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名词解释_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文学生产

　　晚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形态与近代文学生产密切相关。两代作家经历了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现代转型，家庭经济状况与传统士人“文以载道”理想促成了这种选择。幕僚与传统教育职业对于桐城派文风的转变和现代文学心理建构的积淀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式教育和职业作家虽然给晚期桐城派提供了现代转型的平台，但也给桐城派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关键词]职业形态；文学生产；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6－0105－04
　　孟祥栋(1978－)，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上海　200444)
　　晚期桐城派是指自曾国藩开创的桐城中兴后期到新文化运动兴起之间的桐城派。从作家构成来看，主要为两代人：曾门四弟子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等幕僚群体；桐城嫡传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吴闽生及追随者林纾、严复等人。晚期桐城派作为从主流走向末路的传统文派，作家的生活形态新旧更迭，从职业归属上来说，具有从幕僚、教育家到职业作家的转换过程。这一职业形态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文学生产与文学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过程中作家的艰难选择与文学现代性变革的曲折。
　　一、千年变局带来多元的职业归属
　　关于桐城派作家的职业身份，有学者认为：早期桐城派大多是由一批既非显宦亦非隐士组成的纯粹文人集合而成的特殊的作家群体。实际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均是有功名之人，他们的生活经历在中国传统士人的两种主要职业，即从政与教育之间交替进行，文学创作是行有余力时所作。中兴时期桐城派依托曾国藩幕府蔚为大观。晚期桐城派作家遭遇社会结构变革与民族危机，大多仕途多蹇，他们在新兴的社会职业中崭露头角，更有人以近代独立文人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晚期桐城派的第一代以曾门四弟子为代表，他们不仅均曾在幕府中任职，还在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不同的是薛福成，他在曾国藩过世后，到福州书局谋职，操持笔耕生涯。这一代桐城派作家中，黎庶昌、薛福成还作为参赞、大使出使国外，吴汝纶晚年赴日本考察，在身份认同与世界视野上都超越了中期作家。晚期桐城派的第二代人，也是桐城派末代作家，既有弃官从商，创办实业的先驱张謇，也有到英国海军留学并创办报纸、传播西方文化的严复。桐城派嫡传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兄弟一直坚守古文传统，但也曾与严复、林纾同在京师大学堂这一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任职。即使是桐城派殿军吴闽生也曾任教育部次长、国务院参议，作家的职业归属出现了新质。
　　中国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两个最重要职业是从政与教育，文学创作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副业”。王水照指出：文学作品与经济利益发生关联始于“润笔”习俗，但此非通过市场渠道的交换行为，其作品是产品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商品。多数贫寒之家的文人职业路线是穷困时在私家授徒，考取功名之后学而优则仕，兼济天下，退隐后主讲书院。出身富贵之门的则是少时读书怡情，云游四方，中年入仕、晚年退隐到教育。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政可以致君尧舜上，实现文道一统；委身书院可以教书育人、传播学术。二者都既是文人乐于安身立命的职业选择，也是士子的主要收入来源，早期桐城派作家的职业归属大体如此。
　　19世纪中期，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士人的职业路线发生了重大转折。首先是职业的多元化，由传统文人的从政或教育发展为从政、幕僚、教育与其他职业，这与晚清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总体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其次是传统文人在新兴职业中崭露头角，尤其是驻外使节与现代学堂和自由撰稿人这三个环节值得重视。研究界已经达成共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思潮、传播西方思潮的主导者是传教士与留学生以及新文化运动主力干将。但从桐城派作家担任驻外时节来看，起先导作用的应是传统士人。再次，晚期桐城派士人的传统职业能力在下降，新兴职业能力在急剧提高。晚期桐城派的曾门四弟子中，只有吴汝伦功名至进士，严复只是赐文科进士。其余主要作家均未取得较好的功名，失去在传统社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本。但是，他们务实学、古文功底深厚，无论做幕僚还是译书撰文都游刃有余。最后，对于桐城派末代作家来说，走商业化写作或者投身实业成了全新选择。他们面临巨大的社会挑战，坚守桐城派写作理念可以获得少量传统士人的青睐，但生活物质来源匮乏；投身现代性创作，意味着放弃已有的文学、文化理想，多数作家都在这两者的调和中艰难摸索。鉴于晚期桐城派作家职业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我们暂且以幕僚、学堂、译书撰稿三个职业，择部分晚期桐城派两代作家进行研究，窥其职业状态及其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从职业归属的角度探讨桐城由中兴走向末路的原因。
　　二、幕府和传统学堂对桐城派的正向推进作用
　　曾门四弟子最主要的职业是幕僚与学堂主讲。吴汝伦与张裕钊先后任莲池书院山长，对桐城文风在北方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吴汝纶、张裕钊、薛福成、黎庶昌等人当都是“夷难定倾”之人才。更为有意思的是，桐城能文诸老，率以经术道义相高，而曾国藩在江南平定太平天国时，经常招携宾客，泛舟秦淮，饮酒赋诗，以相娱嫉。作为幕僚不仅可以获取生活物质，进入仕进便捷之道，且与曾国藩这样的大家相互切磋还能增进学术与文学造诣，这是晚期桐城派作家乃至其他文士想要加入幕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吴汝伦虽属专司文事者，也经常参与全局事务处理。唐文治曾专门比较曾国藩幕府和李鸿章幕府的不同，觉得佐曾公幕时日有进益，佐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已然。在曾幕中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亦愈精。在李幕则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参与晚清重大的社会事件以及相对稳定的学术切磋氛围，对于晚期桐城派作家的文学生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古文主题与意境的开拓。有研究者认为：晚期桐城派之所以衰亡，它不是强调以当下的“事”作为写作的根本原则，既难以使所写之“物”具有时代个性。又不能从具体的“事”当中开创出新的文体。他们反复讨论“义法”、“声音”，这一现象也说明他们的古文很难具有参与社会实践的功能。事实上，吴汝伦、薛福成等恰恰是因所涉实务于世有裨益，于曾国藩有启发才招入幕。纵观吴汝伦古文，除碑铭、墓表、谱序、寿序等传统主题外，还有大量介绍西学书籍的序、代曾国藩、李鸿章拟的各类奏折，远远超出之前的桐城文范畴。这些如何应对军事、文化、经济危机的古文是传统士人对近代中国走向的前瞻性思考，文章务实，对局势分析到位，同时具有宏观视野，是经世致用的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