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研究报告] 教师专业成长的途径

　　在2007年实施的“电影对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问卷调查中，我们根据北京现有18个城区人口比例（城区:近郊:远郊=1:3.64:2.84），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覆盖北京10个城区的25所学校［2］。在对这25个中小学的8-19岁的未成年人的抽样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950份，回收1950份，其中有效问卷1932份，有效回收率为99%。本次调查全部结果在经过SPSS统计软件处理后得到数据24万余个。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对未成年人的观影行为特征、观影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影的价值观和行为影响等做了深入的分析。
　　
　　一、 未成年人观影行为特征
　　
　　通过对观影的动机、渠道和频率等相关原始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成年人观影行为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娱乐、消遣、缓解压力”的主要观影取向
　　调查显示，未成年人最主要的观影目的是“娱乐、消遣、好玩、刺激”，有效百分比为56.12%，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其次为“暂时摆脱学习的任务，缓解压力”，有效百分比为42.08%。而选择“增长知识、接受教育”和“从中可尝到怎样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只分别占到28.16%和26.04%，只有选择“娱乐、消遣、好玩、刺激”的百分比的一半，不及选择“看自己喜欢的偶像明星”的百分比（该选项支持数为33.85%）。从以上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电影的娱乐化功能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最大，远远超过了电影的教化功能，成为未成年人观影的主要动因。与之相联系，从观影的类型偏好上也表现出未成年人观影明显的娱乐化倾向。数据显示，最受未成年人欢迎的电影类型是喜剧、搞笑片，有效百分比为61.54%；其次是动画片，排在第三位的是武侠、功夫、动作片，有效百分比均在40%以上。最不受未成年人欢迎的影片类型依次是儿童片（10.09%）、人物传记片（10.20%）、家庭亲情伦理片（10.46%）。这与前一个调查显示的未成年人娱乐化的观影目的相契合。这个结论的启示意义在于：“寓教于乐”应当与时俱进，适应当今青少年观众的娱乐需求。
　　（二）观影渠道的多样性及其隐忧
　　调查结果显示，未成年人观影有多种渠道，其中电视为观影的主要渠道。在“您通常看电影的渠道”的问题中，选择“电视”的占60.14%，远高于其他选项。通过DVD、VCD看电影的未成年人占到近四成，通过电影院和网络下载看电影的人数基本持平，均占到20%强。
　　电视作为未成年人观影的主要渠道，以其方便、免费的形式为未成年人所喜爱。由于国家对电视中节目的严格筛选，使电视中不适于未成年人观看的画面受到限制，负面影响较小。与电视相比，影院电影由于审查较为宽松，内容、画面等受到的限制较少，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更多。同时，DVD、VCD和网络下载观影这两种观影渠道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众所周知，现阶段我国DVD、VCD碟片的生产、销售较为混乱，既有正规生产厂家，又有地下作坊；既有正版引进的经相关部门审查的影片，更有盗版刻录的非法出版物，甚至黄色及内容不健康的影片。随着电脑的普及，未成年人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上网的机会大大增加。而网络上的影片是未经相关部门审查的，其内容许多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但这些影片却可以堂而皇之的通过网络下载的形式被未成人任意观看。比较来看，DVD、VCD和网络下载观影已经成为对未成年人最具危害性的观影渠道。
　　（三）好莱坞影片塑造未成年人的“好莱坞”口味
　　在问卷中，要求未成年人列举出三部喜欢的电影名称。经统计，有效回答共计997部影片，出现4796频次。在未成年人喜欢的频次排在前20位的影片中，美国好莱坞影片有10部（系列），占全部的50%,其中有6部是以系列片的形式出现。考察这些系列片的内容，多是以一个中心人物的成长或围绕中心人物的动机展开故事。在中心人物不变的前提下，情节既可连贯又能独立成章。中心人物多以“英雄”或者最终成为“英雄”的形象出现，展现人物的成长及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这些内容无疑契合了未成年人英雄崇拜的心理需求。好莱坞影片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对观影习惯的影响。好莱坞深谙观众心理，总是巧妙地迎合观众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深层欲望，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不仅为影片的情节所吸引，更在无意中养成好莱坞式的观影习惯和心理，轻易被好莱坞影片所俘虏。对于心理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讲，尤其难以拒绝这种“好莱坞”口味。
　　(四)国产影片[3] 影响力喜忧参半
　　1、香港商业片和明星受欢迎
　　前面的数据显示，在未成年人喜欢的排名前20位的电影中，香港电影占5位，分别是《宝贝计划》、《功夫》、《头文字D》、《霍元甲》、《新警察故事》。由此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对香港电影的高认同度。这种认同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文化认同。香港电影与内地在文化上血脉相连，在文化认同上没有隔阂，在艺术欣赏上审美心理相通。其次是高超的娱乐手段。香港电影具有不同于好莱坞风格的港片娱乐作风，不但情节曲折、紧张刺激，而且经常有俗套却屡屡奏效的喜剧处理、张弛有度节奏鲜明的动作场面等多种诱人手段，对未成年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再次是偶像明星的作用。在未成年人喜欢的排名前20位以内的五部香港电影中，成龙主演的有两部，另外三部则分别由周星驰、周杰伦、李连杰主演，这些影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偶像明星的“人气”。
　　2、国产内地影片的尴尬和类型缺失
　　在未成年人喜欢的前20部影片中，国产内地影片有6部，在这6部影片中，有三部是所谓“国产大片”，即：《满城尽带黄金甲》、《无下无贼》和《无极》。令人尴尬的是其中的两部“国产大片”《满城尽带黄鑫甲》和《无极》明显是凭借炒作和明星胜出，且都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成年人喜欢的前20部影片中，没有国产动画片，没有国产儿童片。在未成年人最喜欢的三部影片中，排名前五百位的影片里国产动画片为零，国产儿童片只有《小兵张嘎》（第38位，18人提到）、《三毛从军记》（第125位，6人提到）和《鸡毛信》（第233位，3人提到）三部。国产儿童片和动画片在未成年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二、未成年人对电影的民族文化认同
　　
　　（一）国产电影的民族特色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吸引力
　　观众对电影的民族认同集中表现于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片种上。数据表明，评为“很喜欢的”电影类型中，最多的是动作、功夫片，其次为反特、侦破片，再次为武侠、神怪片，评为“不喜欢”的类型中，最多的为民俗文艺片，再次为恐怖鬼片，再次为主旋律电影。这个排名表明，不但艺术倾向浓厚、表现民俗或者伪民俗的电影，而且注重传达理性政治价值的主旋律电影都不受欢迎，那些具备民族文化内涵、继承民族通俗文化传统的武侠、功夫片是最受欢迎的片种。这表明未成年人对民族文化具有较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还表现在未成年人对其他电影元素的态度中。
　　在“对电影中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态度”的调查中，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对电影中表现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感觉最集中的是“比较喜欢”，有效百分比为35.43%，其次为“无特殊感觉”，有效百分比为32.29%，再次为“很亲切，很喜欢”，有效百分比为20.41%。这些数据表明未成年人他们对电影中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是非常认可的，认同者占了绝大多数。
　　民族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对民族文化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对语言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首先表现为对自我生活社区的认同。以此来看，对本地区的方言的认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显著标志。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未成年人对电影对白中使用方言的态度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比较亲切真实”，也就是说，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民族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本民族的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叙事文化传统。调查表明，像《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济公》、《白娘子》、《岳飞》、《黄飞鸿》、《霍元甲》等这样的民族特色故事题材未成年人非常喜欢，持“很喜欢”的和“比较喜欢”态度的人数比例之和达到了总数的88.27%。未成年人对电影中民族文化的认同还表现在他们的民族情感上。在问及对电影和电视中中国人和华侨被外国人欺负时的感觉时，他们的回答主要是“非常气愤”，其次为“不舒服”，再次为“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祖国曾经有过的屈辱历史，以后要争气。”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对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喜好明确、态度直接。无论是从传统故事、影片类型还是方言运用、习俗选择上，未成年人都表现出很明确的喜好态度，民族认同感很强。二，他们的认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可以在功夫片的选择上体现出来，虽然同是“尚武”，但武侠、神怪片和动作、功夫片却相差了10个百分点。动作、功夫片为42.82%，武侠、神怪片为32.61%。说明现在的青少年对毫无科学根据的神怪片已经兴趣大减，而对剥离神怪后的纯武打动作片却兴趣盎然。这一点也体现在恐怖鬼片相对较低的受欢迎程度上。三，他们对传统民族文化在电影中的表现形式比较在意。民俗文艺片是这次调查设计的九个类型中最不喜欢的一类，这应当与它们的表现手法不能吸引未成年人有关。
　　（二）在对比美国影片中期待凸显民族性的“好看”的国产电影
　　民族认同不但表现在对国产电影内容的态度上，还表现在国产电影和美国电影的对比中。对比美国电影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在未成年人对国产电影的各项评价中，选择“还不错”的只占23.12%，其他的众多选项则表明了他们对国产电影的诸多不满。其中怨言最多的集中于“故事不吸引人，感染力不够”和“没有想象力，不新奇”这两项。值得注意的是选项“视听冲击力不够，不够震撼”，以前业界人士多认为国产电影的劣势在于视听震撼不够，而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未成年观众对视觉冲击的不满意程度远远低于对故事性贫乏的不满意程度。在所有选项中，“恶俗，缺乏令人尊敬的道德情感”的选择人数百分比为9.22%，是最少数人的选择。结合选项“人物太理想化、难以认同”进行综合分析，表明在未成年人看来，国产片当中的说教倾向仍然很明显，影像中的人物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较大差距。总的来看，国产电影的形象在未成年观众的心中是故事性差，道德理性强。
　　在给现在的国产电影以更多负面评价的同时，未成年人对国产电影的民族性还是强烈认同，并且有理性期待的。调查表明，“如果我们国家也可以拍出和这些美国电影一样好看，但故事却是发生在中国的，其中的人物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电影”，未成年人多数持欢迎态度：“比较喜欢”和“很喜欢”两种正面评价相加百分比为60%。这说明未成年人对学习美国电影经验进行国产电影的娱乐化改良抱有迫切的愿望，这集中体现了他们对民族电影的一种期待。
　　
　　三、 电影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
　　
　　（一） 电影对多数未成年人行为塑造具有实质性的正面影响
　　1、从观影感受看
　　在关于“欣赏完电影之后的感受”的调查中，排在前4位的依次是“被其中故事或人物精神感动，沉浸在影片中，久久不能忘记”，有效百分比为44.05%；其次为“心理压力被释放了，觉得轻松愉快”，43.85%；再次为“对生活有所感悟，领悟到做人的道理”，有效百分比为34.27%。“觉得刺激、兴奋，感觉很爽”，有效百分比为30.28%。这四项的有效百分比都在30%以上，明显高于其他选项。这些结果表明未成年人对电影中的正面价值情感的认同度非常高，且倾向于在电影中获得娱乐感受。另外，“讨厌其中的说教”这个选项有效百分比仅为3.52%，认同的人数最少，说明多数未成年人并不太反感电影的教育意图。结合以上分析可得出，未成年人的观影感受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接受教育，受到感染熏陶；二是获得娱乐，释放压力，觉得刺激。
　　2、从行为影响看
　　在同类的问题“看电影受到的启发”的调查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结果：未成年人从电影中受到的启发最多是“影响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对自己未来学业,职业做出设想”，有效百分比为65.77%；其次为“想拥有超凡的魔力”，有效百分比为57.60%；再次为“实施捐助等帮助他人的行为,参加了某个公益组织”，有效百分比为57.14%。这三个选项的认同度都超过了50%，明显高于其他选项。结合对观影感受的分析可知，电影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不但是在观影之后有明显的熏陶感染，而且还会产生实质性的结果，影响他们的人生理想和职业设想。
　　（二） 电影中正面的、德性的、个人化的价值受到较多认同
　　1、价值观认同特点
　　在关于“对电影中反映的价值观的认同”的调查中，得到以下结果：12种价值取向按照认同度高低排序分别为：“(1)做人要正直善良”、“(2)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3)品德和善行是幸福快乐的源泉”、“(4)靠努力学习和辛勤工作获得成功”、“(5)应当见义勇为，维护公共利益”、“(6)家庭和睦，谦虚礼让，孝敬父母、“(7)应当做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 “(8)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情自己应去做”、“(9)国家民族太空泛、遥远，应当注重自己个人事业的成功”、“(10)有权力的人威风，权力值得追求”、“(11)财富是幸福快乐最重要的条件”、“(12)抓住机遇，一夜暴富、成名”。 如果考虑到未成年的价值观还没有定型，还缺乏坚定明确的判断力，把排在中等位置的“大多数人认为对的事情自己应去做”这个选项排除在外，基本可以看出未成年人对电影中价值观的认同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几乎所有的正面价值都获得了高度的认同，而一些偏负面的价值观只得到低度认同。其中，正直善良、正义、品德和善行、努力学习和辛勤工作、见义勇为，维护公共利益、谦虚、孝敬等价值被高度认同，而那些表征财富、权力、名声的价值的认同度则远远低于以上价值。在所有选项中最突出的是认同度最高的和最低的选项： 多数调查者认同“做人要正直善良”，有效百分比为72.05%，认同度最高；同时多数被调查者不认同“抓住机遇，一夜暴富、成名”，有效百分比为51.28%，认同度最低。第二，德性的价值比功利的价值更受认同。正直善良、正义、品德和善行等德性价值被高度认同，财富和权力等功利价值则认同度较低。第三，个人维度的价值所获得的认同度高于家庭、国家、民族等维度的价值。虽然“抓住机遇，一夜暴富、成名”这个选项的认同度最低，但是被调查者并不反对个人的成功，只是更倾向于“靠努力学习和辛勤工作获得成功”。虽然被调查者很少认为国家民族太空泛、遥远，但是在对代表个人成功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两个选项单独进行选择时，还是将“成功”放在了“国家民族”之上。整体来看，被调查者认同从德性和功利两方面成就个人价值，而家庭、国家、民族等维度的价值则获得了相对较低的认同。
　　2、对价值观认同的分析
　　根据社会学家里斯曼的理论，可以将现存社会分为三种：传统导向、自我导向和他人导向社会。今天的中国正属于里斯曼所说的后两种情况。自我导向社会的特点是社会成员已经不能依靠遵循传统应付新情况，社会给予它的成员们较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并要求人们有更大的创造性，以高度个性化方式来指导自己的选择。这种社会的典型成员是自我导向者：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有自制力、有应付各种新情况的独立能力。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负责感和很强的个性。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力图控制环境。［4］很明显，被调查者对“家庭和睦，谦虚礼让，孝敬父母”选项的较低的认同度表明以家庭作为价值传承纽带的传统正被置于不太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国家和民族等维度的价值也获得了相对较低的认同。同时，被调查者对“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选项的高度认同，正表现了一种掌握自己命运和控制环境的自信；对“靠努力学习和辛勤工作获得成功”选项的认同则表明在以电影为代表的传媒的影响下，当代未成年人对自我实现具有相当明确的认识，正在形成强烈的自我负责感和个性。从传承文化传统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不太乐观，但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这无疑令人欣喜。
　　考虑到中国目前功利主义价值观普遍流行和精神生态堪忧的状况，未成年人价值观认同的前两个特点无疑让人非常兴奋。这说明目前电影所传达的价值观对未成年人的影响还是以正面为主且被他们所认可。但是，这种乐观必须打一个很大的折扣――因为这种积极正面的影响似乎并不是来源于国产电影。在对受调查者“最喜欢的3部电影”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国产电影的情况非常令人尴尬，因为它们的导向总体上是偏向负面的。
　　在频次排在前20名的电影中只有6部是大陆题材影片：《霍元甲》、《举起手来》、《疯狂的石头》、《天下无贼》、《爱情呼叫转移》、《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影片凭借什么吸引了未成年人？严重的是，这个答案主要是――诲淫诲盗，暴力、动作，低俗搞笑和一丁点儿的正义感。即使把香港背景的《宝贝计划》、《功夫》和《新警察故事》和虚无缥缈的《无极》也计算在内，结果也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增加了成龙的正义感和陈凯歌的暴力与色情。也许，导演们可以用商业电影本身所具有的欲望代偿机制来为这些影片辩解，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就此认为它们在建树正面价值方面的缺失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被调查者的正面价值取向来自何处？唯一可能的就是入选的那些国外影片。以《蜘蛛侠系列》和《泰坦尼克号》为代表的大片的价值取向比我们的电影更正面，健康，积极。尽管有成龙一贯的正义感，中国电影的价值取向在整体上比入选的国外影片更为负面。
　　（三） 回答矛盾表明不健康内容的隐性负面影响不小
　　以上的分析表明电影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和行为的影响是以正面为主的，但这并不能打消人们对电影负面影响可能性的顾虑。
　　在关于“对电影中的脏话,裸体,性,暴力的内容可以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的调查中， 44.71%的未成年人接受“没有此类内容”，46.61%的人接受“有少量此类内容”。这表明，大多数未成年人对脏话,裸体,性,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的接受度不高，是持排斥态度的。另一个关于“在电影中看到打斗,流血,犯罪,黑社会等画面时的态度”的调查表明：未成年人对电影中看到打斗,流血,犯罪,黑社会等画面的主要态度是“很反感”，有效百分比为37.36%，其次为“无所谓”，有效百分比35.56%，再次为“不相信这些真实存在”，有效百分比18.23%。和前一项调查一样，整体结果标明未成年人对负面内容是持排斥态度的。
　　但是，这两项调查的这种结论和另外四项调查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冲突。在排名前30的最受喜欢的娱乐明星中，有13人是影星。其中，最受未成年人欢迎的是成龙，支持率为10.21%。其他进入前30名的明星按照排序分别为周杰伦、周星驰、李连杰、刘亦菲、黄晓明、刘德华、周润发、孙俪、施瓦辛格、章子怡、李小龙、玄彬等11人。这些最受欢迎的影星中几乎一半是动作类明星，他们的电影和暴力息息相关。同时我们看到，在排名前二十名的电影中有70%的电影是充满暴力或者和暴力相关的，典型代表如《蜘蛛侠系列》、《功夫》、《满城尽带黄金甲》、《霍元甲》、《007系列》等影片。在“看电影的目的”的调查中，11.59%的人选择了“看令人兴奋的动作、暴力场面”。在“看电影受到的启发”的调查结果中，8.93%的人选择了“实施了暴力倾向的行为”，21.35%的人选择了“想去习武,浪迹天涯,闯荡江湖”。这四项调查表明电影中的暴力不但左右了部分未成年人对影片和影星的选择，而且对他们的现实行为有实质性的、明显的负面影响。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第一，在前面对“脏话,裸体,性,暴力的内容”接受程度的调查中，即使在多数人排斥的同时，仍然有4.97%的人接受“有较多此类内容”，有3.7%的人接受有“大量此类内容”。第二，在“对电影中看到打斗,流血,犯罪,黑社会等画面的态度”的调查中，即使多数人持排斥态度，仍然有8.85%的人认为这样的画面“很有派，很帅，很酷，值得模仿”。虽然这三个数字算不上多大，但是考虑到“好”的选项的诱导性，上面两个调查中对不健康内容负面影响的调查结果有可能是偏于“健康”的、部分失真的。结合以上多项调查结果综合分析可知，即使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好”的选项，但不健康内容在未成年人中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负面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四)一小部分人存在犯罪可能性
　　1、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析
　　未成年人正处于生理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思想活跃，好奇心强，身心发展不平衡，理性思考能力弱，易受本能情绪冲动所影响。高达57.6%的人“看电影受到的启发”是想拥有超凡的魔力，这说明他们在区分现实世界和电影的虚构世界上缺乏理性能力。面对极富感染力的电影世界，未成年人非常容易认同其中的人物和故事，被其中不健康的内容所影响，失去正常心理调整能力，如果遇到极端情况，很容易失去控制违法犯罪。实际上，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势非常严峻。90年代至今，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较80年代提前了2至3岁，其中不满14岁的少年违法的比例在增加。1998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率逐年上升，每年有数千名未成年罪犯被关押改造。[5]犯罪心理学对青少年罪犯和普通同龄人的对比研究[6]表明，犯罪少年具有明显不同的人格和价值观特点。具体来讲，低的谨慎性和低自我控制能力对青少年犯罪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道德观对青少年犯罪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
　　2、调查结果的隐忧
　　调查显示，未成年人中11.59%的人“看电影的目的”是“看令人兴奋的动作、暴力场面”。在“看电影受到的启发”中，8.93%的人选择了“实施了暴力倾向的行为”，21.35%的人选择了“想去习武，浪迹天涯，闯荡江湖”。8.85%的人认为打斗，流血，犯罪，黑社会等画面“很有派，很帅，很酷，值得模仿”。观影感受中30.28%的人“觉得刺激、兴奋，感觉很爽”。这些数据说明，在被调查者中间确实有一小部分人表现出了低的谨慎性、低自我控制能力和弱化的道德观，这一部分人在未来的生活中犯罪的可能性非常令人忧虑。
　　当代中国，尤其是大中城市，正在进入里斯曼所讲的“他人导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典型的“他人导向者”完全依靠他人的不断认可和支持来确定自己的自我形象，他的生活方向和目标主要由与他在年龄、阶级地位等方面相似的同辈群体来决定。[7]他人导向中重要的内容正是传媒导向。作为传媒的核心内容，电影在制造时尚、偶像和标准方面具有强大的力量。考察当前部分电影所传达给未成年人的导向，情况令人不安。
　　在未成年人所喜欢的一些电影中，提供给孩子们去模仿的是酷的，暴力的、反叛的英雄。在最受未成年人喜欢的电影中竟然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充满暴力血腥和色情乱伦的电影（该片在北美被定为“R级”），有《蜘蛛侠》那样的R级的动作、冒险、科幻、惊悚电影，还有极度暴力的《霍元甲》。在最受未成年人欢迎的电影类型中，五种具有很大负面影响可能性的影片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同，分别占据20%-38%的比例。它们是惊险、灾难片22.46%，魔幻、神怪片37.94%，警匪、黑帮片20.76%，惊悚、恐怖片25.88%，反特、间谍片21.07%。电影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生动直观性和巨大的感染力，这使它很容易被观众接受和模仿。1984年的《燃烧的床》、1975年的《大法师》都曾被成人观众模仿，酿成凶案。香港的《古惑仔》系列一直是大陆未成年罪犯喜欢模仿的电影。长期被那些限制级的影片所包围，未成年人的心理会被严重扭曲：变得没有爱的能力，缺乏和善仁爱；变得恐惧暴戾，将现实世界和电影虚拟世界混同；对他人的痛苦感受变得麻木，更倾向于采取攻击侵犯性的行为。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未成年人把霍元甲之类的暴力英雄当作自己的偶像，还经常处于极端血腥的《拳霸》这类暴力文化的包围之中，其心智会受到怎样的摧残？毕竟，未成年人缺乏辨别力，在成人看到正义的暴力中，他们所能看到的更多是刺激、残酷和本能的快感。美国屡次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件，其凶手都是经常观看暴力电影的青少年，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
　　
　　四、对策研究
　　
　　针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尽快实行电影分级制。电影分级制度指的是某一组织根据影片中脏话、色情、暴力、恐怖等内容的含量把影片划分成若干级，给每一级规定好允许面对的群众群。分级制最重要的作用正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目前实行分级制的国家中，分级审查的执行组织既有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也有行业协会下设的志愿性组织，还有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各个国家的分级制度效力不同，一些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一些则只对公众提供参考性意见，还有的则采用了强制与建议相结合的方法。[8]我国目前还没有分级制，而是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实行审查制。但是，我国现行的审查制度更多地是从综合的政治文化角度来管制电影中不健康的内容，保证电影“不犯错误”。在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解放对创作人员的艺术限制方面，这种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正因为这样，才使《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电影进入了未成年人的视野并成为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目前的审查制度至少导致了接受和创作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在接受层面，成年人不满足，艺术需求被遏制；青少年受伤害，娱乐成为毒害。二，在创作层面，老少皆宜的追求导致老少皆不宜，多样化的创作冲动被桎梏；观众细分必然导致创作细分，可针对细分市场的艺术追求却无法实施。从产业角度看，随着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加快，观众市场越来越细分，老少咸宜显然不符合经济规律。从文化角度看，通过分级制保护未成年人目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第二，加强院线、音像制品租售、和网络管理。目前中国的电影行业没有自己的法规，院线管理非常混乱，影片的票房普遍存在着透漏瞒报现象。在这样一个唯利是图的、缺乏法律制约的放映环境中，影院很难拒绝把成人电影票卖给未成年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分级制即使有了意义也不大。其次，音像制品、网络和电影属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而且管理混乱。在目前网吧未成年人管理成效欠佳的情况下，很难想象分级制的精神能够被落实到这些渠道中。所以，分级制的实施更重要的是怎样使分级制适合中国特点，以及对执行分级制的操作困难的充分考虑。但是，不管分级制是否实行，都应当进一步加强院线管理、音像制品租售管理和网络管理。
　　第三、采取有效手段培养未成年人观看国产影片的习惯，开发国产电影增进未成年人民族认同的潜能：一、加强民族文化题材影片创作。民族传统题材故事对未成年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但我们目前开掘的广度与深度都有待加强。二、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作为电影创作的支撑，利用渗透在国人血脉中的价值观念增加电影的亲和力，同时也增进观众的民族认同。三、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欣赏入手，以优秀的国产影片为媒介，潜移默化地培养未成年人对国产影片的观影习惯。在这方面韩国电影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第四、增强国产电影在娱乐中建树正面价值观的能力。受商业利益驱动，当前的许多电影在性、色情、暴力、惊悚、恐怖等商业元素方面层层加码，在梦幻和代偿机制的理论之下，打着娱乐的旗帜大肆繁衍。同时，由于电影产业化政策的深化和文化的民主化，审查的标准越来越开明，结果导致许多包含不健康内容的电影在不犯政治错误的前提下都统统走向了“老少皆宜”的市场。这样的电影不注重正面价值观的建树，只关心对人心中低俗需求的迎合，不但对未成年人影响很坏，而且也不是最能满足未成年人观影需求的类型。未成年人对弘扬正面价值的电影非常喜欢，当前的电影创作应当在增强娱乐感染力的同时，增强建树正面价值观的能力。诚然，电影是一种非常态叙事、奇观奇迹叙事，商业娱乐内容更能满足它本性的要求。但是，这并不表示正面的价值观就不具有娱乐性。比如，正义感和感官刺激一样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勇敢的心》中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激情和刺激感官的战争场面都具有巨大的娱乐性。遗憾的是，在寓正面价值观于娱乐这一点上，国内的影片在分寸把握上经验还比较欠缺。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逐渐进入他人导向、传媒导向的消费社会，以电影为代表的娱乐传媒业所传播的信息和提供的娱乐正在塑造着当代中国“娱乐至死”的一代青年人。“90后”的未成年人没有对传统纸媒的依赖心理，天然习惯于以个人化的方式欣然接受当代娱乐化传媒的各种影响。电影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不但关乎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更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鉴于当前我国电影管理还比较落后的现状，每一个电影相关从业者，尤其是生产者和管理者，都应当在具体的工作中怀揣一颗责任心和爱心，更多为未成年人着想，通过自己的双手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一个健康的电影传媒环境。
　　
　　注释
　　[1]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2]25所学校中，小学包括新街口东街小学、穆家峪中心小学、良乡小学、大兴小学、师大附小、房山蒲洼小学、翠林小学；初中包括穆家峪中学、良乡中学、大兴中学、平谷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北京师范大学三附中、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一中、密云实验中学；高中包括密云实验中学、良乡中学、大兴中学、平谷中学、崇文门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北京师范大学三附中、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东城职业技术教育学校等。
　　[3 ] 根据有关规定，香港影片、香港内地合拍片均属国产影片。本文以香港电影、国产内地电影以示区别。
　　[4] 参见黄育馥《特性与社会――D.里斯曼和他的“孤独的人群”》，《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5]赵秉志，教育部重大课题“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2006。
　　[6]段晓英 黄慧 王存文《人格、白我控制、价值观对青少年犯罪影响的Logistic回归》，《医学与社会》，2006 年8月，第19卷第8期
　　[7] 参见黄育馥《特性与社会――D.里斯曼和他的“孤独的人群”》，《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8]参见赵民《对我国电影实施“电影分级制”的再思考》，《新闻大学》，2003年第4期。
　　
　　黄会林：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刘藩：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许波：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
　　赵玉琦：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
　　王淑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赵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