成立后,再改称“范屋营”并沿用至今。而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这一带有范姓家族成员居住,关帝庙不远处即是范氏宗祠。庙宇信仰的主要对象是“万能神”关云长。理事会整理的《关帝圣君传略记》中这样介绍:民间相传关帝是一个万能神,具有司命禄、佑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安察冥司、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等多种法力,又是一位义结千秋、忠贞不贰的英雄好汉。这份资料中还说,关帝儿子也应得到祭祀,所以在5月13日举行隆重祭祀,“传说这天是制造旱灾的怪物旱鬼经过的日子,所以祀关帝求他显灵……”。关帝庙的大规模活动除春秋二祭之外,就是农历5月13日圣诞庙会(5月10日-13日),其余节日庆典与春节打龙灯活动规模较小。
(二)关于关帝庙的集体记忆及其重塑
在当地人们的记忆中,关帝庙不仅是民间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革命的“功臣”。民间宗教传统之外,x县还是一个具有革命历史传统的地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革命家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早期从事革命斗争的足迹,关于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故事至今在当地广泛流传。例如,1927年,古柏等共产党人在其右侧创办了中山学校石奚书院;1928年3月25日,当地共产党人又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了“3·25暴动”。之后,该县掀起了破除封建迷信活动,摧毁了全县的神坛、庙宇,但留下了关帝庙。调查期间,位于城关的325村村干部自豪地说,为了纪念革命先烈的事迹,本村在新中国成立后改换了现名。以中山学校为中心,两座庙宇成为共产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1930年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到达x县时,朱德就住在教场营,关帝庙理事会负责人范老指着朱德当年所住的房间(该房间就位于范氏宗祠前,今已无人居住),对笔者回忆说,朱德曾在教场营召开过一次万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