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生活出发_从生活出发

　　我近来的小说都是写自己真实的生活，我描摹它们在阳光下的身姿、呼吸和声音。我将之称为“从生活出发”。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我的《搭讪》（《当代小说》2012年第4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5期），小说的开头部分完全是纪实的，就像新闻报道，它提供的是一段道路，然后让你从这条道路上起跑、飞奔。其实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的，比如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就是取材于报纸上一则社会新闻。这又涉及到小说的可能性问题。小说到底有多少种可能性？我的回答是，生活有多少种可能，小说就有多少种可能性，但是从生活出发，是小说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可能性。我想，如果我们将我们经历的每段生活都能写成小说，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多少写作资源啊。
　　从生活出发，这其实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所有的文学教科书都虔诚地告诉你，写小说一定要从生活出发，一定要源于生活，写你的生活经验和由生活经验引发的思考，总之，生活是小说的基础。生活是粗砺的大地，而写小说就是全身心匍匐在大地，紧紧拥抱大地。这其实是一件寂寞的事情，而且匍匐在地上很难看到远处的景致。因为我们会觉得，这样匍匐在地，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们产生高瞻远瞩、远见卓识，更遑论对历史、时代、生活拥有超乎常人的认识和感知。这往往让人沮丧，失望，对自己的理想产生怀疑。怀疑之一就是，如此，能写出那种真正疗救人思想和灵魂的小说，写出那种在经验上达到天人合一、大化自然的美的境界，具备神性的气质的伟大小说吗？伟大的小说不应该是贴近地面的，而是应该高高飞翔的。于是我们站立起来，拍拍膝盖上的泥尘，探身虚无的天空，做出飞翔的姿势。我们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站立起来的那一刻，小说就背叛了我们。我们僵硬在半空中，我们与现实的距离越拉越大，我们越来越远离忧患和民生，我们变得精神萎顿，视野狭小，消失了良知、气节、道德和勇气。李敬泽有一次在谈到小说的至高境界时说，我们是得有理想，但问题的难度在于，怀着理想，一个人还是要过不够理想的生活。我们都知道伟大小说的高度在哪儿，但知道了以后还得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写起。同样的，天人合一也好，疗救灵魂也好，写小说时终究是要落实到尘世，落实到我们的生活，这是最难的，是对小说家的真正考验。回到常识，这是我对自己的告诫。回到常识，就是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活色生香的尘世，回到我们的生存状态，回到对现实的真实面对。近年来我尝试着这样去做，并写出了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比如《永久牌自行车》（《作家》2010年11期）、《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山花》2011年10期）、《是谁在深夜悄悄说话》（《山东文学》2011年10期）、《姚瑶》（《山花》2012年第8期）。
　　最后，我想简单谈谈这篇《读书班》。它完全取材于一段真实生活。当我开始写这篇东西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我写的是新闻报道，还是小说。我忽然想到，也许一篇好小说就是纪实和虚构的完美重叠，但你必須花力气，老老实实地将两者重叠的缝隙粘合好。有朋友说，这是一篇写欲望的小说，但我觉得写现代人的人格分裂更妥切。现代人不再听从心灵的召唤，身与心是分裂的，这导致他们精神游离和迷芒。在现代人看来，现实总是虚假的，只有梦境才是真实的，只有在梦境里才会活得踏实。小说的结尾，子轩其实并没有送赵思楠回家，那是他在听讲座时梦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