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_弘扬先贤思想遗产　拓宽学术研究空间

　　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联合主办，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承办的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8月7日至9日在京郊举行。
　　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在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一书过程中，发现了萧氏写于抗战初期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养成班理由及办法》等一批珍贵文献。萧友梅先生从当时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形势出发，以一个职业音乐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及时提出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等主张。新发现的史料充分体现了萧友梅音乐思想的进步性，在今天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次研讨会旨在结合这些新发现的史料，联系萧友梅一贯的道德人品、办学精神、治学态度、美学思想，对当前的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音乐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讨。来自全国10余所音乐学院和音乐研究所的近40位音乐学和作曲专业的学者、教授参加了研讨会，共提交论文30多篇。会后主办方将收集优秀论文编辑、出版《萧友梅研讨文选》。
　　本次研讨会得到了中宣部和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了《人民音乐》和《音乐周报》等多家媒体的响应。同时，研讨会也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王次�院长于百忙之中撰写了以“弘扬先贤思想遗产，拓宽学术研究空间”为题的开幕词。
　　会上，代表们讨论的比较集中的话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专业音乐教育
　　
　　萧友梅是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而与会代表们也大多来自音乐院校。联系萧友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大家对当前的音乐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王次�指出：“有四个方面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改进。第一，如何加强音乐教育的实践性，也就是如何使受教育者面向社会音乐实践，成为社会音乐发展的推动力；第二，如何增强专业音乐教育的文化含量，使音乐教育融合在文化艺术的大氛围中；第三，如何提升音乐教育的民族意识，也就是如何建立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第四，如何提高音乐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也就是如何使中国的音乐教育立于世界音乐教育的先进之林。”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王勇老师强调：“面对今天专业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为了经济效益而办学，学生就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专业创作与教学、与音乐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他提出“应该树立音乐要为国家服务的教育理念，应该根据社会需求，更准确及时地调整我们的教学。”同时，他也希望：“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功能，更好地调整音乐类专业人才的供需关系。”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周世斌认为：“近十几年来，我国高等音乐教育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但是也产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专业音乐教育办学定位的偏移或含糊不清。一些高校忽视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失去自我，盲目扩展专业，贪大求全，在发展中迷失方向。事实上，除了地盘够大、人数够众、学科门类够多以外，办学质量和水平上并没有明显改善，反而造成一种丧失特色、貌合神离的尴尬局面。萧友梅在办学过程中强调音乐学科建设的严谨性、科学性和音乐专门人才培养的循序渐进，这种严谨、科学的治学风范确实值得当今的音乐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敬仰。”山东师范大学刘再生教授指出：“萧友梅时代‘国立音专’的办学经验，依然是值得我们回味的。”“我们今天的教育，‘官本位’的现象比较严重，行政机构庞杂。教师队伍中亦不乏滥竽充数者。绝大多数的音乐专业学生的学习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追逐时尚，随波逐流，缺乏萧友梅所说的‘培养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家必具之精神、思想与情绪’。”
　　
　　二、关于音乐创作和作曲教学
　　
　　70年前，萧友梅曾在《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一文中提出“建立国民乐派”的主张。弘扬先贤思想，多位代表提出要建立新世纪民族乐派。中央音乐学院王震亚研究员指出：“萧友梅出国学习音乐，回国埋头创办专业音乐教育，毕生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中国的民族乐派，使中国音乐能像俄罗斯民族乐派那样在世界上‘与人争一日之长’。在几十年音乐普及的基础上，我国近20年来涌现了一批才能杰出的音乐人，他们经过严格的学习之后，以蓬勃的朝气为中国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在多种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国外的一些音乐活动中频繁出现他们的作品，并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这些成就和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乐派相比虽然还有差距，但是否已开始实现了萧友梅的中国音乐‘与西乐有并驾齐驱之一日’的宿愿了呢？”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金湘强调：“作曲家都应该向萧友梅学习。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倡作曲家应该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不是空洞的口号，‘新世纪中华乐派’并非由谁提出，亦非由谁来建立，它实际上是每一位华人音乐家（不论是先人或今人）早就在追求、实践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综合体。现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只是为使人们目标更明确，奋斗更自觉。”前星海音乐学院院长赵宋光建议：“要想建立‘新世纪中华乐派’，必须确立四大支柱：首先对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其次是对音乐教育内容的民族主体化进行更新转轨，第三是音乐表演艺术多方位开拓民族特色，第四是音乐创作在民族音乐文化沃土上的自觉创新。”
　　“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富有感染力的话题。会上，代表们意犹未尽，会后（8日晚）又在赵宋光的房间里组织了一个学术雅集，自愿参加的代表们一直辩论到次日凌晨。
　　建设新世纪中华乐派是几代作曲家们的夙愿，但是要实现这一理想，必须要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作曲人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陈丹布教授长期从事作曲教学工作。他指出：“中国音乐创作所面临的紧要问题是，我们在‘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先锋音乐的技术和风格并将之运用于教学和音乐创作实践的同时，我们也有可能正在失去我们的个性和风格，丢掉了我们的传统。在一些新作品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个音响接着另一个音响、一种不协和紧跟另一种不协和、一片一片的织体、一串一串的噪音和大量错乱的节奏。而可听的旋律越来越少，打动人心的音乐也越来越少，音乐的灵魂不断地缺失，音乐发展似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随之而来，现代音乐的缺陷和弊端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必然的――我们的音乐创作离普通观众越来越远，其受众面越来越窄（有时甚至窄到只剩下了作曲家们关起门孤芳自赏）！”“我们的作曲教学中存在着‘四大件’教学与主科教学脱节、学院音乐与社会音乐脱节、‘作曲圈子’与其他音乐专业圈子脱节、作曲学生的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学生在技术不过关的情况下，心态浮躁，盲目‘跟风’，匆忙学现代音乐，训练风格单一，缺乏个性的创造性。他们很少写旋律，普遍认为写旋律‘拿不出手’。他们比较注重作曲技术的训练，但往往会忽视音乐思想的表达和音乐灵魂的塑造。”他认为：“与西方音乐不同，中国音乐以线性思维为主，以纯粹的旋律方式架构音乐，旋律的线性发展决定整个音乐的结构和风格。”因此，他呼吁：“应该再一次解放思想，大胆地进行另一次的创新尝试：恢复和加强旋律写作的意识，回到旋律线条写作的发展道路上，在不同于以往的层次和高度上‘让中国风格的旋律写作重新发扬光大’！应该努力创作可听性强，可让更多听众理解的音乐，要建立某种‘新’的、具有民族特性的、多样的音乐写作方式。”
　　
　　三、关于音乐史料建设
　　
　　本次会议的召开，主要是源于一批新发现的珍贵史料。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的汪朴和黄旭东老师在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一书过程中，搜集到了一批尘封数十年、出自萧友梅手笔的珍贵文献（已刊登在《中国音乐学》今年第二期上）。新史料使我们对历史人物、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与会者纷纷向新史料的发现者表示感谢和敬重，并呼吁要加强音乐史料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认为：“只有对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充分的了解，才能解答历史疑案。如果没有把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特定背景搞清楚，就难以判断事情的性质。”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居其宏指出：“重视史料建设、加强史料的搜寻与辨伪，是当前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关键。在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和教学中，必须牢固确立‘史实第一性’原则，使之成为历史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历史解读的惟一依据。”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彭丽副教授认为：“近代音乐史料的发掘之对于近代音乐史，有如考古学之对于古代史；如若说考古发现是人类纠正对于祖先文明程度认识严重不足的依据，那么史料的发掘与解读则是对历史人物评价不断修正的重要凭证，并以此来‘还原’真实的历史。”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梁茂春教授强调，在相对较为浮躁的今天，“应该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和挖掘史料的精神。”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认为：“要‘重写音乐史’，首先需要发现更多的资料。没有史料就谈不到有可靠的研究。史料搜集可以按专题来做，也可以有组织地挖掘。另外，国家在科研项目上应重视史料的收集工作。”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郑祖襄教授指出：“现今社会音乐文化的全方位发展，需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提供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音乐史知识、经验和教训。以往近现代音乐史学单一、片面、不丰富、不全面的缺陷，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或者说，是不能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新形势。而造成近现代音乐史学这种落后的根本问题，是史料的不充实、不完备，而陈旧的、不科学的史学观念又往往成为挖掘史料的阻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讲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史料，没有‘实事’就谈不上‘求是’。如果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在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上没有大幅度的进展和改变，那么‘重写音乐史’仍然是遥远的。”
　　会议最后，刘再生教授提出建立中国音乐资料馆的倡议，并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四、关于萧友梅的音乐思想和学术人格
　　
　　萧友梅不仅是一位重要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位勤于笔耕的音乐理论家。他那丰厚的音乐文论不仅引导和推动了20世纪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而且对今天的音乐工作者仍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会上，多位同志发表了对萧友梅音乐思想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西安音乐学院罗艺峰教授的《从“文明交往论”看萧友梅音乐思想的构架与内涵》一文，视角独特，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文章指出：“处在20世纪初的萧友梅是中西音乐文化交往的先行者，这个时期正是中西文化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但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力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造成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几乎是单向的流动。在中西音乐文化的互诉、互动、互容、互渗过程中，萧友梅的文化态度是积极融合而反对消极模仿。他积极把中国音乐融入世界音乐体系，从而增强中国音乐文化的交往力。从萧友梅的音乐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全景式文化视野、全体式知识结构以及全元式价值指向三大架构。”
　　萧友梅之所以有那么高的成就和声望，与他的高尚人格是分不开的。郑祖襄教授认为：“萧友梅使当今的音乐家、音乐学学者、音乐院校办学者相形见绌。最突出、也是最耀眼的，不是萧友梅的才能，而是萧友梅的思想和人格。他的思想，就是创办、建设中国的专业音乐事业；他的人格，就是以民族文化、艺术事业为重的独立人格。萧友梅的一生中，人格和才能是相映成辉的。人格的高尚维护了学术的尊严、文化的尊严。今天的音乐家、音乐学家，或者是音乐院校的办学者、管理者是难以与这位音乐前辈相比的。”
　　除了以上几个比较集中的议题以外，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的《用音乐唤醒民族意识》、旅美学者周勤如的《资料共享与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等论文，也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央音乐学院俞玉姿老师还宣读了她电话采访萧友梅的女弟子李惠年的记录，这位百岁老人通过俞老师表达了她对会议的祝贺。
　　两天的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代表们求真务实，联系实际，针对问题，提出己见。温故而知新，缅怀历史人物，是为了今天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正如王次�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对于先贤们的思想遗产，一定要进行分析，继承与弘扬其中在当今仍有价值、仍有教育和启迪意义的内容，从而使自己更理性、更自觉地在合乎历史与艺术发展规律的道路上前进。”
　　
　　宋学军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