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本土文化与审美教育|本土传媒logo

　　传媒时代的到来为审美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向其提出了新的难题与挑战。学者们对审美教育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传媒时代审美教育的区域性研究及其自我疏离的认识尚有待深入。审美教育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优长，发掘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以推动美育理论创新及其本土化实践研究。本文将尝试从大众传播媒介与本土文化资源的角度人手，探讨贵州审美教育意义实现方式的时代性与区域性，并结合对审美教育自身的功能局限的辨析，反思审美教育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与文化素养，培养他们的审美创造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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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的迅速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为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迅捷的路径与广阔的平台。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传媒时代的来临催生了日益复杂的文化语境，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化进程中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冲突日益凸显，这些因素都加大了高校美育操作的难度与复杂性。在传媒势头日益强劲的今天，如果美育的目光仍然停留于象牙塔之内而忽略了种种现实而具体的审美文化资源，就会导致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渐行渐远。唯有加强联系现实的意识，立足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土壤，并充分利用传媒的优长，方能促进美育意义的实现。
　　大众传媒的发展加快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但是我们不可忽视这一进程中所隐藏着的同一性危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使得本土文化、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活泼、通俗、生活化的本土文化是地方民族文化的精粹和地方审美教育的源泉，但目前本土文化资源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发掘，而是存在着被简单化、消费化、边缘化的危险。在美育疏离本土文化的同时，学生也往往缺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只有熟悉本土文化，扎根本土文化，才能强化我们的家园意识，弥补本土文化认同感缺失的遗憾，做本土文化的坚守者。传承与弘扬本土文化中美的精神，是当下贵州审美教育所承载的时代使命，唯其如此方能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并借地方文化资源来滋养学生的心灵。
　　多元和谐的民族文化既是我们的文化根基，也是本土审美教育发展创新的动力。作为多民族聚居省份，贵州有苗、布依、侗、土家、彝等十八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约占全省的一半，由此形成了贵州独特的民族文化，例如反映贵州少数民族对宇宙起源想像的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苗族)、《十二层天十二层海》(布依族)、《诸神争大》(彝族)、《拱恩点恒》(水族)等，又如描述民族历史、传递民族精神使命的《戈阿楼》(彝族)、《蚩尤与苗族迁徙歌》(苗族)等民族古歌，又如极具神秘性与传奇色彩的传奇音乐文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鼓十二调”(布依族)等等。我们应正确认识与把握贵州多元民族文化的异质与互补性，充分尊重与发扬包括语言文字、神话传说、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在内的鲜明而富有生机的民族文化，在学习、理解与欣赏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来挖掘与发现地方民族文化之美，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及审美理想。
　　贵州文化的发展既体现了本土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同时也是外来移民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结果。“进入清朝以后，随着中原人口剧增，在西南地区就出现了大批为寻求土地的汉族流民——‘客民’。乾隆年间以后，移民数量更是猛增。以贵州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贵州省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籍人口只有13697人，但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就猛增到了3075111人，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更是达到了5167000。”康熙年间至乾隆末期百余年期间，贵州人口猛增了近四百倍，人口剧增的主要原因在于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文化传播需要媒介，移民历来就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移民的历史，即人口不断从先进发达地区流动到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方，并通过文化传播带动那里的发展。”贵州本土文化的生成深受外来移民文化的影响。移民往往是传播文化的关键因素和发展文化的重要渠道。如果外来移民数量众多，且移民本身具备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那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原有的本土文化。从目前贵州的本土文化中我们不难发现巴蜀文化、荆楚文化、滇文化、江南文化的影子。贵州本土居民接受了外来文化的诸多影响，原有的地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被移民文化所改变。由此可见，贵州文化并不封闭、狭隘，而是具有包容性的，当然它尚需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可以为地方高校美育提供生生不息的文化滋养，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时代文化特别是本土文化中所蕴含的美的精神，是当下贵州审美教育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文化的认同，离不开本土化的过程，我们对本土化的关注是不够的。重新书写或以另类视角阐发本土文化，从某种角度而言，有利于本土文化的重构，加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然而，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来言说特定地域中的群体，则不过是对这一群体的虚化或想像。正是在这种研究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应加强对近代中国边缘族群以汉语文字的特殊论述模式表述本族身份认同的个案进行反思，如“通过解读杨汉先先生关于贵州西部苗族身份认同的著述，探讨民国年间中国西南本土知识分子在与以汉族主导的现代国族建构中如何思考‘苗族’的族群身份和边界的问题。”还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由于汉族及其文化几千年一直在中国境内各个族群的互动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现今我们接触到的历史上有关‘异族’的文本记载和近代以来的有关‘民族’的话语言说，基本上都是基于汉文化的语境而展开的(也包括以汉文化为基础的国家权力在内)，它并不一定反映出被视为‘异族’的各个非汉系族群的实际认同的状况。苗族作为中国境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民族的形象，是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但是，作为苗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的建构过程，却是在近百年以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才兴起的。”贵州本土少数民族的自我身份的表述与确认，往往是在本土既存的文化资源与政治实践之间的互动与商榷之间完成调适。“他者认同”与“自我认同”往往不是同步发生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