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形象【试论昭君和昭君形象各异的原因】

　　[摘要]昭君和昭君出塞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正史记载非常简略。其实昭君更是一个艺术形象,千百年来,昭君形象变化众多各异,素材的可塑性和多义性是其形象各异的主要原因。评价昭君形象,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正确地挖掘其审美价值。
　　[关键词]昭君;历史人物;艺术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2-0065-04
　　
　　王昭君这位2000年前被举行和亲政策的汉元帝赐给匈奴单于作阏氏的宫女,在历史上并不是声名显赫的人物。正史对她的记载相对简略,但是有关她的传说故事,则在我国广泛流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2000多年来,文人墨客你吟我唱,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塑造了众多各异的昭君形象。本文主要从历史上的昭君谈起,对昭君形象各异现象作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历史上的昭君和昭君出塞
　　
　　昭君和昭君出塞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有关昭君的身世经历在《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仅有不足300字的简略介绍。《汉书•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前33)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絮,皆信于黄龙(前49)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前31)死……(大阏氏长子)雕陶莫皋立为复株累若�单于……复株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
　　《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清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悚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逐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逐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从中可以看出昭君是一位美丽的民间姑娘,选为宫女,后被汉元帝赐给匈奴单于。王昭君到了匈奴处,跟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两年后,呼韩邪单于去世,大阏氏的儿子雕陶莫皋被立位为复株累�单于,想按胡俗娶王昭君为妻,这跟汉族的封建伦理道德相抵触,王昭君曾给汉成帝上书,要求回汉朝,汉成帝敕书让其从胡俗,王昭君只好从命,做了复株累若�单于的阏氏,后来生了两个女儿。
　　
　　二、昭君形象的丰富性
　　
　　前面已经谈到,昭君的历史记载比较简略,但昭君出塞的故事,广泛而强烈地吸引着历代的艺术家,他们用音乐、绘画、诗歌、词曲、变文、戏剧、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进行了再创作,真是“万种丹青画昭君”。单就文学而言,历代文人对这个历史题材表现了浓厚的兴趣。石崇、鲍照、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袁枚等著名诗人,都有咏唱昭君的诗作,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00多首。以昭君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从元代马致远起,直到现代杰出的剧作家郭沫若、曹禺,也有20多出。敦煌发现的变文说明至少从唐代起,昭君故事已广泛流传于民间。此外,元代散曲、明清鼓词,也往往以昭君故事为题材,小说以及演唱昭君故事的民间戏曲和昭君小调,更是不计其数。清人胡凤丹曾编辑了一本《青冢志》,其中收录的诗歌有400多首,记载昭君事迹的所涉及目书有230多部,洋洋大观。这些形象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悲剧形象,有的还具有反叛、争取自由的性格;一类是笑盈盈的形象,是民族和亲、友好使者的昭君形象。前一类较为复杂,表现出不同的主题人物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种:被幽禁、被放逐、饱尝风霜之苦的昭君形象;在异地他乡忍屈受辱,又耻于归汉苟且偷生的昭君形象;眷恋汉宫,思念汉主,盼望重返汉宫,得到君王宠爱的昭君形象;为自己免遭幽闭深宫或为君王始乱终弃的悲惨命运而感到庆幸宽慰的昭君形象; 对旧主充满怨恨的昭君形象;虽被君王遗弃但仍百般体贴,原谅和思念旧主的昭君形象;如仙女下凡到匈奴,锦帐毡城,春秋美好的形象;用牺牲个人幸福和生命来保全国家民族的昭君形象;勋比卫霍,功压貔貅,以“红颜安北稷”的昭君形象等。这些形象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王昭君描写成一个满怀幽恨、悲痛欲绝、哭哭啼啼的悲剧人物。
　　历代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词,今存最早的是西晋石崇的《王明君辞》,这首诗怜其远嫁,多哀怨之声,诗中宣扬大民族主义和封建道德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继石崇之后,隋代薛道衡的《昭君辞》,唐代东方蚪的《昭君怨》、李中的《王昭君》等,都宣扬了类似的思想。
　　南北朝时梁朝吴均所撰《西京杂记》在记载昭君故事时,增加了王昭君受画工毛延寿的勒索迫害、毛延寿因受贿作弊而弃市等故事情节。《西京杂记》揭露了封建宫廷的腐朽黑暗,歌颂了王昭君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正直品格。王昭君既不阿谀奉承,又不贿赂画工,因而才被埋没,这正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 的门阀时期人才被埋没的黑暗社会的缩影,毛延寿的丑恶行为就是那些门阀士族争权受贿的写照。毛延寿被斩,也表现了人民渴望清明政治的强烈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写得不同流俗,颇有新意,为时人传颂。对比最为鲜明的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的昭君形象和曹禺《王昭君》中的昭君形象。
　　综上所述,文人作品中的昭君形象相对比较丰富,且不同时代昭君的形象各异。一个历史人物以如此各异的形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之中,这在中外艺术上也是不多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这一特殊的艺术现象。
　　
　　三、昭君是一个艺术形象
　　
　　昭君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元帝时,汉强匈奴弱,昭君出塞,是元帝主动实行民族和睦政策的具体表现。之后的昭君出塞故事都没有采用正史的说法,而是经过了一定的艺术加工。既然经过了艺术加工,昭君就成了一个艺术形象,昭君出塞也就成了作家反映现实的历史题材,有着艺术的规律: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必拘泥于史实,可以用想象、虚构、夸张,可以借历史人物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即托物言志;可以挥动时代所赋予作者的各自不同的彩笔,推陈出新、别出心裁地描绘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文人笔下的昭君形象也存在着差异。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在他未入世时,忠于君主,希望得以重用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曾写过《王昭君》二首。诗中的王昭君是一个思恋汉宫、眷念旧主、期望得到宠爱的弃妃形象:“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见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当白居易居官之后,终因刚直不阿,触犯了达官显贵,被打击诬陷,排挤出朝廷时,又曾写过三首咏昭君的诗。这时诗中的昭君不再是“��”君主了,而是仇视奸佞之臣、抱怨君主、满怀悲怨之情的王昭君了。
　　王安石作为一个深知历史的改革家、文学家,为了直接表述自己的观点,写了二首《明妃曲》: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着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与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政治上的进步,使他在文学艺术领域也不守旧,传统的历史题材,却能立意翻新。《明妃曲》第一首一反过去归咎毛延寿欺君的正统观念,对封建皇帝的好色、自欺进行了批判。结尾道出了封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妇女受压迫、遭蹂躏的不合理现实。第二首则一反过去“��”旧主的封建伦理观念,肯定了“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这种“相知”不仅仅存在于汉人与汉人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汉家与胡地。诗中的王昭君不再是留恋君恩的昭君形象了。
　　生活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人民灾难极其深重的元代的马致远,不满蒙古贵族残酷的民族压迫及南宋政权的卖国投降、腐败无能,敬仰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爱国英雄。面对现实社会的矛盾,作者不能无动于衷,他只能借用历史人物事件来抒写自己胸中的怨愤,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因此出现在《汉宫秋》中的昭君形象便成了批判朝臣屈辱投降、卖国求荣和歌颂爱国主义精神的悲剧典型。全剧用王昭君身上的不屈正气,反衬出那些“以女色败国论”来文过饰非者的怯懦与无耻。
　　《汉宫秋》还渲染了昭君与元帝的爱情悲剧,给昭君个人深深染上了悲剧的色彩。读完《汉宫秋》,使人感到了时代的脉搏在跳动,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根据《汉宫秋》改编的戏曲,至今仍是我国戏曲舞台上的保留剧目。后来许多文人也多从《汉宫秋》中汲取营养,通过作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董必武有诗云:“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诗人以高超的见识,写出了昭君的历史功绩,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这首诗如今被刻在呼和浩特市南郊昭君墓(俗称青冢)前的石碑上。著名的剧作家曹禺的《王昭君》剧本,则抛弃了历史上咏昭君总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评价昭君和亲的错误见解,写出了我国各民族要求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共同愿望。剧中的王昭君是一个沉静温柔、性格坚强、胸怀广阔的女子,为了胡汉和好、永息兵戈,她深明大义、慷慨请行、自愿和亲,肩负起担当胡汉友好使者的责任。到匈奴处后,又以她宽大的胸怀和政治家般的机敏才干,帮助单于揭露、粉碎了野心家的阴谋和叛乱,巩固了汉胡友好联盟。她不再是屈辱的随葬品,而是民族和亲的友好使者。她是满脸含笑、风姿绰约,着胡装、跨骏马,愉快奔向和亲之路的巾帼英雄。曹禺的《王昭君》反映了巩固、发展的民族团结的时代要求。
　　综上所述,王昭君是一个历史人物,但她却是一个既真实又带有理想色彩的典型。她是一个艺术形象,是作术家想象的结晶,是时代的花朵。因此,带有不同时代、不同作家、艺术家的鲜明烙印。
　　
　　四、昭君素材的可塑性和形象的多义性
　　
　　不同时代环境下,作家的政治倾向、思想感情也不同,这是昭君形象各异的主观原因,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历史素材本身方面的原因。
　　昭君出塞的历史记载十分简略,以至昭君到底是被迫出塞和亲,还是自愿请行的,是因入宫三年“不得见御”而“积悲怒”才请行,还是因深明匈奴和亲的重要政治意义才慷慨请行的等等问题,史家们还在考证,并无定论。正因为历史文献只提供了一个模糊的、朦胧的历史人物的简历概况,素材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因此给不同时代的作家创造了自由想象的广阔天地。试想如果关于昭君的历史记载像项羽、刘邦等历史人物那样详细明确(甚至这些人物性格也载入史册),那么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了。另一方面,昭君出塞这一历史事件具有多义性,也是造成昭君形象多样化的一个原因。
　　首先,昭君和亲虽然是当时汉匈两个民族统治阶级为了各自的阶级利益所采取的联盟行动,“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但这一历史事件在客观上促进和加强了汉匈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而王昭君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起到了友好使者的历史作用。因此,作家完全可以从这个意义上根据自己的时代要求提炼主题,塑造昭君形象,如董必武的诗、曹禺的《王昭君》等。但是问题在于,历代文学艺术作品中为什么很少把昭君作为民族友好使者来表彰,把出塞作为民族友好事件来渲染、宣扬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当权的统治者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由于他们的阶级偏见,一般而言,很难希望他们会产生民族平等和民族友好的思想,虽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在实际政策上可能采取和解的态度,因而有和亲政策和“羁縻”(笼络番属等意思)的政策。至于劳动人民,虽然从现实生活出发,会有产生民族友好相处的愿望和经济交往的要求,但这种愿望和要求常常被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所破坏,以致这种愿望和要求处处受到压抑,得不到正常的实现。二则由于本身个体生产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局限,即小生产者的局限,因此在民族问题上很难站在各民族共同利益的角度去看问题,何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里,民族友好的思想比较难于树立,更不易占据支配地位。相反,像民族气节、妇女命运、宫廷黑暗等问题,是人们生活中经常有所感触、普遍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社会现实和时代意识的反映者――文学艺术家,当然就不会塑造出“民族友好使者”的昭君形象了。这就是过去历代封建文学、艺术作品中绝少把昭君故事用来歌咏、描绘民族友好的主题的主要原因。
　　其次,昭君和亲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汉匈民族关系基本缓和的时代(昭君出塞时,汉匈已经和好十八年),但是在此之前,匈奴的侵犯骚扰确实给汉民族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威胁过汉朝政权。根据《汉书》记载,秦末汉初,匈奴势力空前强大,乘机侵占了河套以南的地方,并不断进攻汉朝。高祖六年(前201),汉高祖刘邦被匈奴40万骑兵在平城白登山围困了七天七夜,才勉强逃回。之后刘邦无力反击,只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的女儿嫁给单于,每年还送去很多金银、丝帛、粮食和酒,接着又互通边贸,交换产品。从那时起直到汉武帝初年的70年间(前140～前87),汉朝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先后跟匈奴昌顿单于、志上单于等结为姻亲。和亲和互市在客观上加强了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匈奴对汉朝的攻扰也一度缓和。但是,匈奴、奴隶主贵族贪得无厌,每当秋高马肥时,仍旧不断进袭西汉边郡,匈奴骑兵甚至两次进到长安附近,战云弥漫,情况异常严重。汉族聚居的西北各地,经常遭受匈奴蹂躏,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和亲政策其实是汉王朝和后来的宋王朝屈辱投降、卖国求安的政策。因此,马致远的《汉宫秋》把昭君塑造成一个统治阶级奉行和亲投降政策的牺牲品,但又具有民族气节的悲剧英雄,也是无可非议的。
　　再次,王昭君作为一个女子,在把妇女当作统治者淫乐牺牲品的封建时代,不管她是幽禁深宫还是作为政治联姻工具,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妇女被奴役的地位和悲剧性命运。从这个角度选炼主题,也未尝不可,如杜甫、王安石等的咏昭君的诗中可以看出作家同情妇女遭遇的进步思想。
　　另外,昭君作为一个美貌女子,作为侍诏掖庭的宫女,是因为没有得到元帝的恩宠而作为弃妃被遣出塞的。失宠本身虽然不带有什么重要的历史意义,但也反映出封建专制制度下埋没人才的普遍现象。昭君出塞的历史素材所具有的这层含义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是在把个人的前程、抱负、理想都系于君王一身,都建立在得宠的基础上的封建社会里,却能产生强烈的普遍共鸣。每当文人们仕途失意、被奸臣陷害排挤、失去皇帝重用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王昭君的悲剧命运,于是你吟我唱,千古不绝。在历代咏昭君的诗中,借昭君形象怨恨君王、痛斥小人抒发失意慨叹的作品最多,原因也在于此。
　　昭君形象的各异与昭君形象素材的可塑性、形象的多义性有关。正因为这一历史人物事件蕴涵潜在的、丰富的、多层次的意义,不同时代的的文人也就从各个角度取材这一历史事件,提炼出不同的主题,塑造出不同的昭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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