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及其在各革命历史阶段的运用和发展】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在党的主要任务一项内容中，写到“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①。这是中共成立之初，盲目照搬十月革命任务——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当时年轻、幼稚、不成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实践经验的增长，逐渐成长、完善，走向成熟。
　　“工农武装割据”② 理论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方面内容，它是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文章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理论上证明了中国革命采取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道路，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形成及在各革命历史时期的运用可以比较充分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论是来源于实践”的观点，并且还将充分地证明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又运用到后来的革命活动中指导新的革命实践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理论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和在以后各革命历史发展阶段是如何实践的，以及实践后的效果。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宣告了国共两党合作“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因为还有以张作霖为代表的老军阀没有被彻底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没有被彻底清除出中国，没有彻底完成这个历史革命任务。
　　接下来，国民党却将枪口对准自己曾经的同盟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当然我们说这一定程度上是当时中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的结果，对国民党之前制造的以“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为代表的反革命事件一味妥协、退让的结果，最终落得被自己的同盟者驱赶、屠杀的悲惨结局。
　　那接下来中共是如何来对待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和没有彻底完成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呢？
　　首先，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也就是在这次起义后，中共建立了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摆脱了“大革命”时代没有完全属于自己军队的被动和尴尬境地，后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又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③ 的理论。并在以后的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牢牢抓住军队建设这个基本点不放，最终取得革命的完全胜利。而后来在江西永新县实行的“三湾改编”“支部建连上”的创举，为“党指挥枪”这个理论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的良好开端。
　　这其实就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第一方面内容——“武装斗争”的来历。以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相继继承了“武装斗争”这个在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其实质就是面对凶残的敌人，我们就要拿起武器，坚持斗争，直到最后壮大自己，消灭敌人。
　　在接下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征途中，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共产党也贯彻了这个理论，最终完成了我军力量从长江流域转移到以延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战略大转移，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和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影响下接连发动反共高潮时，共产党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捍卫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都是“武装斗争”理论在这个时期的具体贯彻和实施。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面对国民党全面进攻，共产党就积极防御；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全面防御，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始了收复失地的“内线作战”④ 军事行动，同时积极贯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的“外线作战”⑤ 思想；面对1948年国民党的“重点防御”，共产党进行了以三大战役为代表的战略决战。这实际上也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形成以后，“武装斗争”理论在此时期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其次，开展对敌人的“武装斗争”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那群众凭什么要支持我们呢？那得要让群众看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有希望，有前途，能够解放自己，简言之要从共产党那里得到好处，而当时共产党还正遭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从哪里拿什么好处给人民群众？关键是共产党清楚地了解到农民最需要什么，并且满足了农民的这种需求，那就是土地。而当时土地在地主手里，地主不可能拱手让出土地给农民。那共产党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形成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具体体现在1931年的土地革命路线上，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⑥。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土地革命”政策。并且这个土地政策在各革命历史阶段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进行适时的调整。这是共产党在不同的阶段，根据主要矛盾的不同，适时调整政策的结果，是把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中共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
　　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是依据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现实情况制定的。服从和服务于团结农民和地主抗日，以提高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为目的。为了团结地主抗日，就不能贯彻1931年土地政策中的“消灭地主阶级”了，只能要求他们减租；而农民也因为地租比以前轻有了抗日的积极性，最终就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⑦ 的土地政策。
　　1947年在解放区实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贯彻的是“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⑧ 的土地政策。这是为了在以后解放战争中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而量身定做的。后来人们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证明这个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胜的可靠保证。陈毅说：“淮海战役是老百姓用小推车给推出来的”，试想如果没有1947年的土地政策，老百姓凭什么舍生忘死地支持你？
　　1950年在新解放区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⑨，是新中国建立后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即铲除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地主阶级私有制的具体表现。同时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巩固政权”三大任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内容之一。摧毁封建土地地主阶级私有制的举措，让老百姓真正成为了生产资料——土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