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醉西厢六十年】八十年代山西西厢酒

　　文艺史上，王实甫的《西厢记》是独特的；学术史上，蒋星煜的《西厢记》研究也是独特的。近来读了蒋星煜先生的《西厢记研究与欣赏》，深感其书系统完整，纲举目张，资料翔实，凡涉及《西厢记》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他以自己沉醉西厢六十年的功力，成为《西厢记》研究中广博精微集一身者。
　　用“沉醉西厢六十年”来评价蒋星煜先生的《西厢记》研究，是非常形象生动的。他从1949年接触《西厢记》到2009年，出版有关《西厢记》的专著有七种。2009年的《西厢记研究与欣赏》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收集了蒋先生关于引论4篇，版本研究4篇，关目欣赏4篇，形象剖析4篇，时空设计3篇，改编演出9篇，绘画欣赏5篇，评注翻译9篇，文苑影响5篇，历史留痕3篇，故事新编1篇，附录3篇，研究时间跨度久、评述精深、内容广博。
　　而用“广博精微”来评价蒋星煜先生的《西厢记》研究，也是最实事求是的。广者，指其研究《西厢记》，不是孤立地就戏论戏，而是将它放在整个文学史、艺术史、戏曲(批评)史的广阔背景下去研究：博者，指其研究《西厢记》，不是“一元式”地仅仅站在戏剧学的单学科角度的文艺批评，而是多元式地博采诸如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美学、训诂学、诗词学、音韵学、比较学……乃至心(性)理学等多学科的学术性研究，甚至还“与时俱进”地结合现代采用渗透式阐述精者，指其研究《西厢记》，历经六十年，已涉及《西厢记》的大量版本，并通过细致地一剧折、一曲一白、一字一句的艰涩考证，正本清源地去解析它们的源头、演变、传承、改编、发展，以及成书后的历代褒贬和诸多版本的真伪优劣，在这样严谨深厚的治学基础上，最终得出他精当且令人折服的总评结论；微者，指其对每个人物、每支词曲、每句对白在全剧中如何发生变幻、如何推进剧情、如何描摹心情及其变化演进的条缕分析，都细微到发丝的程度。
　　关于评述深，我们以《西厢记的喜剧效果》一文为例，其中分为“选取了悲剧的题材”、“全方位地予以喜剧化”、“始终未能摆脱悲剧的阴影”、“喜剧化的尝试都未能成功”、“结语”五个部分，虽然题为“喜剧效果”，但从四个标题可以看出蒋先生对该剧在形式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即对究竟是喜剧还是悲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西厢记》不能说是一部典型的喜剧，根据外国的喜剧理论，不能称其为喜剧，因为喜剧是‘使本来不值什么的、虚伪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归于毁灭’，丑是喜剧的起源实质，在艺术上有批判的因素。在《西厢记》中，我们既看到了美，也看到了丑，对爱情的追求是美的，对爱情的呵护是美的，影响爱情发展的阻力是丑的。其实艺术作品总是在展现美与丑，是美与丑的较量，最终表达的都是对美的讴歌和对丑的鞭挞。《西厢记》中张生应试高中并且及时返回与莺莺团聚，是大团圆的结局，你终不能称其为悲剧，因为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坏给别人看。红娘的帮助没有白费，莺莺的追求没有徒劳，张生没有白跳粉墙，这些都是表现由悲而喜的喜剧。所以《西厢记》既不是典型的喜剧，也不是典型的悲剧，排除西方喜剧理论的干扰，称其为悲喜剧何尝不可?正因为悲喜的交集冲突，跌宕起伏，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西厢记》在元杂剧中就是独特的。文艺批评应是由作品引出理论概念，而不是由理论框架去评说作品。”另外，他的分析也非常鞭辟入里，如《解读疑是玉人来是研究西厢记的钥匙》一文在对“疑是玉人来”一诗的解释中，他认为诗是莺莺所写，然“玉人”乃莺莺平?张生读解“玉人”自当指“小生我也”，可偏是张生来了却遭到莺莺指责。所以玉人究竟指谁，各人可以理解，这是一种朦胧美。蒋先生在此将研究与欣赏同时展现在读者面前。其实对玉人的理解、蒋先生认为，张生对“玉人”的理解这一细节，是服务全局、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契机。后来由此生发的戏剧节奏与人物心理节奏，都把戏推深推细，诱人细品，吊人胃口，煞是好看。至于在《粉墙儿高似青天》一文中，蒋先生讲到男追女一座山，女追男一张纸的爱情间隔，即所谓西厢的座粉墙，认为它无论有多少高低，张生必定要翻过去、翻不过去，爱情之门就打不开。假如这堵墙是有形的，那么不会太高，因为这堵墙只关春色不防贼。但心里的粉墙却高似万丈，深如鸿沟，不过张生终于跳过去了。于是有人便关心起这堵墙究竟在哪儿?对此，蒋先生认为，明万历八年就曾有《崔张旅寓西厢风月姻缘记》，看来故事都发生在西厢。作为宗教学者的张振国也曾专门去问了一下佛教界的朋友，他们均认为当年大寺庙的上客堂都是给施主住的，按照轴线安排应该是在大殿后面有东西厢房，就是上客堂，中间有矮花墙隔开，东厢房住的是张生，莺莺等三位女性住西厢房，所以故事是在西厢房发展的，故名《西厢记》。而粉墙则在东西之间，是南北向的。张生无法绕过大殿，故只能跳墙。西厢的房屋也有可能是好几幢，以体现幽深、繁华。所以“恐怕只能解释为西厢是组房子，有好多间。甚至前后两进，多有东厢、西厢一组房子”。蒋先生对此的研究是十分细致的。
　　关于这本书内容的广度，我们以版本研究为例。《述略》一文是这单元的总纲，虽然不是同一时期写就，但与下面几篇文章构成呼应，总分关系明确。在《西厢记版本述略》一文中重点论述《凌漾初刻本及其广泛影响》，由面到点，由粗到细，肯定了凌�初精细的校勘和谨严的评注。至于日本学者久保得二和传田章之疏失，蒋先生反而说“由于久保得二一条讹误的记载，反而使我在探索中知道了许多平时忽略的版本，知道了《西厢记》、《琵琶记》当初流行的盛况，真可以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蒋先生的研究是严肃而认真的。作为蒋先生的学生，本文作者之一魏捷初听蒋老师的讲课，就是开始于《西厢记》。最近，在与蒋先生的一次聚会上，我就陈云发先生曾发表的《(西厢记)中崔夫人形象谈》一文所述的崔夫人对张生的赖婚是一种“试探”这一“创见”时讨教蒋老师的看法。他回答我说：“这个问题我暂时不作评论。”但从蒋先生该书《老夫人的艺术定位》一文中，我似乎已经得到了他原则性的解答，王实甫固然尚未具备“反封建”的意识，崔夫人护卫礼教当时是实实在在的，她的出发点是明确的。只是僵持于礼教、崔夫人与活生生的人性情爱的较量往往“失算”，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自己”。
　　沉醉西厢六十年，蒋先生认真负责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感佩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