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张开济 [张开济：“无为”建筑师]

　　北京西二环与西三环之间的三里河路，被俗称为“西二点五环”，一到秋天就聚集着摄影爱好者。道路两旁金黄银杏树的映衬下，从南向北，墨绿琉璃瓦、灰砖墙的“四部一会”办公楼，雕梁画栋的钓鱼台国宾馆，红砖墙坡屋顶的百万庄住宅小区，苍穹般圆拱屋顶的北京天文馆，构成一幅色彩绚丽古朴大气的油画。这些都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今年迎来百年诞辰张开济的手笔，他还设计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天安门观礼台等。
　　张开济的建筑功能和规模各异，但都有一个特点：适宜摄影和入画。这是因为在他的图纸上，每座建筑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城市的一部分，造型不追求华丽奇特，而追求与城市的时空和谐统一。他把这种境界叫做“此处无声胜有声”。在那个崇尚敢叫日月换新天、推倒一切重来的时代，张开济的“无为”，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智慧和勇气。
　　为施展才华和赚钱留在新中国
　　1912年7月，张开济出生于上海，小时候淘气，学习不好，但非常喜欢画画，画得投入时饭都顾不上吃。中学毕业，他在书上看到，美国大学里的建筑系要学水彩画、透视画、人体写生，就下定决心学建筑。1935年从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张开济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地开办建筑事务所，业务开展顺利，但没有空间充分施展才华。“炮火连天的，谁还造房子?只有达官贵人可能造一些房子。”
　　1949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开济有三条路可选：台湾，美国，北京。抗战胜利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果夫，陈果夫很欣赏张开济，交给他不少工程，1949年赴台之前邀他一起走；张开济参加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的留美生考试，考了建筑专业第二名，也可以赴美留学。
　　考虑再三，张开济决定去北京。晚年接受作家祝勇访谈时，一向被老伴儿评价为“爱瞎说”的张开济，坦诚地说：“这并不是因为我多么爱国才留下来的，这个我得说实话，我是出于专业方面的考虑。我想，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建筑师大有用场，既可以施展才华，又能赚钱。”
　　北上途经天津时，张开济住在舅舅许丹（字季上）家里。许丹是著名佛学家，和鲁迅、梁漱溟、赵朴初等有深厚友谊。当他听说张开济想在北京开办建筑事务所，把他训了一通，说“解放了，你还想搞自己的事务所，你应该参加政府机关工作才对。”张开济这才了解新社会形势不同。他给从未谋面的梁思成写信，请他帮忙引荐。没想到梁思成马上回了信，告诉他现在北京很缺建筑师，邀他来北京一晤，这封回信张开济始终保存着。
　　张开济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当上总工程师，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建筑设计师。他在设计院安排的联谊舞会上结识未来夫人孙靖。四海漂泊只顾给别人建房子的建筑师，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家。1951年结婚时，张开济39岁，孙靖28岁。孙靖出身大户人家，辅仁大学家政系毕业，婚后独自管理所有家务并负责两个儿子的教育，张开济作了甩手掌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设计上。张开济晚年总结，人一生最重要的一是事业，二是婚姻，在这两方面，我都很走运。
　　“四部一会”办公楼中途搁浅
　　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梁陈方案”，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地点选定在三里河，当年那里还是一片农田。项目规划建筑面积近九十万平方米，苏联专家选中了张开济代表北京建筑设计院提出的方案：基地分成五个区，中心区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四周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和财政部，总称“四部一会”办公楼。
　　在城市建设理念上，张开济与梁思成一脉相承，他是新首都大胆的设计者，更是古京城谨慎的守护者。为保护古都开阔的视野，他设计的办公楼以六至七层为主，避免过高。朴素灰砖墙，配墨绿色琉璃瓦大屋顶，既符合苏联专家推崇的“民族主义形式”，又与古城墙城楼相协调。1954年突遭变故。2月，“高饶事件”发生，国家计委领导人高岗自杀，以计委为核心的“四部一会”工程搁浅。“四部一会”办公楼刚完成西南一角，占地九万平方米，只有原计划十分之一。
　　这西南一角也未能按照张开济本来的设计建成。两座配楼的琉璃瓦大屋顶已建好，主楼大屋顶刚要盖时，建筑界掀起批判“大屋顶”的反浪费运动。“四部一会”办公楼成为众矢之的。据说，屋顶一只瓷鸽子压脊兽，就抵得上一辆飞鸽自行车的价钱，更不要说琉璃瓦的造价。而张开济本人又是三反五反运动中，设计部揪出的“老虎”之一，因在一次调查中，“爱好”一栏大家都写着“读毛主席著作”、“看报纸”等，他竟填了“金钱、女人、狗”，结果受到批判。可他不当回事，“打老虎”时还甩着心爱的劳力士手表玩。
　　李富春当时既主管“四部一会”工程，又领导反浪费运动，他只得以身作则，大义灭“顶”。已经送到顶层的琉璃瓦又搬了下来，上百只瓷鸽子也弃置一旁渐渐不知所踪，张开济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检讨了自己作品中“搞复古主义的错误”。过了一段时间，“反浪费”运动高潮过去，彭真等领导看了三里河路这座大型办公楼，成了“两个道士”（带屋顶的配楼）和“一个和尚”（未盖屋顶的主楼），批评张开济没有坚持设计原则，于是张开济又检讨。
　　晚年提起“四部一会”工程，张开济说，“来回检讨，自相矛盾，内心痛苦，真是一言难尽！”最令他遗憾的并不是废掉一个屋顶，他相信，如果整组办公楼按计划建成，旧城内就不必再大拆大建，办公用房与古城保护问题也许可以妥善解决。
　　遗憾天安门广场“太大”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在全国***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兴建十大建筑，为国庆十周年庆典献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9月8日的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上特别说：“在设计中大家要敢想，敢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曾经反对过浪费，也反对过一阵大屋顶，我看这些框框可以打破，如果认为琉璃瓦大屋顶能搞出高度艺术水准也可以尝试搞大屋顶；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形式，就应当去创造更好的形式。” 大屋顶又受到肯定了，说明政治气候发生变化，鼓励建筑师大胆发挥创意，尽可能把工程完成得漂亮，向那些“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证明新中国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